夏继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战斗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华中人民的抗日长城。

当时的华中地区，泛指北起陇海铁路，南到长江，西迄汉水，东至海滨，跨长江、淮河、黄河、汉江，包括苏、浙、皖、豫、鄂五省和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侵华日军在华中一直驻有重兵。1938年2月14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建立华中派遣军，下辖第二军、第十一军所属的9个师团和直辖的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一一六等5个师团，共14个师团。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销华中派遣军，设立中国派遣军，总部设在南京。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侵华日军在华中驻扎了15个师团和14个独立混成旅团。除了这些日军，新四军的作战对象还包括大量伪军。

投靠日军的国民党正规军成了伪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日军大举入侵华中地区后，各种名义的伪军大量出现，其中以奉行“曲线救国”为名而投靠日军的国民党正规军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成了伪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开始时，各地伪军自立山头，有的叫“和平建国军”，有的叫“和平救国军”，有的叫“绥靖军”，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卖国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为了扩充实力，他竭力网罗国民党军中的投降派和各地的土匪、流氓、地痞等。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投降日军后，任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兼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投降日军后，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日军后，任伪第一集团军总指挥；国民党将领张岚峰投降日军后，任“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还有其他国民党将领如庞炳勋、郝鹏举、项致庄、潘干臣、杨仲华、徐继泰、杨揆一等，均先后投降日军并任伪军高官。他们的部队则成为伪军的正规军，盘踞于上海、杭州、武汉、开封、徐州以及南京周围。

此外，还有地方伪军，包括省、县级单位的保安部队、警备队、“反共自卫队”、“清乡队”等，多达数十万人。

1941年3月25日，汪伪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要求“大力加强军事建设”，会后调整了伪军的编制序列。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续抽调大批主力部队“南进”作战，驻华中地区的日军有所减少。于是，日军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反动方针，进一 步扩充伪军数量，并调整了部署。

汪伪卖国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侵华日军总部也设在南京，华中地区成为日伪的命脉所在地。

对伪军的方针政策因时因地制宜

1939年5月13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加强伪军工作问题》电报中指出，“敌人正从其占领地强征壮丁，积极组织伪军强化伪军，我们瓦解伪军的政策应更加强化与积极起来”，并做了七条具体规定。总的精神是大力加强宣传攻势和秘密组织工作，设法打入伪军内部，组织拖枪、逃跑和反正。

1940年1月25日，中共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江南敌工会议上指出，汪伪政权大力发展伪军，我们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对伪军的争取和瓦解，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组织工作，同时配合军事行动。

陈毅率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三年之中争取了三股伪军反正。他总结了做好伪军工作的七条经验：

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争取。

通过居民关系争取伪军反正。

伪军做贼心虚，始终存在观望心理，我军愈有抗战的政治主张和光明的政治态度并获得民众拥护，愈可以吸引伪军反正。

运用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两面派，是争取伪军反正的桥梁。

对伪军的宣传鼓动方面应是公开的，应动员广大人民，造成民众运动。但如组织反正应是绝对秘密的。机事不密，反陷起义者于死，这是民族的损失。

伪军反正其作用在造成敌人营垒的瓦解，不是着眼在扩充几多人枪，因此切忌各方面的抢夺，脱离正确的对敌伪的统一立场，甚至走向用金钱收买，使伪军待价而沽，甚至泄露秘密，应避免这种偏狭倾向。

不应贪图小利。凡有觉悟的伪军，应使其尽可能留在敌方，从伪军方面进行敌（日）军工作。只有在事机泄露不能再留下时才坚决反正，争取先机。

1939年9月，陈毅在新四军军部出版的《抗敌》杂志上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中写道：“敌军内变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敌人进行的是反革命战争，他没有使用这种斗争武器的政治基础。我们进行的是革命战争，是合乎正义，合乎人道，为了和平，为了自由，所以我们具备使用瓦解敌军的这种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有人怀疑能够把敌人力量掉转对付敌人，我们应该决然相信这是能够的，我们可以做出许多实际来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处于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下，处境更加艰险，整个敌后抗战也进入了更艰苦更困难的阶段，因此对伪军伪组织需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方针政策。

8月4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其中对伪军伪组织的方针政策有11条，主要精神是：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对已组成的伪军加紧争取工作，以便在必要时与对我有利时实行反正，现时应争取对我帮助，不坚决反对我们，这是对伪军伪组织的总方针。

在具体方针政策上，主要有：承认两面派的地位并采取控制政策；对同情分子严守秘密并保持其灰色面目；在交通线及敌人势所必争而我在军事上无法夺取或夺取后不能站稳等特殊地区，对伪军伪组织采取交朋友的工作，少结仇怨；已建立起良好关系者不争取反正，宁让伪军占领而不引起日寇注意；已不能巩固的地区，应善于以革命两面派的态度去敷衍敌人；对伪军一般不要其立即反正，争取长期埋伏，以待将来有利时机，特别是成分很坏的伪军更应劝其不要反正，只有某些深入我根据地而为我必争的据点之伪军，在可能时争取反正，或某些伪军因我秘密关系暴露不得已才实行反正；对大股反正之伪军，可以外围军看待，不缴械，不强迫改编，不剥夺军官兵权，合则留，不合则去；帮助他们进步，但不应轻易帮助他们扩大；对伪军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是加强争取伪军各级军官，对高级长官亦宜加紧争取；伪军伪组织中我党组织应以短小精干、长期隐蔽为原则，切忌庞大，党员亦不宜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以免遭破坏。

新四军坚决、切实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华中局并于10月25日做出了《关于加强敌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区党委、各师成立党政军统一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集中最大力量来进行伪军工作，还规定伪军营长以上的秘密工作一律由当地负责同志处理。

在新的形势下，对伪军的策略亦有新的变化。1942年，第一师（师长粟裕）对伪军的策略出现了五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到以政治争取为主，多交朋友，孤立日寇；二是以小股伪军为主，转到以较有决定意义的大股伪军为主；三是以公开反正转到秘密反正，表面上仍可挂伪军旗帜，暗中完全听我指挥；四是对叛变投敌者以宽大办法代替严惩，使其心悦诚服不再顽抗；五是在经济上较以往宽大。策略的转变使工作更具灵活性，成效更显著，整个苏中地区伪军有七成的师与新四军建立了秘密联系。

1944年以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新阶段，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也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审时度势，对伪军的方针政策也做了调整。5月召开的华中局会议确定了对不同伪军的方针政策。12月8日，华中局又发出了《关于加强伪军伪组织政治攻势的指示》，要求对一切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伪军伪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政治攻势，利用一切关系深入到其内部去。

日军面临总崩溃前，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又发出指示，强调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大股伪军和战略性地区的伪军上面，这一中心工作由旅及军分区以上去做；地方性伪军由地委去做，要抽调大批干部，组织专门工作委员会进行工作。如大股伪军调防，该委员会应随之行动。条件成熟时应组织伪军反正，不成熟时仍应隐蔽待机，不宜过早暴露与过早反正。

秘密开展对伪军主要头目的情报策反工作

对华中伪军主要头目的情报策反工作，都由新四军军部、各师、各区党委负责同志掌握。

李长江投敌后，驻防于泰州一带。陈毅早就了解该部中将副司令兼伪二十四师师长颜秀五早年参加过共产党，还几次要求恢复党籍，遂批准颜秀五为中共特别党员，和苏北特委书记惠浴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苏省省长）单线联系。李长江一直将颜秀五视为亲信，叛国投敌后将其作为左右手，让其带兵。经刘少奇和陈毅批准，惠浴宇带领敌工部干部盛华、陈超寰等四人秘密进入颜秀五部，建立了联系，获得不少情报。日军几次下乡“扫荡”，新四军都把兵工厂和伤兵医院隐蔽到颜秀五部据点里，有时惠浴宇就坐在颜秀五部的电台旁，帮助抄收日军发来的作战电报。

不久，颜秀五陪同惠浴宇面见李长江。惠浴宇向李长江转达了陈毅对其叛国投敌的训诫，李听后涕泪交流。从此，李长江不大愿听日军的指挥，甚至和日军明争暗斗，有时还向新四军泄露一些日军的情报，并掩护中共人员。1943年10月，李长江被削去兵权，伪第一集团军番号亦被撤销。

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兼伪第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项致庄，叛国投敌前任国民党第三战区炮兵副总指挥。汪精卫让他当了伪中央委员、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参谋次长兼伪总务厅厅长。他继李长江驻防苏北，后又被调往杭州，兼任伪第十二军军长。为了开展对项致庄的情报策反工作，新四军敌工部干部徐楚光首先争取了伪苏北绥靖公署驻南京办事处中将处长洪侠参加秘密抗日工作。洪侠又通过好友、时任项致庄秘书的程世清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徐楚光又派马蕴平、乐伟平打入伪苏北绥靖公署，搜集情报。

1944年9月，项致庄率伪第十二军调到杭州，任伪浙江省主席兼伪杭州绥靖公署主任。洪侠便改任项致庄驻南京办事处中将处长。一次，项致庄到南京参加汪伪军头目的秘密军事会议。会议制订了《京畿地区剿匪方案》，成立了由伪军上将郑大章为总指挥、日军少将浅海为顾问的“剿匪总指挥部”，准备对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洪侠和马蕴平设法搞到了日伪军事行动计划和指挥部的电报密码本，急送华中局，受到了表扬。敌工部干部王宗良还打入“剿匪总指挥部”任上校情报科科长。由于新四军事先获悉了这次“剿匪”行动的大量情报，汪伪出动十个团却一无所获。

1944年从开封调任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兼伪第二方面军上将总司令的孙良诚，原系冯玉祥麾下的“五虎上将”之一，日伪将他调至扬州一带，以拱卫“京畿”。他手下有第四军（驻盐城）、第五军（驻阜宁），还有骑兵团、特务团、教导团等直属团，分驻于扬州附近。

新四军敌工部干部沈诒奉命到泰州秘密会见了孙良诚的堂弟、伪第三十八师少将师长孙玉田，到扬州秘密会见了孙良诚的秘书长，转交了粟裕的信，还见了孙良诚的甄参事。他们都说孙良诚已看了粟裕的信，表示要为抗战效力。沈诒还面见了伪第五军中将军长王清瀚。以后，王清瀚与新四军常有联系，提供了不少情报。1948年王清瀚被秘密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在淮海战役中对策动孙良诚率国民党第一○七军投诚起了一定作用。后又奉命到蚌埠策反刘汝明，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南京杀害。后来，王清瀚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岚峰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其妻张志兰是冯玉祥妻子李德全的外甥女。张岚峰叛国投敌后，全盛时期号称有十万之众，驻于皖北、豫东地区。张岚峰为了求生存，暗中派人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联系。第四师敌工部干部刘鲁民利用关系打入张岚峰部伪第八军中将军长陈扶民处，开展情报策反工作。张岚峰、陈扶民都暗中与新四军建立了联系，对新四军作战不积极。第四师又派李杰、郭芸等十几位敌工干部秘密进入张岚峰下属伪第十八师做情报策反工作。经过长期工作，伪第十八师全部、伪第五十五师师部和一个团，先后投奔新四军。

另一个伪军头目任援道，汪伪政府成立后任伪军事委员会常委、伪军事参议院代议长、伪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伪苏州绥靖公署主任等。新四军领导了解到军部教育科科长冯少白（又名洪隆），和任援道之子任祖萱（伪第二师师长）是留学日本 时的同学，遂派冯少白对任援道父子开展情报策反工作。抗战胜利前夕，任援道会见了冯少白，表示愿意投奔新四军，并提出了三条要求：一、给他的部队定一个番号。二、指定起义联系的地点。三、解决给养。冯少白回军部后做了汇报。新四军军部又派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季方，再去和任援道联系。因抗战一胜利国民党就派人到任援道处，任暗中要冯少白快走，起义已不可能了。

总之，新四军对华中伪军主要头目的情报策反工作，派出的人员较多、级别较高、联系的渠道也多，方式方法灵活，效果明显。

大力争取伪军反正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共歼灭伪军35.2万人，其中争取反正5.4万人。

新四军从成立时期起，一直强调要争取伪军反正。1939年2月，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要求新四军做好17项具体工作，其中有一项是：“瓦解伪军。敌人从本国抽调部队到中国来非常困难，主要的是利用伪军，以华制华，来弥补他兵力不足的缺陷。因此我们应该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军事上消灭他，而且要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敌人不敢运用伪军。”

新四军甫告成立时，总兵力仅1.03万人，而日伪军总数非常庞大，加之对伪军工作刚起步，争取伪军反正在政治上固然影响很大，但过早暴露新四军的秘密工作，对全局亦未必有利，因此前几年中伪军反正的人数并不多。

新四军策动的第一支大股反正伪军是湖北的郭仁泰部1000余人，时间是1940年1月19日，地点在鄂中。主要策反人是豫鄂挺进纵队路西指挥部指挥长、中共鄂中区委军事部部长陶铸。

郭仁泰原系帮会“汉留会”头目，陶铸对他进行统战工作，使郭靠近中共。郭仁泰被国民党逮捕后，陶铸将他营救出狱，郭万分感激，称陶铸为救命恩人。后来，郭仁泰叛国投敌，任伪鄂西保安副司令。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本来也可用武力解决他，但考虑到郭重江湖义气，未对新四军进行过敌对行动，且该部很多人是矿区工人和农民，被迫当了伪军，为此鄂中区党委决定派陶铸和蔡松荣（后改名为蔡斯烈）秘密进入郭仁泰部，与郭见了面。经说服教育，郭表示愿意反正。不久，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又派谢威秘密会见郭仁泰并进行策反。其时，新四军取得了全歼伪军李又唐部，两次重创伪第九十九师的重大胜利，对郭仁泰震动很大。在军事威慑和政治争取下，郭仁泰率四个团反正。

在敌后抗战的特殊情况下，伪军反正还出现了“秘密反正”这种特殊形式。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反正后打国民党军旗号，实为新四军部队；二是反正后仍打伪军旗号，暗中接受新四军指挥。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浦东工委。浦东工委下属的伪军工作委员会，派出多名地下党员先后打入伪第十三师第五十团，争取了团长和三个营长成为中共的“关系”，六个连队中有五个连成立了秘密的中共地下支部，全团秘密党员有57名，所有的机枪手都是秘密党员。负责轮训班长的干训队正、副队长，也都是秘密党员。

1940年冬，中共浦东工委对伪军第五十团的去向做了研究。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公开树起新四军旗号，在上海近郊打游击；二是拉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三是随同即将调防的伪第十三师，从杭州湾前往浙东，去发展该区的游击战争。经报告上级批准，决定执行第三个方案。后经多方面工作，该部伪军到浙东后，番号改为国民党鲁苏战区淞沪第五支 队暂编第三纵队、国民党第三战区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实际上由中共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领导。南渡杭州湾的五批部队900余人，均由中共党员蔡群帆、朱人俊、方晓、姜文光率领。由于整个抗战形势，中共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部队仍实行灰色隐蔽，使用国民党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的番号，一直到1944年1月5日，才正式打出新四军的番号。

拱卫汪伪“首都”的伪警卫第三师3000余人的反正，堪称秘密策反成功的范例。

伪警卫第三师成立于1944年，全部日械装备，军官大都毕业于伪中央军校，下辖三个团及炮兵连、特务连等，在伪军中兵员充实、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被称为汪伪政权的“宝中之宝”。

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派到南京卧底的中共党员徐楚光，负责组织领导对该师的策反工作。

伪中央军校二大队有个政训员名叫赵鸿学，在国民党军李明扬、李长江部特务大队任副大队长时，奉命看押被陈毅派到“二李”处做统战工作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陈同生对赵鸿学晓以大义，使他深受教育。李长江投敌后，赵鸿学曾发泄对日本人的不满，被送到南京关押审查。徐楚光在汪伪政治感化院和伪中央军校曾与赵鸿学多次接触，两人还成了结拜兄弟，使赵暗中成了中共的“关系”。后经徐楚光多方活动，赵鸿学当上了伪警卫第三师第八团团长，掌握了兵权。

伪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健魂，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当过红军营长，后在一次战斗中与党失去了联系。一天，赵鸿学带徐楚光面见钟健魂。徐楚光分析了形势，希望钟健魂率部反正，钟健魂表示同意。

1945年7月中旬，钟健魂得知自己将被撤换。徐楚光带赵鸿学从南京秘密抵达新四军军部驻地盱眙县黄花塘，向新四军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做了汇报。刘贯一又报告了参谋长赖传珠，决定尽快策动伪警卫第三师反正。徐楚光回南京后，向钟健魂传达了新四军对该部的政策：一、反正后对该部不编散；二、即使被日军发觉部队带不过去，钟师长一人过去，我党我军也十分欢迎。

在汪伪“首都”和侵华日军总部驻地南京，要策动伪军一个师反正，阻力重重，风险极大。徐楚光和他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战胜种种困难，终于在8月13日成功策反了伪警卫第三师3000余人，还携带大炮34门（其中九二重炮9门、八五炮9门、七五炮16门），重机枪34挺，轻机枪117挺，步枪1100余支，弹药几十万发，电台2部。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城工部代部长刘长胜赶到六合县迎接反正部队，并召开了欢迎大会。该部改名为新四军所属华中解放第一军，钟健魂任军长，刘贯一兼任该军政委，徐楚光任副政委兼军参谋长、第一师师长，赵鸿学任第二师师长。根据钟健魂的请求，党组织批准他重新加入共产党，赵鸿学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争取汪伪空军反正

汪精卫除大力加强陆军以外，还成立了伪海军部和伪航空署，竭力想把伪海、空军也组建起来。

汪伪航空署署长陈昌祖，是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胞弟，曾留学德国学过航空工业，担任过国民党第二飞机制造厂厂长。投降日本后，陈昌祖在常州办起了伪中央空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学员于1943年毕业。汪伪空军先后搞到了十几架飞机。为了保护这些飞机，汪伪航空署专门成立了一个警卫营，驻防于常州飞机场。

伪航空警卫营营长顾济民，原是国民党军的团长，淞沪会战中被日军俘虏，被迫投降。他看到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后，内心很气愤，加之敌伪内部矛盾重重，感到很难存身。

新四军在武进县设有敌工站。他们对伪航空警卫营一连连长顾庆良、一连二排排长陈飞进行了秘密策反，取得进展。然后又做通顾济民妻子周素英的工作，对顾济民进行策反。顾济民有一定的正义感，爱国之心并未泯灭，加之他得知自己将要被撤换，遂于1942年5月18日率部反正，投向新四军，还发表了《告伪军将士兄弟及民众书》，号召伪军“全体一致参加抗战，合力驱逐日寇，争取民族解放”。

伪航空警卫营的反正，引起伪空军人员的极大震动，尤其对年轻军官产生了很大吸引力。1945年1月，伪空军飞行员黄哲夫因对现实不满被开除军籍。他通过关系秘密到达宣城，见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彭海涛了解到他弃暗投明的决心后，派人陪他到浙江长兴农村的新四军苏浙军区，见到了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听黄哲夫汇报了汪伪空军的情况后，粟裕说：“欢迎你们起义。这是件大事，我要告军部和延安党中央。”

三天后，粟裕等人再次接见黄哲夫，说党中央已经复电，要你们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还特别介绍了延安机场情况及起义时应注意的问题，要黄哲夫改变原先的名字和我方联系，当即商定黄哲夫改名于飞。粟裕还讲了在南京的联络人和联络地点。

黄哲夫返回南京后，得知汪伪空军教导队已从常州搬至扬州，改为航空处，由白景丰（后改名白起）任少将主任。黄哲夫秘密串联了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做白景丰的工作。白虽官居汪伪少将，但也早想投奔新四军。7月底的一天，黄哲夫在扬州和周致和、白景丰、秦传家、何健生、吉翔等人秘密开会。黄哲夫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复电、粟裕的指示，研究了如何投奔新四军等具体问题，确定了行动计划。

汪伪政府有三架专机（“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停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供汪伪主要头目专用。要搞到这三架飞机，难度极大。

经过精心谋划，1945年8月18日，周致和驾驶“建国”号飞机，黄哲夫领航，机上有副驾驶、机械师等5人，从扬州经6小时飞行安全抵达延安机场。后来，白景丰等汪伪空军人员先后起义，从扬州抵达解放区。

在日军刚刚投降、国民党大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之际，汪伪空军人员投奔新四军的行动，开创了从敌人营垒中驾机起义的先河。后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还在延安接见了汪伪空军驾机起义的机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