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玫瑰门》之前我们也许应当开启对1985—1986年间铁凝的三部小说的记忆：《错落有致》中，女性面对母亲角色的迟疑与疏离；《麦秸垛》中，现代女性对“原始母亲”的认同与裂隙；《晚钟》中，除“奉献”与“义务”外，母职作为女性主体身份证明与个人权利的另一重意义，以及母女间微妙的竞争关系。上述小说中母亲与母职隐约透出的可疑，在《玫瑰门》中切实化为对“问题母亲”的叙述，且明确以女儿视角与立场去展开这种叙述。这意味着作家开始反思母亲焦虑成为自己叙事焦点的原因，开始回顾焦虑产生的历史。自《玫瑰门》回溯，上述焦虑是一个女儿面对即将到临的母亲角色的迟疑，是出于对成长、对充分履职的渴望而产生的自我警醒与怀疑。这种焦虑源于个人历史中那些灾难性的经验与记忆。在这里，“个人历史”是一种糅合了多个层次的表述：某段特定历史须对这种焦虑、这些恐怖的经验与记忆负责，后者的消逝将证明这段历史终成过往；社会性别制度生产出悲剧性的母女关系，显示出自身顽固而隐蔽的存在，它并未随着历史的过往自然消逝，而是在新时期中更生演化；细究其中的创伤性事件，会发现问题不仅在于事件的制造者——母亲，也在于将其体验为恐怖经验的女儿。于是，小说始终存在着悲观与乐观、绝望与希望的两种倾向，前者是一种不可自抑的、潜意识与宿命论式的恐惧与焦虑，后者却是一股自我说服的决志，是试图完成的一种历史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