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鲁

星期六，天一黑下来，时代广场上一幢幢巨大建筑的窗户便灯火通明，临街的商店和霓虹灯、超大的电视屏幕、电影院的门口与成人俱乐部，在所有这些发出五彩旋闪灯光的地方，人群摩肩接踵，广告上所有的明星都在宣告“我来了”，电视、电影、报纸、广播的风头之后，似乎一定不放过这里的夜晚。广场中间的小小三角孤岛，百老汇的售票亭大排长龙，24小时滚动的电子新闻看板不停的播出政治、经济、股市、凶杀、战争，甚至绯闻，对此人们的脸上已毫无表情，路边的下水道发出一股股发霉酸臭的混合着酒精发酵的味道。这味道还混合着黑人身上浓烈香水的臭味，夹杂着奶油烟丝和比萨饼店浓浓的奶酪的味道，也时而嗅到一辆辆从酒店广场出发的旅游马车遗留下来新鲜马粪的气味。街角的漆黑处飘过一缕缕大麻的香甜。

我们从“肖像食堂”夹着画具，拎着折叠椅，准备继续挣钱。今天下午我们收工早，到了“肖像”食堂时间尚早。也许，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肖像食堂”，它是一家中餐馆，在时代广场的第46街。饭馆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反正我们所有的人都这么叫“PORTRAIT食堂”，几乎所有的中国画家、阿尔巴尼亚画家、罗马尼亚画家和黑人画家，每天都会在这里买份外卖，这里的饭菜做的好，米饭炒菜加一个汤四块两毛五，味道好份量足，他们几乎包揽了所有街头艺术家的生意。一位从东北来的画家甚至在饭馆的楼上租了房间，并入了伙，一来画像方便，二来省了每日路途的奔波。这是一个画技很不错的家伙，酷爱印象派，我曾经去过他的住所，他给我看一幅幅风景、街景的油画，画的很有感觉。他虽患有腿肌，但每日都像拼命三郎。

孤身一人，每日单调乏味的生活，渐渐的塔染上赌瘾，据别人讲他的故事；他每次去大西洋城，总是输的很惨，还不时的向同行的朋友借钱，朋友不忍心他再赌再输，回拒他，他便愈加痛苦，苦苦哀求。待回到曼哈顿，他便重整旗鼓，从头再来……。

天黑下来了，才八点多，要一直等到夜里11点之后，才可以出动，才可以在百老汇的大街上支起画架，警察11点下班，而那些骑着高头大马的骑警是不会管我们的。他们只是纽约城市的一道风景，常被游客们要求合影。

我们试着干起活儿来，这段非法的时间我们要对付警察的追赶，当你被抓住，常常是没收画具，带上手铐，被塞进车里带到警察局，一通盘问，罚单开过再被放出来。画具、椅子没几个钱，但切记不要带证件，永远提供你的假名字、假地址。其实警察只是例行公事，不会深究的。但你倒霉的话，会被送到中国城的监狱，一个香港来的画家，竟被关过72小时，那是一个可怕的经历。狱中其他的犯人会欺负新进来的，尤其你是温顺的亚洲人，如果你遭到强暴，那你就更惨了。我们曾上街游行，抗议歧视对待，保护街头艺术家的生存的权利，曾闹了好几年。

当我对我的德国朋友谈起这些经历，他耸耸肩，对我说：“你知道，全世界的警察都是流氓”。

我与身边的朋友们也被警察追的七零八落，周末的游客愈来愈多，李植一始终和我在一起，我们开始往时代广场的中心岛转移，那里光线暗人多，警察不会注意到我们，在靠着售票厅的西侧，我们迅速的支起画架开始招揽生意。车流从两边分流而过，车流的灯光与两边的广告灯光屏幕的反射使得四周都是刺目的光，我们便在这样的环境开始工作。植一在我旁边，我在画一对意大利的老夫妇，他们不会说英语，面目慈祥，两位老人挨坐在一起，一动不动，我们每个人后面都有许多围观的游客，这时，身边有人叫我，我停下画笔，叫我名字的是萨维达，我面对她身后刺目的光，一时看不清她的轮廓，萨维达介绍她的朋友给我，也是位土耳其姑娘。她又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他就是我说的那位画家”。她告诉我，找我半天了，她找遍了广场各处，最后才发现我在这里。她告诉我，她和家人明天要回柏林，所以她今天一定要找到我，问我回到柏林会去看她吗？我当然说会去，萨维达并不在意周围的人，一直和我说话，我对那两位意大利老人感到抱歉，让他们再等一下。萨维达给我写下她柏林的电话与地址，那一刻我刚刚看清她今天装扮，格外的惊艳。她狠狠地抱住我，在我脸颊上重重的亲了一下，又重复叮咛我去柏林看她。她拉起她的朋友闪进人群，消失了。我回到座位重拿起画夹，这时才注意到两个老人的矜持没有了，两张红红的、和善的脸笑开了花儿。我微笑着说过抱歉之后继续工作。

萨维达是个土耳其姑娘，家在柏林。父母是知识份子，父亲是工程师，她从小生长在柏林，受的是德国学校的教育，德国籍，算是德国人。可我还是觉得她是土耳其人。这些都是在我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告诉我的。她告诉我她是随父母来度假的，她家有亲戚在纽约。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也是在时代广场的侧街里，因为警察的驱赶，当她坐下来的时候，我很紧张，一般你遇到真正的美人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担心画不好的，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验。萨维达的美，是绝对的美，或是因为家庭的背景，或是因为欧洲的教育，她大方得体，美的适度。我用彩色粉笔，我神情专注地画，画的过程中，我身后聚集了一群年轻人，有胆大者要她的电话号码。总之，询问不断，她表示可以，但要他们不要打扰我的工作。画像完成，我对自己真的非常满意，萨维达尤其惊讶。

在我签名之前，我提醒她那里有几个年轻人在等她，有几位小伙子甚至要为她付钱。她当然拒绝了小伙子们的请求。她很有礼貌的与他们结束周旋。

我把画装好框放在袋子里，她开始坐下来，我们聊了很久，可能是因为我告诉她我也到过柏林，也曾在克依茨拜克居住，那里是土耳其人的聚集区，我想这可能引起了她的好奇。那天我们聊欧洲、聊德国，她告诉我他的身世、家庭……自始至终我一直盯着她的美的惊悚的眼睛看。

后来，她又是在第50街的马路西面找到我，这次她带来了她的父母，在她父母的注视下，她又要求我给她画了一幅黑白素描，并依次为她的父母画了肖像。她父亲高大，坐下后一直在微笑，一望而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许因为女儿的高兴，她的父母对我也格外的友好。

整个星期五晚上，我和植一在那个三角地带画到很晚，分手时植一猛拍了我一把，“嘿！哥们儿，你就这么回家吗？”我问：“怎么了？”他指指我脸颊右侧“你不怕你老婆闹啊？”我用手擦了一把脸，手上沾了许多唇膏的红色，我这才想起那两位意大利老人笑容可掬的表情。

我至今没有忘记这位萨维达姑娘，也一直没有再去过柏林，长的完美无瑕的女人的样子的女人，你往往记不起她的样子，记住的倒是“完美无瑕”这几个字。我记得我在柏林的时候，朱金石对我说过，土耳其女人不管长得多漂亮，一到年龄，再一有孩子，就会变得胖起来，就会完全变成家庭主妇的样子，便不再可爱了。92年以后，我再没去过柏林，也就不可能去找萨维达了，我至今还有她在柏林的电话和地址。也许她也变胖了。每当我想起萨维达，不知为什么总想起朱金石的这番话，但愿萨维达没有变胖，也没有生孩子，这样哪天到柏林再见到萨维达的时候就不会太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