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大炜

与许多国家颂歌式的国歌不同，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在抗战的烽火年月诞生的，是战斗的号角，具有永久的现实意义。这曲警钟式的歌曲，我们对于它的来历、本体，虽有记载或介绍，但长期以来缺少详实深入的研究。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八十周年之际，这个缺憾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的国歌》一书弥补了。著者紫茵真名陈志音，曾担任《音乐周报》副总编，是一位著述颇丰的著名音乐评论家，经常使用紫茵这个艺术化的署名。

要将一首短短的歌曲，形成一本两百页的著述，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我没读几页就被作者的著述角度所折服。作者开篇将笔触伸向政治学领域的国家概念，并追述中华民族的发轫与形成。从“四书五经”中的《尚书》到夏朝、商代礼乐中的《大夏》《大》，作者从中国古代的经书典籍中挖掘中华民族古老的“国歌”，帮助读者明确国歌的形式和概念，其国学功底让人不能不佩服。而对唐大曲、鼓吹乐等中国古代音乐形态的把握，则是作者对中国古典音乐史的研究功力。她将角度拉到近现代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进入中国，袁世凯1898年制定了有关设立军乐队的条令，从引进军乐到引进国歌的概念，从《颂龙歌》到清政府第一首法定的国歌《巩金瓯》。她还带领我们浏览世界诸国的国歌，有第一首古老的国歌——荷兰的《威廉颂》，有被英联邦等国共用的《天佑女王》，有号角音型的《马赛曲》，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国歌之一，同是号角音型的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与《马赛曲》相比肩。

对于“义勇军”这个耳熟却不一定能详的名称，书中也作了历史考证：“义勇”两字是宋代对民间武装的称呼。对有关《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诸多事实与传说以及对《义勇军进行曲》歌名的梳理，从“九·一八”事变后的历史大背景展开。我们的国歌暨《义勇军进行曲》的音调更让我们的思绪回到抗日烽火四起的年代。作者通过走访上海国歌展示馆，在书中对歌曲的起源史料一一进行了厘清。书中记述了东北黄显声将军1930年创立的打响抗日第一枪的辽宁抗日义勇军，成为了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还有1931年，王屏南领导的上海市民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支援了十九路军。这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山河”大旗的爱国民众组成的义勇军成了燎原之势。义勇军的事迹为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灵感、激情和素材。而出资拍摄主题歌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影片《风云儿女》的，正是曾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将军。因此，《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首军歌，一首鼓舞激励人们卫国奋战的战歌。爱泼斯坦在台儿庄战役中“亲睹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本军队的炮火向前冲锋”。

书中记述了影片《风云儿女》1935年5月24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随着这部由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以艺术形式再现东北义勇军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全中国。书中也记述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插曲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制的过程，“音乐家吕骥、任光邀请了司徒慧敏、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及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等人组成一支小合唱队”，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中录音，就是这支小合唱队最早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还不应忘记歌曲诞生初期积极推广、教唱传播的青年爱国社会活动家刘良模，也不应忘记同期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美国演唱，他甚至当即就向刘良模建议此曲用作国歌。书中将歌曲创作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匡正，澄清了一些一度讹传的史料谬误，例如，田汉是在被捕入狱前完成了歌词，而非在狱中“写在一张香烟盒锡纸衬纸上”；聂耳是从日本将谱好的曲子寄到国内的，绝无谱好了曲、再用小号吹给田汉听的桥段。

《我们的国歌》一书从多角度将《义勇军进行曲》从电影主题歌到军歌、战歌、代国歌到国歌的历程。1949年6月，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制定新中国国歌进入议程，画家徐悲鸿第一个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因为这支战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经过反复讨论，《义勇军进行曲》在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其后，经历了共和国特殊历史时期的国歌一度被替换了歌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田汉的歌词，并将《义勇军进行曲》由代国歌正式确定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写入宪法修正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书中记述了我们国歌演奏的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有开国大典上，国歌第一次伴随着冉冉升起的国旗奏响，这是载入史册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有《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政治大国的国歌在国际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中奏响的记录。

书中从音乐史角度对国歌各种版本及其历史沿革进行了梳理。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由两百人组成的开国大典阅兵联合军乐团在二十九岁的总指挥罗浪的指挥下第一次演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使用的是罗浪配器的总谱。1953年，姚锦新编配的军乐队版国歌成为总政治部出版的“军乐总谱第一号”。1951年，李焕之编配了管弦乐版的国歌，并指挥中国青年艺术团管弦乐队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演奏。从此，这个版本和后来军乐团程义明据此整理移植的军乐队版成为沿用至今的国歌标准版本。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说《义勇军进行曲》，“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早在1944年，美国指挥家福尔希斯曾提议在同盟国胜利之日演奏各国乐曲，《义勇军进行曲》被选定为代表中国的乐曲。我们的国歌具有如此的思想艺术高度，书中对国歌的音乐形式和艺术特色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对国歌的节奏、调性调式、和声、曲式以及歌词的结构都作了精到的分析，对国歌的音乐和文学的分析更是增加了全书的学术性含金量。

国歌天天听、天天唱，我们的国歌如此神圣，我们如何对待它？此书对我产生的最大共鸣是关于我们国歌立法的章节。书中以高度赞赏的笔触记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团长、现任音乐总监于海呼吁制定《国歌法》的提议，使得这本书的内容更加全面，分量更加厚重。我们的国歌歌词永远具有现实意义，书中记述了周总理关于“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思想。周总理认为，新中国建设越发展、越强大，帝国主义就会越嫉恨，越想破坏、攻击我们，这一预言在当今敌对势力环伺的国际形势中显得多么的高瞻远瞩！万里长城如此雄伟而险峻，但在历史上没能阻挡匈奴也没能阻挡日寇，《义勇军进行曲》提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伟大的警句。

《义勇军进行曲》承载了民族的热血历史，激励着民族的斗志，凝聚着民族的精神。对于这样的一首歌曲，2015年居然发生了令人不可容忍的事件。在香港的一场足球赛上，有人在演奏国歌时发出嘘声，遭到了国际足联的制裁。这事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国歌应当受到保护，如同我们的国格、我们的国界应当受到保护一样。对待国歌的行为举止是一个公民爱国的起码体现。本书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思考：如果有了国歌法，出现这类问题就能有处理的法律依据。再引申一步：对于国歌的演奏、演唱是否规范？如若在涉外场合演奏、演唱了错误的版本，国歌的提供方是否应当被问责？这些问题也将能通过法律条文而得到规范。

《我们的国歌》成为一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百科全书。为国歌建造了一座博物馆，这是不动产，而这本纸媒的《我们的国歌》当被称为流动的国歌展示馆，一书在手，当时刻浇灌我们心中的民族块垒。我们当永远铭记周总理的高瞻远瞩：“我们的国家越强大，我们的敌人就越想消灭我们。”这个警句在当今紧张的国际格局中更显得意义非凡。对于中华民族，这曲诞生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歌曲将永远闪耀着英雄主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