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彬

摘要：本文围绕古今中外思想家对人的本性的论述，从人性本善、本恶、实践这三个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提出了当下推进从严治党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人性；腐败；信仰；党性；从严治党

“人”是什么？这个响彻千古的宏大哲学主题，把人类自身作为对象来思考，为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预设了理论前提。从严治党最终要落实到每名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充分借鉴人类自我认识成果，可以为我们有效设计从严治党措施办法，提供一个深邃的研究视角。

1 “人性本善论”——如何点亮信仰的明，灯？

中国传统的人性论以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性善论”为核心，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仁义之心，即良心，这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良知”“良能”，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人性本善的思想，经后继儒家的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人性论的主流，中国人常说“良心发现”便是“性善论”最好的注脚。以“性善论”为基础，儒家文化大致开启出三种道德实践模式：一是重教育引导。通过道德教育祛除私欲，洗涤污染，还原善之本性。二是重自我提升。在“性善论”的语境里，人性超越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即人对道德实践的自律，不需要仰仗外在力量来臻于道德完善。三是重社会价值。把人生终极目标定位在实现社会理想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人在积极入世中安身立命，实现生命有限性的突破。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面临各种考验和风险，从某种程度上讲，最根本、最核心、最要命的是信仰的挑战。革命时期，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与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个人生命如雨滴般融入滔滔大海、永不枯竭，惨烈、悲壮与崇高把信仰浇灌得熠熠生辉。和平年代，激越人心的宏大场面落幕了，人们都是安放在国家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个人”与“国家”关系这种隐含或疏离使政治信仰的纽带难免松软。尤其是当今时代，人类理性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达，有的人活的不是境界，而是感官的刺激，“精神空间”的那一盏明灯若明若暗，甚至早已熄灭。作为共产党员，我们的党性要求我们不相信上帝、不拥有特权、不捞取私利，但作为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存在物，我们灵魂如何安放？作为价值的存在物，我们的人生价值如何显现？作为拥有与生俱来自然本性的存在物，我们的欲望合理规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党的性质宗旨和创新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我们也可以从重教育引导、重自我提升、重社会价值的儒家文化中吸取智慧。

2 “人性本恶论”——如何扎紧制度的笼子？

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提出“性本恶”的思想，但这一思想没有成为中国文化主流。“性本恶”在西方文化中源头是基督教的“原罪说”，基督教经典称，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由于受蛇的诱惑，吃了禁果，违犯了上帝的禁令，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人类世世代代都有了罪，人一生下来甚至在母腹中就有了罪，人在尘世的最高职责就是向上帝赎罪。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文明大厦就是在“性本恶”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性本恶”的思想发源于基督教，但运用最好的还是在政治法律领域。

马基雅佛利是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家，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表述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的人。马基雅佛利认为：“现实的人是不合人情、自私的产物，这种人只注意权力、名誉、功利和安全，在这种人的面前，谈论道德尊严和人生的高贵是没有意义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进一步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法律不是针对善，而是针对恶制定的。一项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里以恶行为前提，那么它本身就越好”。在充分不相信人性的基础上，西方人求助于制度设计，这在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无赖假设”中得到充分体现，他认为人的道德是靠不住的，贪欲左右和利益诱惑下人人都可能成为无赖，所以设计制度时必然把每个人都假想为无赖之徒，并尽可能以制度预防和约束这种无赖倾向，而不能假想为天使，只有以不信任和“最坏可能的想象”为制度起点，才能在制度上保障一个好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有“先小人后君子”的说法，其中包含着同样的智慧。这些理念所包含的智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众所周知，腐败不是一个新问题，古代有之，国外有之，我们可以说苍蝇不叮无缝蛋，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是腐败分子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但血淋淋的教训让我们看到了个人理性和意志对欲望驾驭能力的有限，看到了人在权力诱惑下像魔鬼一样“作恶”的高风险。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党员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或多或少的权力，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以前，权钱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当前，如何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或者概括起来讲，如何扎紧制度的笼子，真正解决好“不能腐”的问题，“性本恶”注重制度设计的思想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诸多有益启示。

3 “人性实践论”——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必须“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即“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的本质、人性是由实践所规定的。

马克思把人提升为实践主体，把人的本质、人性提升为实践主体，超越用既成的、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看待人本质的旧观念，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自我认识史、对人的学说的重大贡献。以往哲学对人、对人的本质的考察，不仅往往是孤立的即脱离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且往往是静止的即脱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一动态的过程。这种考察所能企及的对人的认识，至多只能看到人与动物、人与神灵的静态区别，而不能进入人与自然、人与感性世界的动态关联，而人正是通过漫长的历史实践活动，拥有和不断地积聚自己的本质力量，以及构建起既异于自然和动物也异于神灵的主体性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性实践论”为我们强化党员的党性修养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第一，没有人天生是好人，也没有人天生是坏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在动态塑造中形成的，过去先进不代表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代表永远先进，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中高级领导干部，当初可能也真的是信誓旦旦要为党为民，后来却做了“双面人”，这说明加强党员教育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时时抓、反复抓。第二，党性培塑不能在“真空”中、必须在“尘世”中进行，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尤其是工业化、商品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给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交往模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第三，党性培塑不能“空对空”地停留在主观世界“打转转”，必须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结合党员的岗位实践和工作任务进行，在改造客观世界进程中改造主观世界。

古今中外，对于人性善恶论的著作举不胜举，对人性善恶仍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但在此基础上推演出来的注重道德教育、注重制度设计、注重关照现实等理论在人类实践诸多领域得到有效运用，充分借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可以为我们从严治党提供方法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