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龚小夏

袭击佛罗里达奥兰多市“脉冲”同性恋夜总会的恐怖分子奥马尔·萨迪奇·马丁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本来就有案底。2013年，马丁的同事向当局报告，说他有倾向于恐怖主义的过激言论，并且有可能与恐怖组织有联系。FBI很快便找马丁谈话，但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便放弃了调查。第二年，FBI在调查美国出现的第一个自杀炸弹手、恐怖分子莫纳·默罕默德·阿布萨拉的时候又遇到了马丁。

FBI发现，马丁与阿布萨拉有过交往，于是便再次找上门。但是除了偶尔的几次碰面之外，当局并没有发现两人之间任何实质性的联系。在谈过两次之后，FBI又放弃了努力。

这次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媒体马上发问：为什么马丁两次被调查，他还能够毫无阻拦地去购买枪支，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公众场所去杀人？为什么在发现他与恐怖分子有联系之后，还不对他进行监视，并且继续让他在守卫政府机构的保安公司工作？为什么不吊销他的持枪执照？

事件过后一天，FBI局长詹姆斯·科米亲自出面解释。科米说，虽然有一段时间马丁被列入监视名单，但是根据法律，FBI并不能无限期地监视下去，也不能剥夺他的各种权利。“我认为，如果再重复一遍，我们不会做出不同的决定。”科米坚持道。

的确，美国政府调查恐怖分子面临着重重的困难。这些困难有些属于意识形态的限制，有些则属于机构缺陷。

反恐行动缘何被绑住了手脚

首先来看看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最近几十年，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宽容与多元。而宽容与多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文化与价值相对论，其特点是不承认文化与价值有高下之分，认为所有的宗教、文化、生活方式都是平等的。可是，近年来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坚持认为非伊斯兰的信仰统统是邪教，发誓要用暴力来征服整个世界。

反恐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与技术，也有着强大的情报系统，恐怖组织完全不是对手；另一方面，美国是个开放的法治社会。每一个居住在这里的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可以随意说出各种想法而不担心受到惩罚。对于许多言论，包括宣扬恐怖主义的言论，由于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有。特别是这些年来，恐怖组织的教义在开放的互联网上大行其道，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导下，调查机构在追踪恐怖分子的时候经常会畏首畏尾。奥兰多恐怖袭击发生后，媒体发现，FBI曾经去调查过马丁平日去朝拜的清真寺，因为阿布萨拉也是那里的成员。但是在联邦政府高层的干预下调查很快就中止了。

因此，FBI对马丁的两次调查都无疾而终。2013年的第一次，马丁仅仅只有口头上的言论，FBI拿他无可奈何。2014年的第二次，马丁被同一清真寺的人揭发，说他与阿布萨拉一同观看宣扬恐怖主义的录像。FBI在监视的名单上将他放了10个月，找不到任何其它证据也就作罢了。与此同时，尽管马丁被调查，FBI却不能因此而让他的雇主将他解雇，因为除非有法庭的裁决，政府机构不得剥夺公民的权利。

在上了名单被监视期间，马丁要购买枪支很不容易。但是一旦监视结束，FBI就没有办法阻挡他去买枪了，因为拥有枪支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人民的权利。更有甚者，由于在保安公司工作，马丁有隐蔽持枪证，可以将枪支合法地藏在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马丁能够在行凶之前一个星期购买了杀人枪支的原因。

漏洞百出的执法体系

另外，美国目前的执法体系在对付恐怖主义的时候也漏洞百出。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执法部门分为几个独立的层面：联邦一级有FBI，执法权限制在跨州的犯罪行为上。州一级有各自的警察机构，对付州内的犯罪。大多数的执法行动，是由地方的警察部门掌握。各级机构之间联系并不多，并且往往彼此之间心存芥蒂。FBI对马丁的调查，奥兰多的警察部门完全不知情。只是在血案发生之后，FBI才出面通知了地方警察。

这种分权的制度固然能够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但是也妨碍了执法部门之间的合作。在圣贝纳迪诺与奥兰多的袭击发生之后，就反恐合作进行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预计美国国会很快就要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