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陈斌

畅想100年后，我们的后人会如何看待与定义刚刚过去的21世纪？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世纪，还是文明遭受重大挑战的世纪？如果是后一种，那未来历史学家极有可能把2001年美国9·11事件视为世界历史意义上的21世纪开端。

说到这里，许多人或已经脑补了：哦，你说的“文明遭受重大挑战”，就是指恐怖主义啊。大谬不然，这样的说法实在太抬举恐怖主义了。

恐怖主义对文明的威胁，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真正能够摧毁文明的，只能是来自文明内部的腐败因素。就像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可能挨不过一次小小的感冒，你不能将问题归因为“这感冒太恐怖了”，尽管这种因果关系在表面上是成立的。你知道被摧毁的免疫系统、不设防的身体才是问题所在。

因此，恐怖主义只是文明遭受来自内部重大挑战的外显症状。

2015-2016年又是一个节点。在欧洲文明的核心地带，巴黎2015年发生11·13事件，布鲁塞尔2016年发生3·22事件；百万难民进入欧盟；刚刚美国奥兰多发生6·12事件。这些事件内蕴的历史意义也许10年后、50年后才能完全理解。但我们不妨试着探究一下文明与秩序的根基是什么。

设想有一个种群，这个种群的每个人及整个种群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某些形式的合作，下列哪一种策略有利于促进合作：（1）掠夺策略，（2）寄生策略，（3）生产+和平主义，还是（4）生产+防卫策略？显然，如果没有人从事生产，也就没有任何生存资源供人掠夺或寄生；而且，一个大多数成员都奉行掠夺或寄生策略的种群是没法存续下去的。

那么一个种群的所有成员都奉行生产+和平主义策略可行吗？和平主义意味着别人掠夺你或寄生于你时，你会听之任之，不会反抗，那改行掠夺或寄生策略的人就有机可乘，有样学样，和平主义策略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最后可以证明，生产+防卫策略优于其他所有策略，能被一个种群的大多数成员所奉行，因而具有稳定性，是进化稳定策略（ESS）。

防卫策略意味着不主动发出侵犯性暴力（掠夺）；对别人发出的侵犯性暴力，行使防卫性暴力，以达到抑制侵犯性暴力的目的。“以暴制暴”中的两种暴力性质是不一样的，意思是以防卫性暴力压制侵犯性暴力。在博弈论上称之为“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不主动发出恶意；以善意来回应善意（形成善意的正反馈）；以“其所应得”来回应恶意（形成对恶意的负反馈，不惩恶何以扬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一个种群的大多数成员都奉行生产+防卫策略，建立秩序，走向繁荣，这就成其为一个小型文明。所以，文明绝不是放弃了所有暴力的社会形态。防卫性暴力在一些场合是需要行使的，在更多时候则引而不发，从而将更多的侵犯性暴力扼杀在萌芽之中。

当一个种群显性的侵犯性暴力处于极低发生率的状态，往往会给许多人一种错觉：文明就是和平主义，就是免于暴力的状态。承平日久，许多人就会丧失现实感，以为文明与秩序是免费的，是理所当然的，而完全忘记了“文明与秩序存在的基本前提是枕戈以待的防卫性暴力”这一基本事实。这是圣母小清新大行其道的社会根源之一。

地球上不止一个种群存在，当两个种群之间通过联姻或契约达成共识：对方成员进入本方生活时，享有本方成员一样的自然权利，这就结成了文明共同体。文明就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扩张。在文明共同体之外，也必然存在不承认其他种群生存权利的种群。在这类种群看来，其他种群不过是一群待征服的“无主动产”而已。文明共同体与这类种群之间的战争，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文明被征服，一种是野蛮被压制。

所以，文明离不开防卫性暴力，文明内部成员之间需要，文明作为一个整体也需要。这种暴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当的。

上述文明与暴力的基本图景也有助于我们解读政治光谱。

在美国语境下，从生存策略上理解，所谓自由派无非是寄生策略（福利政策与反歧视平权政策的受益者）与和平主义策略（相信人性本善、“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圣母小清新）；所谓保守派无非是生产+防卫策略。如果自由派的主张与声音在进化稳定策略原则所容许的比例之内，那文明作为一个机体是健康的，免疫系统也是健全有效的。但一旦自由派的声势远远超过了进化稳定策略原则所容许的比例限度，文明的免疫系统就不能正常运作。

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本质上是对和平主义策略的一种美化。其效果是，拔掉文明的牙齿、解除文明的武装，把文明与秩序的存续寄希望于“人类的善意”，其实是寄希望于“异质文化种群的善意”，这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政治正确，一种蠢得没边的政治幼稚病。这种主张的浓度，好比文明机体内艾滋病病毒的浓度。

6·12事件之后，奥巴马与希拉里及自由派试图把舆论方向引向控抢。全然不搭调。就算美国做到了禁止平民持枪，凶手可是有安保执照与合法持枪证的。瞧这政治正确玩的。政治正确之害甚于恐怖主义，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