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龚剑，铸剑人。他与合作伙伴李永开在成都闹市建造了一家工坊，用最传统的方法来复制中国古刀剑。在龚剑眼中，刀剑是文明的刻印，每一件兵器都蕴含着那个时代独特的工艺美学，以及古人的情怀与气质。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秦岭山沟里头，那是一个三线基地，我是基地的子弟。我从小喜欢刀剑，可能是因为父亲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用工厂里的一些小铁片磨一些小刀，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竹弓。为了检验竹弓的能力，我带着小伙伴出去打猎，结果把农民的猪射死了，为此在全校提出批评。

李永开是四川巴中人，小的时候学国画，他是一个非常具有艺术气质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我和他认识是在2009年，那时候我还在送仙桥做古董生意。正因为那时有那么些机缘，我收藏了中国历代一些非常重要的、有研究价值的兵器。

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战争史，人从猿人变化成人，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作工具，而制作的第一件工具就是兵器，而兵器恰恰也是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科技含量的最重要的体现和标准。

而我们因为国家的集权原因，从秦始皇开始，每当一个新的朝代开始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销兵和禁武，所以说我们很难看到古代兵器真实的样子，于是一些上古神兵呢，更多会被穿凿附会一些神怪之事。李永开和我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发现，类似清代的大片刀穿越到汉代，唐朝的程咬金拿着宋代的宣花斧这样的谬误，在影视剧中比比皆是。

每个器物都是那个时代气质的表达，情感的表达。如果表达方式出了错，情感也会跑偏。在那个时候有一部香港的片子，讲的是三国时候的事儿，讲的是赵云，但是它里面的兵器，从盔到甲到长矛等等，都是很糟糕的，很荒诞的（如图1）。

三国的时候是永远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头盔、这样的长矛和这样的剑，为什么呢？就是中国剑的悬挂方式，在早期的时候都是插在腰上的，像他这样悬挂是唐以后才出现的。

再举一部片子，这是电影中的女一号（如图2）。她身上穿的是我们那个时候称为唐代的胡服的服装，手里拿的是唐刀，但她腰上这个东西就很可怕了，在唐代的时候这种腰带称为蹀躞，但是她身上带的是什么呢，是马具，就是马屁股上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当时那个导演和美工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演员会有什么想法。

再如吴宇森导演的《赤壁》，应当说是尽可能考究了，但是你看剧照中的曹操（图3），他气宇轩昂地站在那儿，左边挂了一支剑。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剑是一定插在腰带上的，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悬挂的方式。

正是因为中国影视在这些方面出现的错误比比皆是，贻笑大方，我和永开就在想能不能一起做点事儿。干什么呢？就通过我们兵器收藏的知识，去复原一些中国传统的有价值的兵器，向公众传达中国传统兵器的真实的古代信息。我很难想象一个汉代的英雄人物拿着一个清代的宝剑，这种感受是很穿越的。因为兵器的诞生和发展是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历史、战争形式的不同而发生的，绝无可能随着你的臆想而出。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溪山文化机构，开始从事中国传统兵器的发掘、整理和复制。

许多顶级刀剑的原物早已流失海外，散落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地各大博物馆。在与这些博物馆沟通时，我们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决定复制明永乐剑（如图4）后，我给收藏原物的伦敦利兹皇家博物馆写了一封邮件。回信很快，说可以为我们把实物取下来拍照，但要付一定费用。用信用卡支付600英镑后，对方很快就拍了两张样片寄过来，并要我们看是否符合要求。每张图片都有20多兆，拍的时候实物下方摆放着色标卡和尺子，非常专业。博物馆随后寄来一张容量10G的光盘，还有馆长的回信。我们在之前的邮件中分享了我们对永乐剑的认知，这位馆长也研究永乐剑多年，他异常高兴，直接把研究论文发过来跟我们探讨。这让我非常感动，我们只是几个默默无闻的异国民间爱好者，他却以这样专业的态度相待。

要想把刀剑的器形摸准，除了参考博物馆的图片和资料外，还得花钱去买保有重要历史信息的实物残器。博物馆的展品我们只可远观而掌握不了它的实际触感，器物的质感只有在真正抚摸之后才能被我们感受到。为此，李永开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残剑残片。

完成资料搜集后，接下来进入制图阶段。李永开的美术功底最好，这个重任便落在他肩上。

制图本身的技巧并不难，我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了讨论与质疑上。例如，一个鞘面可能有无数种曲线的变化样式，我认为这样才好看，他认为那样才合理。有时，一个新的线索来了，又马上否定了你我之前的想法。

好不容易在争论中把图纸敲定下来，接下来要把平面的图纸转化成立体的实物，这个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锻造、淬火、木作、髹漆、簪刻、鎏金、研磨、装具、修饰，在这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里，永开和天蝎座的我对每一步每个细节都严格要求，因为“这关乎荣誉”。

刀剑在劈砍的过程当中，第一要锋利，第二要不容易折断。因此锻造工艺非常讲究。李永开在认识我之前，就跟他们老家的一个老铁匠学习过这种技术，但是当时的学习并没有深入，因此后来当我们一起开始决定再做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后来就请那个老铁匠喝酒，他就告诉我们要调泥灰水，在泥灰水里得加点什么东西，把这种泥灰水浇到锻造的铁上，然后再进行锻造，它的闭合就完成了。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的百炼钢技术，在炼铁和锻造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过程基本上属于比较容易过的。

在材料的使用上我们尽可能精益求精。朱砂一定要用辰州的朱砂，木炭是真正的青杠炭。土漆来自四川南江县贵民关一代或贵州大方县，只有这里的土漆才干燥快、硬如铁，用指甲使劲划也划不出痕迹。木料则是四川地区特有的金丝楠，它能散发出独特的香味。而用于锻造刀条的铁，用的都是从明清的农具或建筑上收集来的老铁构件。

传统的刀条对淬火要求极高，是整个制作刀剑工艺的灵魂，因为淬火如果做不好，你前面所有的工作都等于零。在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10次有9次都失败，这使我们非常绝望，没办法，只好停下来查资料。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中国古籍在记载这种所谓“术”的东西，也就是纯技术上的东西的时候，不会写得很清楚，语焉不详，就跟我们经常说的“放盐少许”是一样的，所以它在讲到淬火工艺时不会告诉你烧到多少度，然后到什么状态再把刀放下去。我们这种“少许”来、“少许”去，就失败了很多回。后来发现其中的一个原因，原来中国古人，读书人是不干活的，他只管写，而干活的人大部分都是文盲。所以没办法，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烧，不断的烧。

我们锻造刀剑淬火的时间都会放在晚上，为的是看清楚铁有没有烧透。古时候没有温度计，只能靠经验目测，只有晚上才能看清楚烧红的铁的透明程度。当温度达到了1000多度，火光呈青紫色的时候，刀刃非常温润，像玉一样通透，深浅纹理很清晰，烧到这种通透的状态就可以淬刃了。

刀刃完成了淬火之后，就要把它研磨出来。研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它是要用锉刀先把形状修出来，修出来之后一定要把它的刃的脊线，就是剑阴影面的那根脊线修得非常直。修得直，然后才能再去磨刃，才能磨出它的锋利和钢的那种清澈度。如果手上拿了一口刀，它的脊线磨得曲里拐弯的，你看了自己都会很生气。磨刀的时候需要从粗到细地磨，每一层都要用心磨，如果前面那一层做得不好，后面你是磨不下去的，这是因为越往后磨，就需要越细的砂纸和越细的石头。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磨心的，需要你耐得住寂寞。

做完了这个刀刃之后就要做鞘，中国古代的这种鞘是用木头作为鞘室的。从我们已经出土的汉代的刀剑资料来看呢，它非常薄，大概在1毫米到2毫米之间。这么薄的木鞘，要想保持它的结构性强度是非常难的，所以说一定要在木头上裹丝绢，丝绢裹好了之后再髹漆，然后再打磨。

髹漆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说到土漆，以前我们很恐惧。因为土漆在挥发过程中产生的漆酚可能造成皮肤过敏。一旦过敏，任何抗过敏药都无法医治。幸运的是，我们和其他工人都没有过敏反应。土漆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的干燥需要特定的温度和湿度，如果掌握不好，刷上去的土漆哪怕经过一二十年也不会干。如果温度、湿度和空气流动配合恰到好处，上午刷的土漆，下午就干了。我和李永开做了无数次尝试，终于摸索出自己处理土漆的一套工艺和方法。

细节抠得越细致，越接近真相。我们在反复的折腾中逐渐摸索出方法和标准，并形成体系。我们的“吹毛求疵”也获得了回报，最终复制出来的刀剑与原物比起来，差异只有十几克或几毫米。从锻造、研磨、髹漆到木作，这是制作中国刀剑所避免不了的所有步骤，它实际上包含了那个时代科技当中的所有技术含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工程，要想做好，非花一番心血不可。

古代早期的剑都是青铜剑，青铜剑大概刃长只有50厘米左右，比较短，因为这是青铜造剑技术达到的极限。而秦剑的长度却可以达到70厘米到100厘米，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荆轲在刺秦的时候，秦王的剑拔不出来，后来旁边的人喊“负剑”。这个“负”字，后人都说是推到背后，其实是不对的。在图穷匕见的时候，荆轲左手一下拉住秦王的衣袖，然后这边拔徐夫子短剑，刺过去。但是这个时候秦王挣脱了，徐夫子短剑如果再长一寸，秦王也会毙命，但是做不到，剑就只有那么短，青铜器它做不了太长，所以说秦王逃脱一劫。但秦王退到后头以后，开始拔剑，周围的人喊他“负”。如果说这个“负”是提醒秦始皇把这个剑推到背后去，那秦始皇如果照着做了，荆轲一定就把他杀掉了。其实“负”那个动作是把剑朝后引，引到一定程度，把剑拔出来。剑在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下就击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知道那个时候就完了，把剑扔过去，短剑扔过去也没有刺到秦王。所以说当你真正了解剑的尺寸的时候，你就知道，“负”，若是要你背到背后，那是非常困难的。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拿把一米的大尺子试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说我们要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要了解历史。我们还原这些古代兵器，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器物的一次致敬，更多是想通过这些实践，把真实的历史呈现给大家，并且把这种技艺传递给大家。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让我们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的精神价值。”

（编辑/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