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平

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有许多讨论，究其回答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性质的认识上。即“生态文化时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时代”“生物技术的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等等。这些观点的共性都与“人-自然”关系的生态紧密相关，预示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生态时代”。在生态时代，“人类将生活在一个广泛的与生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关系中。”从产业革命发展的历史上考察，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环境革命的时代。历史上的农业革命解决了人的生存问题，但未能解决发展问题；工业革命解决了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带来全球环境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环境革命，就是要解决人类如何生存和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观念的巨大变化，其中有五大观念的转变，反映了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念变革的特点，由此映射出生态文明的意义。

第一，人类生死观的转变。“人类毁灭”一直是古今时髦的话题，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原子弹的毁灭性威力，在20世纪50年代，有观察家预言未来人类可能死于世界核大战。但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则预言：人类可能毁灭于人类自己酿成的地球生态环境的灾难。这种人类生死观的转变，将影响我们时代发展的方向。“我们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做些什么，还取决于我们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生物圈即‘盖娅做些什么”。如果我们使“盖娅”遭到危险，她将为了更高的价值而放弃我们。要改变这种困境，尽管有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环境神话论”和“工业救世论”以及可持续发展论等学说，也经过从1972-1992联合国环境规划暑举办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峰会”，还有不计其数的NGO的环保活动，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但是，环境问题仍然呈继续恶化的趋势，没有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进一步严重化，没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现这种状况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世界的末日的主题，通过生态持续性和生态现代化的双重话语，已经被一种巨大的（然而是不应有的）生态乐观主义所代替。这种‘再循环利用所有正常的有利条件的方法已经有效地抵消了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把环境危害转换为常规计划和管理问题，似乎没有必要把环境危害提升到政治高度。事实上，“坎昆会议”的分歧是《京都议定书》利益分歧的延续，根源于“南-北问题”。我国在会议上坚持的对地球环境“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立场，本质上基于历史并尊重历史以及弘扬政治高度的伦理自觉，是正确的。这是在人类“要钱还是要命”这类生死观讨论的背景下人类整体利益的明智原则，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创造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不仅揭示先进文化发展的世界方向，刻画出符合生态的人类文明改革秩序，而且“生态文明”这一生态时代的“中国话语”正在作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新概念、新主题，成为人类生死观转变的新起点和新逻辑。

第二，群众运动观的转变。历史上的群众运动主要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如19世纪末，以《共产党宣言》为旗帜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红色”运动。20世纪上半叶，以反战为目的的和平文化运动——“蓝色”运动。20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环境运动，则主要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这就是所谓“绿色”运动。这场运动，经历了以环境保护（1962-1992）、可持续发展（1992-2007）为特征的两个阶段，现在进入生态文明的新阶段（2007-）。其群众运动的特点，既体现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开展环境公共教育”的活动中，也体现在重整社会的生态秩序，推进文明的生态秩序的创造性群众活动中。特别是在我国，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的主基调，彰显强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和行动，进而形成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相支撑的强大的社会原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三，科技-经济发展观的转变。传统的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科技与经济的正反馈发展。这种发展观建立在“无限论”的基础上，结果遭致大自然的“报复”。由此产生科技-经济发展观的生态转向，绿色科技、循环经济成为关键词。随着世界科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绿色壁垒以及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等现象透射出更为隐蔽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要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国内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对于改变“拼资源”“拼能源”和“高污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现由资源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时代哲学观的转变。支配人类精神生活的哲学，以往主要关注人际形而上的研究。哲学即人学，但在最近25年来，公众的生态意识日益加强，生态哲学迅速发展，哲学的主流也开始在关注人的内心和社会关系的同时，急剧地转向荒野环境和人类生态领域。国际环境伦理学会第一任主席、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的代表作就名为《哲学走向荒野》。今天，人与自然关系的荒野生态与人类日常生活的人类生态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哲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仅就知识论而言，从传统的知识论转向生存实践论是一个必然趋势。“虽然詹姆斯强调‘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哲学知识却不能与‘这有限人生的实际世界完全分离”；罗蒂指出“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本身存在方式的问题。”还有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概念，他们从西方哲学新趋向视角反映了时代哲学观的人类生态转向。

第五，文化观的转变。传统的文化视野局限于本土性、民族性的文化观，随着科技、经济革命的世界性扩展，现代性文化冲破甚至颠覆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和国家性的文化束缚，其结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造成了本土文化的消减甚至流失，为此呼唤挽救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文化观的转向；另一方面，造成全球生态危机，为此要求改变分立的传统文化走向整合的生态文化，成为文化观转向的另一种趋向。为此，我国高等教育不仅要发展专业教育，还要发展公共文化教育，特别是要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支持创建绿色大学，积极培育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的高级人才。由此促进区域自治的政治文明与全球整合的生态文明相互交融，对于推动人类文化变革，走向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我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符合时代发展的世界大势，并以从自身做起的政治伦理自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典型示范意义，同时也面临史无前例的理论和实践挑战。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