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喜剧大师，能惹人笑呢？

一个人会笑，基本来自某种错位反差。早年间，喜剧默片的惯用套路是让角色不断出丑，出丑者以及错位者会被认为愚蠢滑稽不合时宜，于是好笑。

但这还不是“有趣”。滑稽或尖酸的词句，容易让人获得一时的满足感，但也会让人不适；所以大家可能会赞许“这家伙很‘搞笑”，但“有趣”，是一个更高级的形容词。

诺斯罗普·弗莱先生认为：喜剧，就是两个团体的冲突。

弱势群体需要认同感，于是，常常用夸大差异的方式，包括某种自嘲，来制造大范围冲突的剧情，凸显强势群体的愚蠢和虚伪。比如，周星驰在电影里总喜欢扮演“草根”，做派很是滑稽；而对于虚伪的“上等人”——周星驰常常会让他们戴一副金丝眼镜，这在《功夫》里有特别说明：“我最讨厌的，就是金丝眼镜！”——却经常能予以合理的反击。

这种以牺牲掉一点自己的尊严来博得嘲讽他人权利的行为，之所以会让我们觉得有趣，是因为自嘲的人通常会被观众认为是“自己人”，他们对观众的潜在攻击性，会小很多。

普通或低劣一点的喜剧，是站在略高/正常角度，俯视有错位/反差/丑态的弱势群体，拿他们开涮。比如早年香港许多的屎尿屁R级喜剧电影，观众们嘲笑的是一些肮脏愚蠢的角色。作为被嘲笑的对象，角色本人的悲剧在大家的视角之外，就很容易不被感受 到。

聪明一点或者有情怀的喜剧，是会站在弱势的一边，先自嘲，然后将强势去神圣化，制造反差。这一点做得好，观众就会在对悲剧主体的注目中感受到笑中带泪。

于是喜剧大师大多都是从“我本身是滑稽卑微的”入手，比如卓别林、周星驰、陈佩斯。陈佩斯最著名的台词之一便是：“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陈佩斯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这句话何等有趣？既反衬对比，又道破真相，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之余，是否想过：这何尝不是许多小丑角色的心里话？

这是一种安全的揭露姿态：当喜剧演员已经将自己归入普罗大众之后，再怎么嘲弄其他高大上的人物，都不会显得政治不正确。

所以今天在互联网上溜达的诸位，喜欢扮演“逗比”，都已经习惯了自嘲：没对象的人会自称“单身狗”，好好的男生会自称“屌丝”，大家都装傻卖萌么么 哒。

当然啦，他们未必真心想这么做，但是在这个“接地气”的时代，做出谦和、普通的平民甚至弱者姿态，是一种可以自我保护的政治正确，也是一种安全的、可以嘲弄别人的姿态——我都放低姿态了，自然就获得反讽你的权利啦。

前苏联作家巴别尔有个叫《我的第一只鹅》的小说作品。故事大体如下：一个随军记者在前线遭遇士兵的冷嘲热讽，“哟，您是有学问的人呐，跟我们可不是一路呀！”于是，记者就当着士兵的面，对农妇格外凶恶，粗鲁对待，口出脏话。士兵们满意了，把记者引为知己，“敢情，您也是跟我们一路啊！”

这一代年轻人在互联网上的自嘲，其实与那位为了融入群体而口出脏话的记者，以及把自己打扮得灰头土脸嘲弄一切伟岸高大的喜剧演员，手法类似：在这个大家都敏感，容易被冒犯的时代，躲进人群里自嘲一番，才能获得正当的逗人笑的权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