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

我和朋友坐在剧场的最后一排，却始终被一种恐慌感侵袭： 不知道中文版的《黑鸟》（Blackbird），会不会像Joe Mantello在百老汇导演的那场，让男女主角最后在舞台上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赤裸？百老汇的那场戏里，观众们被迫进行这种极端的注视和见证，无法保持安全的观看距离，被卷入一段畸恋所能引起的各种不安的情绪。

令人欣慰的（也有点失望的是），在《黑鸟》的三分之一处，当剧中的于娜（Una）试图从包里掏出一包纸巾，雷（Ray）以为她是要掏出凶器，仓皇制止、但只从她的包里翻出一包纸巾时，于娜揶揄他：“我是要用纸巾弄死你。”我周围的观众都笑场了——这是他们处在安全立场的一个暗示。

一个不祥的隐喻

尽管剧作者大卫·哈罗（David Harrower）从未明确表态过，但观众可以从他给予雷的辩解空间，揣度他对“恋童癖”雷的道德苛责并没有不同社会所普遍要求的那般强烈。事实上，刺激他写作这部剧的动机正是来自对真实案件的好奇——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托比·斯蒂贝克（Toby Studebaker）和12岁的英国少女Shevaun通过网络聊天室认识、进而发生性关系后，Toby获刑4年半，并在公众的谴责中丧失尊严和辩解空间。

一些批评者针对大卫·哈罗的指责也许对于我们观看《黑鸟》具有借鉴意义：批评家指责没有把雷写成一个“变态”，而只是将他和当时12岁的于娜之间发生的事情，当作一个小过错（a hitch）。虽然，blackbird是英语里对囚犯（jailbird）的俚语，这个意象及其隐喻将不祥地贯穿整场表演。

当已经27岁的于娜从一张杂志照片上认出已经56岁的雷，并且驱车到他的办公室时，观众看到的也是一段以荒凉的垃圾为背景的相遇，雷的恐惧和逃避让于娜一开始的谴责姿态显得无比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