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烨童

在企业创业成本中，有三类成本，包括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被称作是体制性成本。

“把降低成本看作是这些微观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但是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不久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发表言论称，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就能够增长竞争力，就能够增加利润，也就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人们，仅仅依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不可行。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并不足以显著地降下来，从而应对现在的经济局面。

三类成本“压得企业很沉重”

为什么仅仅有企业和微观主体的努力，不足以完成好这个降成本的这项任务？

周其仁坦言，有很多成本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只简单地降低企业成本是不够的。

除了企业成本以外，第一类需要降低的成本是法定成本。

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有很多开支是在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企业想雇佣一个员工，另一家企业也想雇，双方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劳动要素掌握在手中。这类成本是由市场竞争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例如，企业必须交税、员工社保的缴付。

周其仁认为，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涨得快，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让它们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