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礽春



“佛”在梧州

李礽春

梧州四恩寺

据朱名遂主编的《广西通志•宗教志》载：两广地区直至浙闽沿海，于汉墓中曾出土一批奇特的胡俑，又叫陶僧俑，高鼻深目，颧骨突出，络腮胡子，或裸或半裸，或跽坐或踞坐，头上顶钵或以手举钵，一看便知是南亚或西亚人，人类学家定为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而在广西的贵港、合浦、梧州等地均有胡俑出土。贵港汉墓出土的陶僧俑，头上顶钵，半裸踞坐，双手合掌置于腹前。在梧州市大塘东汉墓出土的胡俑，铜质，跽坐，头顶托钵若举灯。

为何两千年前两广地区会出现众多胡俑？中外学者多认为，这是随海船东来的西亚行僧带来的。那时，佛教传播尚无佛经佛像，更无佛塔佛寺，西亚行僧带来的胡俑，就是最早的传播载体。据考证，佛教传入中国，有海路有陆路，广西佛教最早是由海路传来的。

20世纪40年代，法国考古队发掘中南半岛古国扶南最早的哥俄厄港，发现既有公元150年前后罗马的徽章，也有东汉时中国的铜镜及南朝造的佛像。由扶南进入中国，按当时的航海技术只能沿海岸而行，船只靠洋流及季风的助力航行，因此其最理想的停舶港当为合浦。这里通过南流江、北流江，可与珠江、长江水系连接起来，往来最为方便。东汉初马援征交趾，西晋时石崇出使安南，东晋撤军走的就是这条路。由合浦经苍梧下广州，比绕雷州半岛到广州要方便。直到南朝，航海技术发展到可以由海南岛东边飘洋过海后，广州的夫胥港始替代合浦港。从东汉到东晋，由海上传入的佛教，较理想的当是经这条广西通道 （当时称交广通道），北上武昌达建业（今南京），或东下广州过福建。

这一时期，两广地区出现了一些佛寺和佛具，如位于广州市光孝路的光孝寺，距今已有1700多年历史，是岭南地区规模最宏大、历史最悠久的佛教丛林。贵港市（汉至南朝为郁林郡治）出土的东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的神兽纹铜镜，镜背内区主纹为高浮雕佛像，则是广西目前发现的最早佛像。

据明清的《广西通志》载，平乐县的龙兴寺建于晋，到唐已圮。这是史籍记载中广西最早的佛寺。

“Buddha”译“佛”在苍梧

苍梧（今梧州），既是交趾刺史驻地，也是岭南地区文化中心。两汉间曾出现驰名全国的古文经学者陈元、陈钦，东汉末又出现雄踞岭南、学术煊赫一时的士燮家族。有史料记载：“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燮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年九十卒。”记载提到的“胡人”即由海外来的行僧。

又据记载，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大秦商人名秦论者来到交趾，太守吴邈将之送到孙权处。黄武五年，正是士燮去世之时。

越南《大南禅苑传灯录》云：“交州一方道通天竺 （印度），佛法初来，江东未被，而赢陵（今河内附近）又重创兴宝刹二十余所，度僧五百余人，译经一十五卷……于时有比丘尼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梁、牟子之属在焉。”

康僧会和牟子同是孙吴时代的人物。康僧会在交趾生长、出家，后来他北上到吴国宣扬佛教之事。

当时，苍梧教育兴盛，研究学术氛围较浓。佛教在东汉时从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经合浦传入，到达岭南腹地苍梧（梧州）并建立寺院传教，并由此孕育出一批佛教名人。梧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交汇处，自然成为佛教传播、吸纳与发散的转换点，从南亚经东南亚、南海口，沿珠江、西江，经苍梧（今梧州）然后再沿桂江经灵渠而北上中原。

据《越南佛教史略》载：第一个将佛教传到越南的人，是汉献帝初平年间（公元1 9 0～1 9 3年）一位叫牟子的苍梧人，他精通儒、道，而且醉心于佛教。《佛祖历代通载》卷五（《大正藏》四九五一○页）说：“会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牟子常以五经难之。”这就是牟子著《牟子理惑论》的成因。唯有牟子的年代，近世学者多有置疑，故以仅作参考。

牟子其人、其著《牟子理惑论》及“佛”字，似释迦牟尼一样，从开始到现在，都受到不少质疑。

1.牟子与《牟子理惑论》

傅教石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五次大争辩》中，就有《牟子理惑论》的真伪辨。

梁启超也作《牟子理惑论辩伪》，否定牟子真有其人。他认为此书为后世伪造，批评它内容既伪，文字也坏。

但是康忠慧在《牟子：中国著书弘佛第一人》中说：牟子，名融，字子博，生于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 7 0年～？），苍梧郡广信人。自幼博览群书，博学多才，精通诸子百家。因为东汉时期，北方战乱不断，牟子随母亲一起迁居到交趾（今越南河内的东北部），读经书攻佛学。26岁时，他回苍梧老家娶妻安居。苍梧太守史璜听说他有才气，便邀请他出来做官。后来，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他感到不宜抛头露面，于是潜心钻研佛教理论，著有《牟子理惑论》。

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牟子》指出，“士燮本人倡导儒学，尤精《左传》《尚书》 ；佛教和道教方面的‘异人’ 也集中不少。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佛教的代表人物。”

同时，法国的马思伯乐、伯希和，日本的山内晋卿、福井康顺、常盘大定，以及荷兰学者许里和等知名学者，均对《理惑论》写下各自的研究论著。

佛教初入中国时，许多主张和做法，与中国旧有的风俗习惯不同。世人对佛教多持怀疑、讥毁的态度，常以儒、道经典、言论为依据，提出种种责难。牟子由一名儒生转入佛门，这种做法被时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牟子说：“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广引《道德经》和儒家经书分别予以解释，写成了《牟子理惑论》，融道儒入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佛学专著，并成为广西最早研究佛学的人、东汉末年的佛学家。

《牟子理惑论》使用的反问、反诘辩驳方式，至今仍然是梧州人日常生活中独具的争拗形式，并非中原正宗的经、史、诗赋，仅此亦足以认定《牟子理惑论》确系苍梧牟子的性格特征，是苍梧人的骄傲。

《牟子理惑论》一方面引证《老子》讲解佛教，又引述佛教教义附会《老子》；另一方面以儒者面孔去问，又以儒家思想去解答。牟子用“和而不同”方法，融汇道、儒、佛三家的思想，对佛陀及其教义的理解，正是那时代的反映，与印度佛教原教义定有许多左右不符之处。

《牟子理惑论》反映了对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包容、融会贯通特色，是研究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重要参考资料，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牟子为“佛”的译名者

据不少语言学者考证，牟子还是budhu 、bud、pat和`pud` 、“佛”的译名者。“佛”字就是《广韵》的“符弗切”音，也即是梧州讲白话时的反切重唇齿音。亦有研究者提出，汉魏以前，古汉字中只有“弗”和“弼”单音字，大多数浮屠经中也没有“佛”字，只在隋唐之后才大量使用。而《牟子理惑论》却通篇凡有浮屠的地方都用“佛”，认为《牟子理惑论》是后人所作。其实结论正好相反。

笔者以为，因为译者来自不同地方，所以牟子才觉得这二三十种译名很不准确。牟子在使用budhu 、bud、pat、`pud`译名时，想到的是“弗”。根据甲骨文、金文、金文大篆、小篆、繁体隶书中的“弗”字型，牟子认为释氏一生多苦难，经历曲折，选此字的小篆、繁体隶书最合适。牟子认为释迦牟尼是觉悟、圆满的人，是超脱轮回的。因为老子是真人，孔子是圣人，而释迦牟尼的弟子亦称其为圣人。牟子釆用“白马非马”辩术，所以在原意是“不”的“弗”字加个人字旁，称释迦牟尼是“佛”。

“佛”字就是牟子第一个从音、形、义把握住佛真谛的创新。这也正是梧州人思考问题的逻辑方式——一个人在香烟缭绕的炉前躬身礼拜释迦牟尼“佛”。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时，称“浮屠教”，牟子结合儒家、道家教义，首次给“浮屠教”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名称：译Buddha为佛陀、佛教，并一直沿用至今。方块字“佛”的书法还传到了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国家，供奉于庙堂之上。

在梧州南边，原苍梧府地的容县都峤山岩壁上，镌刻了高108米的赵朴初手书的世界第一大“佛”字，此举为苍梧牟子的创造大增光辉。

玉林容县都峤山高108米的世界第一大佛字

得道僧人留名梧州

《牟子理惑论》云：“今沙门剃头发披赤布”。“今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从所述可知，汉末，苍梧不但流传着佛教，而且出现不少出家的沙门。

汉兴平二年至建安十五年（公元195年至公元210年）任交州刺史的张津，在苍梧公然“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者绛帕头，鼓琴焚香，读邪道书，云以助化。” 披赤布乃汉代沙门的特殊标志，可见当时崇佛已成为时尚。

据考证，唐代梧州有四所大的寺院：开皇寺（亦名重轮寺）、慈福寺（后称光孝寺）、罗汉寺（后称冰井寺）、云盖寺。

鉴真和尚路过梧州时，也曾受到官员僧众的盛大迎送，并在光孝寺为信众弘法。藤州通善寺的比丘尼智首等三人，后来还随鉴真东渡日本。

惠能（6 3 8年～713年），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属北京）。其父原是小官吏，后因过失而被贬，谪居岭南苍梧（今梧州）附近的新州（今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惠能少时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因受到佛家帮助和思想感染，自感与佛有缘，遂于唐咸亨三年（672年）离开新州北上，到湖北梅县东山寺拜禅宗五祖弘忍为师，后来弘忍首授其衣钵，成为传法继承人，世称中土中国禅宗六祖。

慧能在怀集、四会潜心修行十五年，成为佛教禅宗的“南宗”创立人。怀集在古时是百越之地，秦汉属于南海、桂林两郡或南越国的苍梧王国及交址地。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年）怀集始建县制。齐、梁、陈三代，怀集属广州南海郡。隋朝仍属之。五代，怀集县属南汉兴王府（广州）。元朝至元十五年（1 2 7 8年）改属贺州。明洪武九年（1 3 7 6年）十月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 9 0 7年）属梧州府。民国元年（1 9 1 2年），怀集属梧州府；民国二年六月，广西怀集属苍梧道；1951年5月怀集县划入广东省。

位于今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的国恩寺始建于唐代高宗弘道元年（683年），它与六祖惠能的祝发道场广州光孝寺，毕生弘法的道场曲江曹溪南华寺鼎足而立，并称六祖三大祖庭。唐宋时期，国恩寺在佛教界被视为“岭南第一圣域”，每到农历二月初八，信众都会在慧能位于广东新兴的故居和国恩寺举办六祖诞辰纪念，梧州也有很多信众前往奉香礼拜。

南汉时，梧州云盖山麓的感恩寺，有铜钟一口，高六尺余，大可抱半，其形直下，如竹筒然，上铸“维大汉乾和十六年，岁次戊午，闰六月庚辰，朔，越十六日乙未，万华宫使兼桂管招讨使，特进内侍上柱国吴怀恩，铸造铜钟一口，重五百斤，于梧州云盖山感报寺，祈保当今皇帝龙图永固，万寿无疆。谨记。”该铜钟现藏于梧州市博物馆。

宋代，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说：“南中州县虽有寺观而无僧道，人贫不能得度牒。”宋以后最流行的是禅宗和净土宗，前者见性成佛，后者称名念佛，将佛教从繁琐经书中解脱出来，走向民间。

明朝以后进一步“禅”“净”合一、“三教”（儒佛道）合一，佛经简化为通俗的劝善书，佛像多塑近民众的观音、弥勒，修持简化为行善积德、普渡众生。这样，佛教转入民间，对社会道德产生较大影响，使佛教在广西得以延续。

有的地方做道场，和尚、道公、巫师混在一起，佛教日益民俗化。梧州此时的寺庙观很多，奉佛十分普遍。

契嵩 （1007年～1072年），宋著名禅师，生于佛教兴盛的藤州，俗姓李。7岁入藤州广法寺，13岁得度，19岁游方，博通经史，能诗善文。明道元年间（1032年～1033年） ，契嵩作《原教篇》，阐儒佛一贯之理。皇祐年间住杭州灵隐寺，刊定禅门二十八祖的传承，撰《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又述《辅教编》三卷。 明仁宗大为赞赏，令收入《大藏》，并赐号明教大师，由此名振海内。

明初天台沙门重刊《镡津文集》时序曰：“古今僧中之为文者多，而未尝有出其右者，所谓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清代藤县文士苏时学曾作诗云：“峤西雅集流传少，唐宋遗音久已沦。一个高僧两名士，二千年内见三人。”因此，契嵩亦成为梧州人的骄傲。

明清两代对佛教虽严加管理， 但广西地区新建寺院最多，重修旧寺也不少。梧州除唐建的光孝、冰井寺外还有庆琳、华严、准提、太平等12座寺庵。

明末清初，一批南明抗清名士起事失败后，于广西皈依佛门，他们留下禅诗不少，为梧州佛学增光。最突出的是弘智清僧 （方以智），安徽桐城人，是明末杰出的学者、诗人。清军攻入广西后，他誓死不降，于梧州出家为僧，顺治八年至九年（1651年～1652年），在冰井寺后山作“冰舍”茅寮，住了一年。弘智清僧留下不少诗篇，有慕陶渊明而作《和陶饮酒》20首，其诗均收入他的《浮山后集》中。

梧州西竺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十一月，著名法师虚云（时年94岁）路过桂林，驻锡月牙山，举行皈依礼时，皈依的居士达千人，其中有国民党元老李济深。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八月成立中国佛教会广西省分会，选道安为理事长，西安为监事长。民国二十九年改选，理事长为道安，名誉理事长是李济深，秘书为巨赞，还于苍梧、贵县、郁林（今玉林）、邕宁、柳城、荔浦、桂平、蒙山、柳江、三江等十多县建立佛教支会。现代著名高僧巨赞，与道安一起办《狮子吼》月刊，梧州的群众深受教育。

巨赞曾是桂平（明清民国曾属梧州府，民国后属苍梧道）西山洗石庵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桂平西山洗石庵住持释宽能法师，就是从梧州西竺园出家的。

广西解放前夕的佛教徒（含出家的和在家的） 共1718人，梧州市有170人。浙江平阳人释清凉，于1934年任梧州西竺园僧伽教导员，举办佛学补习班，妙真等成立梧州第一间佛教小学西竺园小学。1 9 8 3年，释清凉和妙观回到西竺园，在僧众与善信及各界支持下，重修大雄宝殿和园舍，释清凉任住持，于1985年又开办佛学补习班，招收十多个有文化的女青年居士，聘退休老师上语文、英语课，由释清凉辅导佛学知识。后来释清凉等四人任广西政协委员。1996年住持释清凉法师和妙观法师筹集资金，建成西竺园养老院。当钱鉴的紫竹林道场要搬迁时，年近百岁的住持清凉法师于2000年4月20日圆寂前，还念念不忘四恩寺的建设。

广东新会释妙观，1932年在梧州皈依达禅法师，曾任梧州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释妙观法师临终前为四恩寺拟一对联：

四宏誓愿作舟航舟航能救尘世苦

恩重难报如须弥须弥怎比佛恩深

妙真（1896年～1971年），近现代创建西竺园的比丘尼。梧州人，俗名梁秀珍，船民，17岁时被新桂系的曾其新（曾任厅长）纳为妾。民国十八年（1929年）于香港皈依佛教，拜广州海幢寺住持达禅为师。民国二十年（1931年）返梧州筹建西竺园佛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建成并开光，任当家。抗日战争时在梧州参与救济难童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原办失学儿童文化补习班的基础上，创办西竺园小学，并开设菩提素食苑，通过生产收入和外出化缘，解决办学经费。学校只收贫苦子弟，不收学费，所延聘的教员也多是贫苦的进步青年，到解放时已发展成一所完整的小学。

新中国成立后，妙真与住持释清凉一起，既坚持修持又组织生产劳动，办毛巾加工厂安排僧尼劳动，深受市民的赞扬。

重建名寺功德无量

广西梧州四恩寺，前身是1939年春建于钱鉴的紫竹林寺，2002年搬迁到白云山重建，原西竺园住持释清凉法师向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去信，告知梧州建新寺，希望赵老能为新寺题名留下墨宝，赵老抱病为新寺题名为“四恩寺”。四恩即报答佛恩、国土恩、父母师长恩、众生恩这四重恩。四恩寺建筑雕刻精美，大雄宝殿气势宏伟，是各地信众聚会交流修持的精舍和大师弘扬佛法的道场。

“四恩寺”是岭南现代第一寺，占地65.7亩，总建筑面积18000平方米。整个建筑群仿明清风格，气势磅礴，符合阴阳宇宙观和对称、稳重的审美观。佛寺格局呈现为七个平台，寓含“七级浮屠”之意。规划建筑有上山进寺台阶、天王殿、韦驮殿、钟楼、鼓楼、大雄宝殿、东厢房、西厢房、观音殿、地藏殿、法堂、文殊殿、普贤殿、藏经楼、宝塔、阅经亭等。其中，大雄宝殿占地面积1245平方米，建筑面积1489平方米，殿内可同时容纳1000多人举行法事活动。25.6米高的大雄宝殿，内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像高达9.5米，其中佛像法身高6.6米，其规模在国内名列前茅，比著名的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规模还要大。2006年9月27日，大雄宝殿开光。

2014年11月18日，梧州学院、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和《广西社会科学》杂志社，在梧州联合召开“纪念牟子诞辰千年暨梧州作为岭南古代佛城地位”学术研讨会，佛教信众与佛学研究者引经据典，深入挖掘佛教在西江、珠江流域传播渊源，再现古时水上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光辉。

责任编辑：陈薇

研究者汤用彤认为：“牟子作《理惑论》，公然黜百家经传，斥神仙方术。佛教自立，而不托庇他人，其精神始见于《理惑论》。不仅因其为现存支那撰述之最早者，而可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