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楠

摘 要：史论散文在宋代达到创作高峰，其中苏轼的史论散文不仅立意新奇，更是对后代史论散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其史论代表作《范增论》为中心，集中分析探讨了有“小中华”之称的朝鲜文人们对苏轼史论散文的批判。朝鲜文人论及范增这一历史人物的过程中，不是直接针对人物的史实案例进行讨论，而是大多选用驳论的形式，以苏轼《范增论》中的论点为论敌，进行批判和驳斥。一方面表明苏轼史论散文对朝鲜文人产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在这种批判性接受中，也可以发现朝鲜史论散文驳论为主，理学为中心等特点。

关键词：苏轼；范增论；项羽；义帝；儒家

一、绪论

史论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历史可追溯到《左传》与《史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论述道：“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1]由此可见，经文与传文并记的《左传》中的“君子曰”部分以及纪传体通史《史记》本文之后所附的“太史公曰”评议都可以看作包含著者是非评判和价值取向的论评，是为后代史论的嚆矢。

此后史官多秉持“春秋笔法”“董狐直笔”记录历史的同时留下自己的论评。单篇史论散文则发源自贾谊的《过秦论》，在宋代达到了巅峰。[2]苏轼作为一代文学大家，其史论散文作品往往立意新奇，独具匠心。这不仅对我国文人产生深刻影响，在有“小中华”之称的古朝鲜同样被广泛接受。本文拟以苏轼《范增论》为例，针对朝鲜文人对这一作品的批判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考察在苏轼影响下形成的朝鲜文人史论散文的特点。

二、苏轼《范增论》的解析

苏轼喜好论史，其史论散文多达百余篇，且多以新奇见称，犹如魏禧所云：“善作文者，有窥古人作事主意，生出见识，却不去论古人，自己凭空发出议论可惊可喜，借古事作证。盖发己论则识愈奇，证古事则议愈确，此翻书为新之法，苏氏多用之。”[3]

苏轼的《范增论》正如魏禧所言，“不去论古人”，没有就范增这一人物本身的是非功过单独展开评论，而是将其置于项羽，义帝的关系之中，围绕项羽杀宋义，弑义帝等事件，就范增应何时离开项羽这一论题展开论述。作者开篇概述范增之死的原因，对其没有及早离开项羽感到惋惜，进而提出了范增“当以何事去”这一全文的论题。紧接着分析论证了其不当在项羽不杀沛公之际离开，而应早在其杀卿子冠军之时离开。

苏轼在文中虽未明确论及范增、项羽、义帝三者的关系，但是通过“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等论述可知，作者将范增与义帝的关系定义为休戚与共的君臣关系。并且通过“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的史实及“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的假设对此进行了例证，而这一君臣关系的界定及其力阻项羽弑义帝的假设也成为了朝鲜文人集中批判的一个论题。苏轼认为“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增之本也”，因此范增应早在其杀卿子冠军之时离开。篇末作者为范增不明去就之分，“欲依羽以成功名”，感到惋惜。尽管如此，苏轼仍然引用高帝之言，肯定了范增为一代人杰，得出“增不去，项羽不亡”的结论。苏轼“范增亦人杰”的评价及“增不去，项羽不亡”的论断同样颇受后代朝鲜文人的质疑。

三、朝鲜文人对《范增论》的批评与接受

以《范增论》为例，朝鲜文人以范增为主要人物创作的史论散文共22篇，其中以苏轼《范增论》为论题的作品共19篇。以驳论的形式进行批判的作品共17篇，而接受苏轼的观点并加以肯定的作品仅为2篇。由此可见，朝鲜文人对苏轼的史论散文，特别是《范增论》的接受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批判式接受，作者们往往不再就历史人物范增本身展开评议，而是以苏轼《范增论》为基础，针对文中的论点进行评论，形成了其独有的史论散文特点。

古代朝鲜文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苏轼的《范增论》提出质疑，进行反驳。

1.范增何为人杰

金在华（1887～1964）在《书苏文忠范增论后》中以“羽弑义帝而增留楚事羽”为例，指责范增待义帝为“刍狗”，进而引用其在鸿门宴上“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一言，直言“增之心初无义帝”，提出“增不知何为其杰哉”的质疑。尹根寿（1537～1616）的《范增论》[6]则以更加翔实的史料反驳了“范增亦人杰”这一论断。首先作者因范增“不知天下之势归于汉”，认为其不智；其次鸿门宴上劝羽杀沛公，“亦末矣”；再次以羽杀宋义而增无异辞，羽弑义帝而增未离去等事实为例，批判其“心固知有羽而不知有怀王”。文末更是一针见血指出苏轼所谓“立义帝而中道弑之，非增之意，将必力争而不听”实为“无为有之曲笔”，文末总结范增虽为谋士，“身见弃于主，智不足称”，论及“臣节则扫地”，如此之人，“焉足尚哉”。洪良浩（1724～1802）在《范增论辨》中点出范增倡立义帝，实为“画剪秦之策”，而非“为复楚氏之祀”，继而以鸿门宴为例，论证了范增“知有羽而不知有怀王”。而崔有渊（1587～？）在《范增论》中则完全以儒家的“忠君孝亲三纲五常”为标准，对范增不知怀王，击杀沛公，弑逆义帝等行为进行了批判，斥责其为“穷凶极恶首倡弑逆之谋”。对于范增的评价也不仅仅是指责其并非人杰，而是贬斥惟有“草之堇木之樠，禽中枭兽中獍”可与之为伍。吴骏善（1851～1931）在《范增论》中开篇点题，表明自己的观点，“范增不可谓人杰”。作者罗列了范增“不正不忠”之举，对于其见疑请归发病而死，作者更是不屑道“死不得其所死何足惜”。尹禹学（1852～1930）也在《书范增论后》中指责苏轼认人不清，遑论其为人杰，范增实为“假义而贪功者”。立怀王实为“假仗义声，以为诸侯盟主”，杀宋义无劝，弑义帝不阻，则“欲以私智力汲汲去天下”，“增之心本自如彼，何足责其去之不早乎？”

2.弑义帝实为范增之谋

大部分的朝鲜文人认为在这一事件中，范增不仅没有起到劝谏的作用，反而是真正的背后主谋，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轼“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争而不听也”的假设。李瀷（1681～1763）在《范增论》中论述道“羽剽悍莫悛，嗜杀愈甚，增之日夜所献为，唯恐项氏不为帝”。作者指责范增助纣为虐，“惟知害羽之当杀”，因此“杀义之计，吾知其必出于增也”。金贤述（1898～1969）在《读范增论》中同样把范增定义为项羽之臣，论及其为臣之道，“但知有项羽而不知有义帝”，为己之道，“但知有功名而不知有义理”。作者将范增欲杀沛公类比于项羽杀宋义，提出“杀卿子冠军是项羽弑义帝之端，则欲杀沛公者独非弑义帝之兆乎”的质疑，得出“弑义帝虽非增即下手，而但借手于项羽也”的结论。李天辅（1698～1761）的《范增论》也认为“羽之杀宋义也，增必为其谋主，而义帝之弑，又安知增不为之计乎哉”。但其与李瀷、金贤述的意见不尽相同。李瀷、金贤述认为范增为项羽之臣而非义帝之臣，自始至终心有项氏而无义帝，而李天辅则认为范增本意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但“项氏非屈于人者”，所以叹道“增之失计，其始之劝立怀王也”。李献庆（1719～1791）在《范增论》中开篇即坐实了范增的罪名，“项羽之，皆增之谋也”。进而指责其对沛公“弃约而废有功之赏赐”，待义帝“阳尊而逼迁其都”，最终“劝羽归楚，以成其篡弑之谋”。结尾作者更是以郭嘉、钱凤类比，痛斥范增的“篡弑之恶”。

3.增不去羽亦亡

虽然苏轼因范增“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叹息其行事浅陋，但论及其事功，仍予以肯定，称“增不去羽不亡”。但是朝鲜文人申靖夏（1680～1715）在《增不去羽不亡论》却反驳道：“凡楚之亡者，增之所以促其亡者”。申靖夏认为范增“特以好谋人耳”，批评其“陋霸之功名”，“不知仁义为何物”。对于项羽的“残忍悖逆”，范增“未有一言以正其不仁，未有半辞以规其不义”，因此“羽之亡，非独羽之亡也，乃增之促其亡也”。而对于苏轼“以增一人之去就，而断项氏之存亡”，作者认为不仅近于迂腐，在文末更是得出“亡楚者，增也”这一完全相反的结论。李献庆（1719～1791）在《范增论》中在指出范增为“弑义帝杀冠军”的幕后主谋的同时，从项羽弑义帝而致其亡的角度分析，批判苏轼的论断为“愚人之见”，得出“羽之亡，增实使然”的论断。洪良浩（1724～1802）在《范增论辨》中罗列了范增辅佐项羽八年“所立之功”，指责其“未尝进贤才收人心，建帝王之大业”，“惟斤斤于急击汉王”，发出“增虽不去，项羽终亡”的感叹。李元培（1745～1802）在《读书管窥》中论及苏轼的《范增论》时，认为“羽之为人，本非高帝之敌人；而其所谓辅佐者，又万不及高帝之臣”，既然如此，“羽之亡不亡，初不系于增之去不去也”。

综上可见，朝鲜文人的范增从根本上否定了范增的义帝之臣这身份，并援引其击杀沛公之言，弑义帝不争之举，认定范增为项羽之臣而非义帝之臣。范增主立义帝，而终为羽谋，这在朝鲜文人看来成为了范增“不忠不义”的确实证据。不忠不义自然难称“人杰”，而究其“心固有羽而无义帝”，“惟恐项氏不为帝”，朝鲜文人认为项羽弑杀义帝很有可能是出自范增的计谋。面对项羽杀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尽坑秦卒，残暴百姓的累累恶行，范增未加以规劝，反而献策击杀沛公，违约迁其巴蜀，纵观范增辅佐项羽期间所献计策，古朝鲜文人认为以范增去不去论断项羽亡不亡有失公允。

四、余论

朝鲜文人在就范增这一历史人物进行论评时，不是就这个人物本身的功过是非展开论述，而将视线集中于前人苏轼所作的《范增论》，在批判其论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张。而纵观其论述，大都从“忠义”的角度出发，以儒家经典作为引证，无一不渗透着程朱理学的思想。例如禹夏九[4]引用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指责范增在亲见项羽种种暴行之后仍“不早去”。崔有渊[5]引用孔子“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之言，强调“忠君孝亲三纲五常”为人之常理，痛斥范增不明人伦，并且文末假设范增若以“四端七情得于太极”，则项羽必为所动，若劝谏不成，则应为义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以上这种对君臣名分及忠孝义理的强调可见统治朝鲜500余年的程朱理学思想不仅引发诸多文人对理学中“四端七情”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对朝鲜文人的历史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朝鲜文人从理学角度对《范增论》的批判是否可以看作朝鲜时期史论散文理学化的表现，其与北宋至南宋时期史论散文由“文学化”到“理学化”的转变有何关联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孙立尧.宋代史论的文学化[A].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魏禧.魏叔子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M].武汉：崇文书局，2010.

[5]崔有渊.玄岩遗稿[C].韩国文集丛刊（第241辑）.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

[6]禹夏九.百愧集[C].韩国历代文集丛刊（第1009辑）.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首尔：景仁文化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