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尧嘉



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探析

陈尧嘉

严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从哲学层面反思解决的方案，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背景下逐渐兴起的理论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为理论依托，努力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合理方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以及最新发展进行合理解读，对我们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解决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生态观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态危机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的高速发展、战争与社会动乱的频仍，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全球各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生态危机。面临如此局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生态理论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经过长期的探索，创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西方诸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理论相结合，积极探寻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全新解读，对我们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大有裨益。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主要代表及其思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序言中论述道“由控制自然观念所带来的广泛的迷惑势必掩盖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关键的动力源泉之一，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控制和服从的辩证法”[1](p9)，直接揭示出莱斯思想的理论结构即——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观念，控制危机的关键在于控制人的思想观念，在《自然的控制》这本书当中，莱斯分析了古代神话、宗教世界观以及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变迁。莱斯认为，历史积淀而成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和生态危机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如何才能顺利解决生态危机，莱斯的主张不是消除“控制自然”的观念，而是对其从新的角度进行诠释：控制自然的要义在于伦理和道德的发展而不在于科学与技术的革新。莱斯重新解释“控制自然”的概念内涵，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生态危机，人类要走出窘境就必须革新理念。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高兹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态批判性理论模式，《劳动战略》一书的发表也成为其标志性著作，高兹的生态学批判思维是全面而且深刻的，他从生态学的深层次底蕴中探索出人文生态、政治文明的科学因素。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资本积累为目的,这种理念将会造成人们对自然资源无休止的开采和使用,长久下去肯定会导致资源的极度溃乏,从而无法维持人们长久的生存需要。

加拿大哲学家本·阿格尔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生态学发展到“红绿交融”阶段的主要代表，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移到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从更深一层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矛盾的。因此，“生态危机理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更为适应，它将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战略提供具体的经验的展望。”[2]

奥康纳把“文化”和“自然”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范畴的讨论之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新解读，形成了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建构了“生态危机理论”。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就是“生态危机理论”。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他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促使其不断要求扩大积累,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福斯特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他通过认真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将当代的生态学和系统学等先进科学运用到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思想的分析中去。他试图通过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挖掘来揭示现有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福斯特指出:“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应该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二者结合起来。”[3]福斯特认为应该将生态马克思主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告诉我们，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产生、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当代中国国情相结合，在新时期为提高发展质量而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4]

面对21世纪日益凸显的生态问题，人类要重新反省自己的实践活动给生态系统带来的生态破坏。人与自然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人类的主体地位不可更改,自然规律亦不可更改。人应尊重自然规律,并合理地利用自然规律。所以，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力度。同时在全球性生态问题上，我们也要担当起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有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个国家通力协作，坚决反对生态侵略主义等错误主张，进行合理有据的适度斗争，探寻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促进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作者单位：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江西省2015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性境域中的生态价值观研究》阶段性成果。

[1]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2]本·阿格尔著,慎之中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J,B.Foster.Marx's Ecology:Materalism and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0,P15.

[4]袁记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生态社会建设[J]求实.2011(12)．

陈尧嘉(1990-)，男，江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