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泽



关于“乐活乡村”的调查分析
——长沙县某地乡村治理的研究

彭泽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长沙县正在进行“乐活乡村”治理试点。本文基于调研长沙县第一批五个试点村之一该地“乐活乡村”的建设现状，阐述目前乡村治理存在的挑战与问题，对“乐活乡村”的治理理念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乐活乡村”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乐活”乡村;长沙县;乡村治理

乡村是人类社会最基层的组织形态。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脱胎而来，六亿多农民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1]。当前，我国处在建设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给我国乡村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2]。

近日，笔者对我县第一批“乐活乡村”试点之一的该地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我们本次主要是对该地走访，通过实地查看，与互助会会长、组长、社工及村民座谈等方式，结合文献资料，调查分析“乐活乡村”的现状及建议看法。

一、该地“乐活乡村”建设概况

该地现有总户数45户，拥有集体茶园300多亩，喜临门烟花公司也坐落于该组，出租及发包收入较多，集体资产运行良好。自2013年开始，在坚持党委政府领导下，通过北京地球村“乐活”理念的引导，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探索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机制试点，引导基层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在乡村的现代化[3]。主要成效有如下：

(一)该地互助会的成立与进展

2014年1月15日，湖南省长沙县该地首个“乐和”互助会——该地互助会成立，互助会目的在于“大事政府办，小事村上办，私事自己办”。通过推荐和自荐的方式选出了9位“乐和代表”，互助会成立的第二天，“乐和代表”分好了各自的联系户，签署了“乐和代表”承诺书，互助会成立到目前为止成效如下：

1、做好组级环境卫生治理

一是将组上的公共卫生分配到户。2014年1月，由互助会代表牵头，组织村民自带工具进行清扫。完工后，实施了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分配到户，互助会负责监督管理。二是将垃圾分类处理。2014年3月，针对组上的垃圾处理问题，该地召开了首次联席会议，会议商讨决定：按照“户分类、组集中、村转运”的方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截至目前，组上换了统一的垃圾分类筒，并在每家每户的菜地或田地里挖好了一个堆沤池，堆沤厨余垃圾，发酵分解后作为菜地或田地的肥料。三是打造垃圾集中焚烧池。为了更好的处理垃圾，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互助会商议决定打造一个集中焚烧池，将不能回收的废旧物品统一焚烧。焚烧池的选择相对较远的区域，尽量减少废气对村民的直接伤害，利用剩下的灰烬作为农作的肥料。四是商讨出台了《该地环境治理组规民约》。2014年8月20号晚上，在该地召开了一次“乐和代表”碰头会议，这次会议对本组环境卫生治理情况进行了商讨，并形成了《该地环境卫生组规民约》。

2、做好道路两旁的绿化工作

2014年3月4日，该地互助会代表组织村民对组级道路两边进行绿化，由村民集体进行维护和修剪(路旁所栽种的树苗都是由互助会代表兰晓义和龙国祥无偿捐赠的)。

3、建设好“乐和大院”

2015年2月，长沙县首个乐和大院在该地建成。龙顾乐和大院占地面积4亩，由龙顾大屋、乐和舞台、钢构大棚、屋前活动坪四部分组成，包含乐和学堂、书屋、娱乐室、陈列室以及乐和祠堂，乐和祠堂侧墙上张贴着全组45户居民的全家福。建立乐和大院，全组村民积极响应，捐资7万余元，投入义务工1000余个。建成后的龙顾乐和大院是全组开会议事的大院，也是全组村民一起娱乐、吃团圆饭、聚会的大院，它将全组村民紧紧的联系在一起[4]。

(二)携手“长沙蓓蕾爱心志愿团”以及“心享义工组织”举办了一次“新年新朋友，爱心过小年”活动，帮助8位贫困学生实现新年愿望，过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年。

(三)成功举办了金鼎山村首届“乐和”文化艺术节

2014年5月14日，成功举办了“金鼎山村首届‘乐和’文化艺术节，为了办好这次活动，该地共召开9次会议，场地布置、秩序维护、环境卫生清理和维护、后勤工作的安排等一系列工作，都是由村民自己完成，“乐和代表”责任明确，分工到人，村民积极配合，充分体现了村民自主性以及乐和互助的精神。活动中县、镇、村、村民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把“三事分流”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二、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

新中国成立60 多年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但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社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乡村治理也面临诸多新机遇和新挑战[6]。

(一)全球化要求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7]。乡村社会治理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以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着手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实现治理的转变，从政府中心到公民中心的变革[8]。

(二)市场化要求构建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一是基尼系数过大，导致农民没有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9]。二是阶层结构分化，利益需求也日趋多样化，农民缺乏足够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治理能力。

(三)城镇化要求建立规范有序的治理机制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生产要素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乡村精英“刚性”流出，部分乡村出现了“治理困境。特别是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社会各阶层之间缺少有效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渠道。

(四)信息化要求实行双向互动的治理方式

现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广大农民知识有限，对信息的辨别、分析和吸收能力较弱，各种纷繁芜杂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在乡村社会趁虚而入[10]。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对乡村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时，与农民之间缺少有效沟通，致使农民产生抵触思想和不满情绪。

三、“乐活乡村”的治理理念分析

对乡村社会来说，建设“和谐乡村”，实现由“统治”到“治理”，从“冲突”到“和谐”的历史性转变，既是新阶段我国乡村社会的首要问题，也是乡村治理的必然选择。

乐和乡村将“乐道尚和”这一古老的传统理念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乐在和中、身心境和的中国式乐和生活理念为主导。倡导人们乐观、包容、有活力、身心健康、并关注自身健康的同时也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建立起互关互爱的和谐邻里关系。希望人们以更成熟的社会责任心和更文明的道德素质，注重行动，完善自己、惠及他人，善待环境。选择有利于环境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此来构筑“乐活乡村”[11]。

(一)“乐活乡村”是以人为本的乡村社会

关注公共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是“乐活”乡村治理的核心价值。成立互助会，选出互助会代表，把提高农民参与意识和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融入到构建和谐乡村的进程之中，最终实现乡村发展为了农民、依靠农民、发展成果由全体农民共享。

(二)“乐活乡村”是民主法治的乡村社会

发展乡村民主、坚持依法依规治村是“和谐型”乡村治理的根本途径。2014年8月20日商讨出台了《该地环境治理组规民约》，完善了组上的规章制度，制定出台了“乐和乡约”，建章立制，建立系统、高效、自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形成乡村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进一步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农民群众的意识明显增强，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权利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三)“乐活”乡村是公平正义的乡村

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农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乐活”大院中每户一把椅子，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正是这种公平正义的最好体现。

(四)“乐活”乡村是有序稳定的乡村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耍按照“乐活”乡村的要求，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和问题，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通过成立互助会，集体事务大家办。实施公共区域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分配到户，把组上公共区域的卫生分为多个责任区域，每个村民负责管理一块，按照“户分类、组集中、村转运”的方式，对组上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对不能回收的垃圾进行集中焚烧，这些都保证了环保秩序的稳定。

四、结束语

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实现“乐活乡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构建“和谐型”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在改革发展转型的宏大背景下，坚持科学发展，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12]。

第一，要理顺主体关系，健全治理结构，有效规范不同级层之间关系是实现和谐乡村治理的核心和关键。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要求，互助会应在政府、村、组与村民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协助和监督组委会的工作。通过互助会培养村民在的民主意识和行动能力，不但能够弥补政府、村委会的功能缺憾，而且能够满足村民自治需要，能够推动农村民主管理的发展。

第二，制度化运行是发展“乐和”模式的长久之策。通过建立健全“乐和乡村”建设组级工作管理制度，明确组委会的主管、执行功能和互助会的了解民情、汲取民智以及协调、监督功能，通过完善重大事项民主决策、管理制度，明确参事议事程序，才使得双方目标行动趋于一致，矛盾最终得以化解。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使权利在阳光下运行。

第三，促进社会认同，广泛发动群众是“乐和”模式的发展动力。“乐和乡村”互助会是村民的利益共同体，要各组创建互助会，通过集体事务大家定，使村民能够组织化地参与到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等环节，从而培养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该地原属于一个常年缺水的地域，因原组级一直实施的“一把锄头”看水制度，协调好了农业生产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民风较淳朴，组内村民一直有公共事务大家管的传统。

第四，要积极发展集体经济，搞好以奖代投，是“乐活”治理保障。该地正是有了几百亩的集体茶园和花炮厂的租金，组有收入来源，镇村有“以奖代投”，才能搞好垃圾桶发放、堆沤池建设、“乐活大院”建设、公路建设等一批为民办事的项目。在新农村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自上而下的“多予少取”政策为村组级建设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金和资源，通过村民集资、社会捐助等途径，为地方发展做出贡献。(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1]孔繁斌．治理对话统治一个政治发展范式的阐释[J]．南京社会科学，2005，(11)．62-67．

[2]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urhood[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3]黄硕等，金鼎山村2014年“乐和乡村”建设情况与下步工作计划[R].长沙：金鼎山村社工站，2014.

[4]春华镇该地乐和乡村、美丽乡村建设情况介绍[R].长沙：春华镇乐活办，2015.

[5]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89．

[6]唐利如.和谐乡村：现实挑战和模式创新—治理理论视角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1：68-69.

[7]张艳．全球化指数中国内地排名40[N]．京华时报，2010-01-30．

[8]杨金龙．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9]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EB/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5/10/c-1283123．htm．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9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R]．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

[11]廖晓义，从乐活家园看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R].四川：四川市长论坛，2009.

[12]俞町平．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足实现善治[N]．经济观察报，200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