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敏杰

可以进入我灵魂的人

文/俞敏杰

“可以进入灵魂”是说他或她能够在我的记忆里永远地占有一个位置。平日里的一缕思绪、一段联想、一个感慨、一件事例就会瞬间将他或她唤醒，使他或她马上与那思绪、联想、感慨和事例对接起来，让人再一次沐浴在温馨的和风之中，再一次获得惬意的享受。虽然可以进入我的灵魂的人对我有情有恩，但我却从未当面向他或她表示过感谢，一是没有合适的机会，二是觉得一感谢就俗了，就削减了那份恩情的重量了。让他或她进入我的灵魂其实也是一种本真自然的原生态感谢。

由于支援西北建设的需要，我5岁时就随父母从上海来到了西安。初来乍到，免不了受到当地小孩的嘲笑和欺负，于是父亲便不让我出去玩耍，令我每天画一幅图画，他下班之后会加以检查，没有图画就不许我吃晚饭。这种被逼无奈的训练歪打正着地让我在小学一年级时比同龄小孩的绘画水平高出了一大截，所以引起过陕棉十厂子校教绘画的赵老师与教6年级的段老师的关注和夸奖。由于当时年龄小且在该校学习时间不长，所以没有弄清楚这两位老师的名字，只记住了当年做学生时的叫法：赵老师，段老师。

我那时又瘦又小像个小萝卜头，而且经常穿着一件像今天在厨房做饭时穿的围裙，只不过我穿的围裙是长袖的，围裙的下摆也只到腰间。这是一种乖乖听话不调皮不惹事的小孩的长相与打扮。老师一般都不会讨厌这样的小孩，再加上我会画画，所以赵老师对我格外地看重。他不但无偿地给我提供铅笔和白纸，而且要求我每周交给他几幅图画，他对每幅图画都会认真地加以品评和批改。大概是赵老师常常对人夸赞我绘画的“天分”，所以段老师竟然有一次把我带到他当班主任的6年级某班的教室，把我向全体同学做了个专题介绍，因为我个子太低，段老师为了让全体同学看得清楚，就把我抱起来放到了他的讲桌上。全班同学听完段老师对我的介绍和夸奖，竟然给了我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的动静比较大的褒奖，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在陕棉十厂子校学习了一年左右，我就转到了陕一针子校，当时我的班主任是孙富贤老师，她是通过手工劳动课开始对我大加赞赏的。记得有一次孙老师特意把我领到了她家，当着她母亲，一位年纪很大的慈祥老奶奶的面对我进行了夸赞，还让我现场向她的母亲表演了如何剪五角星，最后那位老奶奶把她喝的牛奶作为奖励给了我。

可惜我最后并没有成为一个画家。虽然我在30岁之前有过大量的临摹和近千张的素描与速写，但一直再未遇到过像赵老师那样对我看好的老师。当然我也曾有过一次在艺术科班边缘上的行走。那时我在长安县插队，有一次到韦曲去玩，发现西安美院在县文化馆设了一个招生点，我去进行了询问和毛遂自荐，招生的老师把我的一些素描和速写作品留了下来，让我回去等候通知，然而半年后我却收到了一封装着退给我的素描、速写作品的挂号信。

30岁之后，我再没有进行过绘画方面的练习，所以至今想起还常常觉得自己辜负了赵老师，是自己的不才污浊了赵老师的慧眼。

当我在农村插队时，已经与那个“乖乖听话不调皮不惹事”的形象有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我不但不听话，而且还常常惹事，甚至有一次竟然一砖头把知青厨房做饭的大铁锅砸了个洞。为此，大队党支部书记袁志孝组织了好几个会议对我进行了批判，我当时对袁书记恨之入骨。然而我的父母却对袁书记一直恭敬有加，甚至在我母亲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一年里，好几次对我说她想去看望一下袁书记。为什么呢？母亲终于告诉我，在我插队时，因为和一个高干的子女打过架，所以长安县公安局有两个人来到村里对袁书记说要把我带走，袁书记当时的回答是：你们如果有逮捕证，那就悉听尊便，如果没有逮捕证，那就不能把人带走；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必须给孩子的父母有一个合情合理的交待。我母亲感慨万千地说，幸亏袁书记没有让他们把你带走，否则你的档案里就有了污点，如果有这个污点，你今天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呢？这就是政治在你的前途中的重要性啊！

在农村，除了袁书记，还有一位叫做焦菊兰的大婶也让我念念难忘。在插队的第一年，所有知青都散住在各小队，我和其他两位知青住在第一小队的仓库与磨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菊兰大婶是磨房的管理员，所以我们天天都能见到她，她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了如指掌。她这个人是个大嗓门，说话也喜欢直来直去，而且常常自觉自愿地为我们打抱不平。那时我们出早晌工回来，要自己打水、生火、做饭，该出中晌工时，我们或正在吃饭或刚刚吃完，所以催促人们去上工的小队长常训斥我们。每当这时，菊兰大婶就会或站在磨房门口或站在我们住的那个小院的门口大着嗓门骂道：狗日的，神气啥呢！娃们家可怜的下工回来还得自己做饭，你有现成饭吃就不知道娃们家的难场！菊兰大婶骂过几次后，小队长就不再训斥我们了，甚至有时我们上工去晚了一会儿，他也装做没看见。

从农村出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菊兰婶，也曾有好几次动过去看看她的心思，但始终没能成行。

后来当了公务员，令我印象最深并崇敬的人就是我的局长张尚诚。他非常勤政，还极其廉洁，但是却得不到上级与有关部门的看重和尊重，边缘化的趋势日渐明显，最后在离退休还有一两个月时就退了休。其实，张局长日渐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他“极其廉洁”。那时候官吏队伍的不太廉洁已经是众所周知、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只是不便于在台面上说，所以还蒙着一张薄薄的“窗户纸”，张局长不但不和当时的政治生态融为一体，还一枝独秀地洁身自好，所以就促使“劣币”加快了驱逐“良币”的节奏与步伐。张局长是我亲眼见到、亲历感受到的一位在当时并不多见的清正廉洁的正局级干部，所以当在非正式场合听到人们说10个干部10个都不廉洁之类的话时，我马上就会纠正说：不对！我亲眼见过廉洁的干部。

在我人生的历程中遇到过不少好人，当然也碰到过许多恶人。好人给我温暖，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恋，使我也常常想做一个好人；恶人对我打击、摧残、迫害，增强了我的耐受力，从反方向对我进行了促成。但对好人我永存感恩、敬重之心，对恶人则一如既往地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这如一比喻：我是一块铁，恶人在炉火中把我烧红烤软，为了让我尽快地锈蚀为尘土，恶人将我扔进了臭水沟，然而臭水也是水，又红又软的铁一见了水，马上就从铁性变成了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