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宝麟

三幅历史图片背后的历史

文/袁宝麟

我见过3幅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的图片，一幅是照片，两幅是油画，这些图片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和新中国的开始，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

那幅照片的作者是新华社记者邹健东。画面上，几十位解放军战士在南京“总统府”顶楼，或持枪站立，或随意坐在台沿上，或向远处眺望，表现出胜利者的轻松愉悦。这幅照片是邹健东5月1日到达南京后经请示领导批准而补拍的，因为4月24日解放军占领“总统府”时，没有记者在场，无法用相机留住那一历史瞬间。尽管如此，它也一直被人们视为经典的历史画面而广为流传。

当时，这幅照片面世时，未曾公开报道首先攻进“总统府”的是哪一支部队，以至几十年间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后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一次公开披露了历史真相：首先占领“总统府”的是人民解放军第35军104师312团。据说，该团2营长褚宝兴、3营长管玉泉两位历史见证人还健在。

那么这一历史事实当年为什么会秘而不宣？问题出在35军军长吴化文身上。吴化文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参谋，后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中又投奔汪精卫，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再次投入蒋介石怀抱，1948年9月在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加盟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年代，像吴化文这样戴过“汉奸”帽子的人，即使立了功也是没有人敢宣传他的。不过，历史客观存在，无法抹煞。况且吴化文最后“浪子回头”、弃邪归正，总是值得欢迎和鼓励的。吴化文晚年坦陈自己走过的错路弯路，他自嘲说：“一生如妓，跟这跟那，最后好歹从良，捣了老鸨的窝。”这话倒也形象、实在。

两幅油画分别是《占领总统府》和《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

1977年，画家陈逸飞和魏景山联手创作了前一幅油画，试图重现那一重要历史瞬间。画面上,一群英武的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冲上了伤痕累累的“总统府”顶楼，扯下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将一面鲜艳的红旗升向天空。作者用舞台剧布景形式，表现了革命胜利的喜悦，场面壮观，气势恢弘。这是被人们公认的又一经典画面。可惜，这幅巨作有一处硬伤，历史图片是讲述历史的载体，这幅油画的背景浓烟滚滚，“总统府”顶楼弹痕累累，似乎向人们传递这样的信息：这座城市是经过激烈战斗才攻下来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2010年，画家李斌创作了后一幅油画。作者重构了历史名画《占领总统府》的经典画面，让一位身穿白旗袍的女性与一位解放军指战员握手站在顶楼最前端，他们身后是一群神态与穿着各异的人物。背景晴空万里，一片祥和。这是画家塑造的同一历史题材的又一经典画面。

有人问李斌，创作这幅油画的动机和依据是什么？他回答，南京是和平解放的，并不是炮火攻下来的，他想通过自己的画笔告诉世人历史的真相。

据史料记载，担任南京主攻任务的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曾制定了全面炮轰南京的强攻计划，并把南京城团团围住。4月23日上午，困在城内的“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自知招架不住，便弃城而逃。南京地下党获悉情报，及时与攻城部队联系，强攻计划立即被取消。历史名画《占领总统府》画面上浓烟滚滚战火惨烈、“总统府”顶楼弹痕累累的局面并没有发生。

当时，南京地下党最高负责人、市委书记陈修良组织两千名地下党员、两千警察、近万名群众配合协助解放军顺利接管了南京，城内秩序井然,电力、自来水照常供应，公交车照常行驶，报纸照常出版。国民党军队撤离前，曾准备炸毁南京老江口火车轮渡，以阻挡解放军过江步伐，但被地下党用机枪扫射加以制止，从而使接管南京城的战士得以坐轮渡源源不断地渡过长江，连刘伯承和邓小平也是坐轮渡过江的。后来，陈士榘、宋任穷等在回忆录中都异口同声地说：南京实为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重大作用。

在李斌的这幅画中，握手的一男一女就是陈士榘和陈修良。他们身后的一群人中，有市委策反部部长史永等地下党高层，有起义的B24轰炸机飞行员俞渤、“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首都警备师”师长王晏清、国民党政府末任“最高检察长”杨兆龙。画面上的几位解放军指挥员中，胖乎乎的那个就是吴化文。这幅画基本符合南京和平解放的历史真实。

不曾料到的是，这幅油画上的不少人在南京和平解放后都遭遇厄运。当时南京有种流毒极深的论调：“地下党员如果没有成为烈士，活下来的，不是叛徒，就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陈修良由书记降为组织部长，不到一年就被调离南京。1958年又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公职，下放农村长期监督劳动。其他为南京和平解放起了重大作用的地下党高层也被怀疑、审查、处理，几乎无一幸免。

一些为南京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起义人员的命运也很悲惨，尤其是杨兆龙。他是当时“世界最杰出的50位法学家之一”，通晓八国语言。解放前夕国民党要员逃跑时他留了下来，后来改行当了一名俄语教员。1957年，他在上海民盟座谈会上呼吁民主和法治，被定为右派分子。1963年又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随最后一批关押的战犯特赦才得以出狱。他回家后发现，妻子10年前自杀身亡，儿子判了10年徒刑，女婿判了20年徒刑。他的身体一下子被击垮了，不久便带着一肚冤屈离开了人世。1979年，陈修良平反回到城里，获知杨兆龙一家的命运，哽咽地说这是“我欠他一家的债”，因为杨兆龙是在她说服下留在大陆的。第二年，在上海高院举行的听证会上，陈修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说“杨兆龙对我党是立了大功的”。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通过他取得“司法部长”张知本和“代总统”李宗仁同意，释放了近万名共产党员和政治犯，其中有的是已判了死刑的。为此，杨兆龙终于被改判无罪，恢复名誉，发还家产。

这件事对陈修良触动很大，当时她已年过七旬，在上海社科院当顾问，但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是凭着老共产党员的良知，为一个个冤屈的人伸张正义。许多她领导过的地下党员、策反的起义将士、她的下属、上级纷纷要求她证明清白，她都当仁不让，一时间她几乎成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人物。她还在报刊上写了许多文章，澄清被扭曲的历史事实，其内容涉及潘汉年、顾准、夏衍、朱枫等数十位历史人物。她双目失明后，还躺在床上口述历史，足足录了40盘磁带，从二十年代党建、联合抗日、地下战线、情报工作、反右，一直说到“文革”，为当代历史学者提供了大量研究参考资料。陈修良一生刚毅不屈，她去世后，女儿为她写了一本传记，书名叫《拒绝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