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勇　罗婧

摘 要 人无时无刻都在寻求幸福的答案，寻找开启幸福的密码。马克思恩格斯运用独特而科学的观点向世人诠释了幸福的真谛，在搜寻世界各国幸福元素的过程中，印度人民的“幸福”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在很多著作中详细阐述印度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幸福起到了很好的启示。

关键词 幸福 达摩思想 映射

中图分类号：THl65.3 文献标识码：A

从古至今，各种各样的痛苦和灾难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致使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人们运用各类方式诠释和追求幸福。马克思却运用更为精准的语言诠释了什么是幸福、如何实现幸福、幸福的目标等内容。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详细梳理后发现，幸福的各元素早已交织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脉络中。无论是他的书信、手稿、笔记还是著作，无不流露出他追求全人类幸福的向往。然而，要了解整个马克思幸福思想脉络，就离不开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生成语境的剖析，其中印度文化以及对后世幸福的理解所产生的影响，引起了马克思深刻关注，以至于在许多著作中详实地阐述和分析了印度人不能幸福生活的历史根源。

1马克思幸福思想印度语境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曾引用歌德《东西诗集》中《致祖莱卡》的诗歌“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来详细地描述他对近代印度人不幸事实的哀鸣。一个方面揭示出英国当时对印度地区的殖民统治是造成近代印度人民不幸的直接原因。马克思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印度原本实行的是“村社”制度，在“村社”制度中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手工业者。在自给自足的农产品劳作的同时进行家庭式的纺纱织布劳动，棉织品作为主要生产和交换资料对外输出。可是“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以此英国殖民者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交通工具破坏了印度“村社”制度和经济基础。马克思感言之“从人的情感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即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这说明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既不是给印度人民创造人类幸福家园，也不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印度人民幸福的“伊始”完全是英国殖民者的慷慨，因为实现印度社会的幸福不是生产力高低的问题，而是这种生产力是否属于印度人民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马克思深入的挖掘古印度文化发现“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反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这是导致近代印度人民不幸的间接原因，可以说近代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史，书写的是殖民者的幸福，他们也只能有奴隶一样的“幸福”。

2古印度文化和制度中的幸福思想元素

印度文化中亦有着丰富的幸福元素。印度阿育王时期，是印度文化第一次表现出来帝国思想的历史时期，以此慢慢融入印度各个阶层，并加以熔炼和沉淀。这段时期形成了印度文化的种种机构和制度建设，使印度具有了新的轮廓和新鲜的面貌，对今后的印度文化和人民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阿育王时期，国王对国家行政、税收、武装等事务具有至高无上的的权威和控制，采取家长制的管理模式。在阿育王的一条国民敕令中这种帝王思想表现的尤为突出，他写道：“芸芸众生，皆为吾子，朕愿子孙，今生来世，既得财富，又享幸福，朕亦愿众生如此……”。一方面，阿育王采用家长式的统治，但他要求自己和臣民之间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总是善于倾听他人意见，正如他在另一条敕令中重点提及，无论他在何时何地，都不会阻拦觐见他的御前会议大臣。另一方面，通过精心选派“密探”或是“情报人员”来和平民保持联系。“密探”和“情报人员”兼顾向平民传播国王的思想，同时把社会舆论和突出问题报告给国王。从一系列制度中可以看出，阿育王和其他印度帝王有本质上的区别，他能更多地顾忌臣民的诉求和幸福。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即使是阿育王时期也不是所有人都可均享“国王”的幸福，尽管当时农业税收是国家重要收入来源，但是除税收以外还有免费劳动力为国家提供经济来源。印度社会四个等级中最低级的首陀罗，他们被要求从事开垦荒地、开发盐井、挖掘铁矿等重体力劳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的首陀罗只有生存必需物质的供给，除此之外首陀罗得不到任何物质和社会认可。由此可见，在明君的阿育王时期，幸福也只是片面有局限性的幸福，不能覆盖到所有人之中。即使这样国王的幸福亦是臣民的“幸福”，这种来之不易的“幸福”是建立在对国家的税收分配和国王的“恩赐”之上的，享受此等“幸福”也只能是社会等级高或是教派所认可的少数人。同期，阿育王信奉“达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宽容豁达、非暴力和尊重权威人士；强调对下属或是下人的照顾和仁慈；强调普遍的接受有益于臣民共享“幸福”的理想。因此阿育王特立一类官吏“正大法官”，用此方式重点宣扬“达摩”思想，并要求为臣民的公共福利而工作。虽然后代印度国王逐步摒弃了“达摩”思想，但里面宽容豁达、非暴力的精神要义却在印度人民的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3印度文化和制度在马克思幸福思想中的映射

从印度文化流传和制度建设中可以得出结论，“一无反抗、二无变化”社会基础思想一致伴随印度文化发展。同时，阿育王时代的“达摩”社会制度也在印度人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旧的文化、制度交织在一起牢牢的桎梏印度人民精神发展，追求幸福的诉求也逐步寄托于外力，从而形成对殖民统治表现的麻木不仁。对于外来者能否给印度人民带来所向往的幸福，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公正而客观的评价，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早期殖民者进入印度的目的就是打破印度以棉纺业为主要社会经济模式的社会基础，利用武力反倾销的行为摧毁印度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将印度自身兴起的资本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把殖民者的幸福欲望建立在印度人民之上，关闭印度人民通往幸福的通道，并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幸福关系混淆在一起，迫使印度人民心甘情愿地将自身幸福诉求建立在对殖民者的渴望上。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对印度人民追求幸福的夙愿也充满信心和希望。“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受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殖民者的行径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认为殖民者在印度的“成功”实现了自身“幸福”，这种“幸福”的“成功”与印度根深蒂固传统文化、社会制度密切相关，进而成就殖民者在印度的“辉煌”；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肯定殖民者对印度改观现状的历史推进作用，殖民者在摧毁印度旧的经济生产模式的同时，也为印度注入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从而对印度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印度论述中展现了大量“不幸”的事实，通过“不幸”来反向映射印度人民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印度文化、制度的幸福元素对马克思主义幸福思想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映射作用，对后来印度人民寻求幸福方式给予了指引。

虽然印度文化和制度只是东方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缩影，但是其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是殖民方式中最典型的示例。正是印度人民的“不幸”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人民寻求幸福方式的高度关注，在揭示资本主义本质不能惠及东方人民同时，强调人民真正的幸福不能寄托在殖民者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之上，真正的幸福是人民不断探索和自我创造出来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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