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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伦理

2016-06-02于杭

躬耕 2016年5期
关键词:硬气辣味文人

于杭

最近相对平静的文艺界起些“微澜”,几个偶发事件吸引人们对文人的伦理秩序添些关注。

其一是琼瑶诉于正案的胜诉,名噪一时的《宫锁连城》抄袭已成定论,判于正赔款500万元。另一个是畅销书作家《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被打。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轰动消息是,张家界为景区一座玻璃桥征名,每字一万元……以上这些有些纷扰的事件共同的背景,看上去似乎都与钱有关,而实际却让我们看到文艺界或文人的伦理秩序问题。于正赔款是因为抄袭,法院一纸判令似乎平息了此前的纷纷扰扰。而宋鸿兵挨打,似乎还无定论,尽管出手围殴他的人们公开举着“学术小丑”,以他为泛亚金属集资诈骗站台为由。一代畅销书作家,被当众围殴,其背后的辛酸曲折怕不会如此简单吧。

自古“文人相轻”那是文人之间的屑小之病。而文人耻于谈钱、洁身自好确实以一贯之的美德。仗义执言,乘笔直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从这些赞词中我们应该体会到文人伦理应有的尺度和道义。攀龙附凤、为虎作伥、为钱币代言,为了功利而曲笔迎合世俗,从来都是文人之耻。至于抄袭或歪着嘴说话就更不值一提了。可以说文人失德无异于笔墨行凶,其害一点也不亚于盗贼作恶。这一点不断曝光的假记者事件,似乎已验证得很充分。

尽管是市场经济时代,为了生计与发展,文人不免多些委曲与逢迎,但保持起码的人格与伦理依然是不可放弃的底线。何况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对文人失德、文场失序的现象正在整饬与规范,文艺界的“风清气正”也正在回归。那些作家、文艺家们还坚持把笔墨往金钱、权利圈里伸,就有些不识大体不顾颜面了。以追求真善美为本的文人艺术家,还是少些假恶丑的东西为好。

至于凭真本事硬功夫参赛挣大奖、赢大钱,那就另当别论了。

官员的爱好

“有的领导干部楷书还没写好,直接奔行草,还敢裱了送人……”。王岐山同志近日在中纪委全会上对某些地方书协“官气太重”的批评之语,引发了舆论对文化圈官员兼职过多过滥和“文艺腐败”现象的关注。近年来,伴随着反腐败的广度和深度,不少落马官员被曝在书法、摄影等文艺团体的兼职经历,且不乏由此而衍生的“雅贿”情节。舆论一直对此诟病不已。

梳理一下官员兼职“文化圈”现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名副其实型”,即官员在文学艺术等某些领域确有成就,并在相关协会兼任领导职务。另一类则是“名不副实型”或曰“沽名钓誉型”,官员因为自的某种爱好,而附庸风雅成了一些协会的领导,并由此在文艺圈内“功成名就”

其实在舆论看来,无论是否“名实相副”,官员兼职文艺社团,皆因权利与艺术走的太近,容易令人误解或误入歧途,且因权力的错位,既违犯了组织纪律,也违背了艺术规律。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很多官员在位时,本不值钱的书法作品能高价出售,一旦落马其“作品”则一落千丈无人问津,甚至从争邀题字到争相“铲字”。显然买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卖家也非“物有所值”,一切皆关乎写字者屁股下面的位子和手中的权力。此言委实不虚,从落马的胡长清到秦玉海,皆可以佐证。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某些真有艺术造诣的协会官员确属“实至名归”,但当文艺协会成了官员趋之若鹜的地方,就是文艺界的悲哀了!文艺与权力的“勾兑”,不仅容易滋生“雅贿”之类的腐败,更容易加剧文艺圈的“官本位”,导致文艺作品市场价格与“官职”挂钩,反倒挤占了真正艺术品的市场,遮蔽了那些苦心孤诣甘坐冷板凳的真正艺术家的成就。那就成了买了官员的“好”寒了艺术的“心”。

文艺团体要以专业论英雄,文艺繁荣要靠真正的文艺家来努力。“官味”太重的文艺圈是该治理整顿了。

还是西谚说得好,“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让权力归位,还艺术纯粹”,也许正是当下文艺界贯彻总书记“谈话”精神的必做之功。

和气与硬气

“家和万事兴”,“天下事以和为贵”,“和气生财”,这种倡导“和为贵”的“和气”文化,是中庸之道的精髓,早已植入国人的内心。在传统的处世理念中,“和”字是必不可少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个“和”字惊艳天下,赢得人心。

同时中国人的骨子里,又有一种硬气绵延不绝。不管是孟子的“吾善养浩然之气”,还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君子之道,乃至“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凛然正气,甚至包括“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评价……中国人的传统里,的确不缺这样的铮铮硬气。

或许,和气与硬气就是国人性格的两个侧面。

具体到历史演义或现实实践之中,不管是经典作品里流传的人物形象,还是影视剧中的戏剧场景,硬气多表现在文人身上,和气多体现在商人的圈子。

文人的硬气是骨子里的,所以陶翁“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辞官而去;李白“不为摧眉折腰事权贵”,乃至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种文人的硬气,也许是性情的自然流露。因为写文章“拿起笔老子天下第一”,不需要环顾左右,不需要点头哈腰,一支笔横行天下。“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过这种文人的硬气,除了留下酣畅淋漓的辞章诗句之外,更多的是境遇的落魄。所以硬气也是人格的双刃剑,成就了一时之快,也留下了伤痕累累。

而“和气”更多的是修炼出来的包容与韧性,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逼”出来的;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后的世故与圆融。不论是官场上的左右逢源,还是商场上的呼风唤雨,均无法赖于一己之力,必须整合资源。而“整合”资源就意味着“包容”。“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正好就说透了和气与硬气的关键。官欲做大,就得容人之短,赢得人气。生意做大,也得取长补短,借力打擂,不曲下身子弯下身段,只凭一己之硬气是万万不行的。所以,这种天长日久的“容人”与“历练”,成就了一团和气,在“和而不同”中方能建树。菜根谭有言“建功立业多虚圆之士,偾事失机必执拗之人”,也讲明了和气与硬气的辩证得失。硬气与自己的内心可以“过不去”,而和气必须和周围的一切人事物理“和衷共济”,意味着少树敌人,多交朋友;意味着收起锋芒,包容异己。

其实,和气与硬气都不可少。做人骨子里要有一种硬气才会有底气,也是底线所在。有些事情,是不能以交易来妥协的。而做事待人,更多的要表现出一种和气来。文人于硬气中多几分和气,就多几分可爱。商人在和气里留一点硬气,就多一点节操。至于硬气与和气的尺度把握,就看人的阅世与修炼的境界了。那种世人称道的“外圆内方”,也许就是一种启示吧。

辣味文章

川菜的流行在于它的辣味,风行各地的川菜馆子全靠一个辣字打天下。这个“辣”字可谓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而文章就不同了,似乎辣的文字越来越少了。大约鲁迅之后,太平盛世的文坛,吹吹拍拍风花雪月的东西多了,犹如满汉全席上的美味珍馐,肥甘甜腻口感绵香的居多,尽管有点不好消化。

其实,如同并非只有川菜崇辣一样,这辣味文章于文坛而言也是向来必不可少的珍品。哪怕不是“匕首投枪”似的济世良药,保留一份直逼人心的纯真与辛辣,也是文章应有的本色之一。

尽管有“文章憎命达”之说,更有“愤怒出诗人”之语,似乎文人天生有一种入世的艰辛与出世的清醒,这也许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某个源头。而每个时代当时流行的总是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文场得意的总是一些曲意奉迎的文人。但大浪淘沙风流云散之后留传下来的,却总是那些耐得起推敲、经得住咀嚼、直逼人心有些“辣”味的文章。正是这种根植苍茫大地、出离人生沉浮、饱经忧患风霜之后的“辣”味,让这些作品以其特有的警世之心劝世之喻而传之千古。得意的王安石没有留下什么辞章,失意的苏东坡却名垂后世,大抵也是这个道理。连多年不变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中也以“魔幻现实主义”居多,大约也是因为其中辛辣的讽喻与批判的缘故。

什么时代都不缺唱赞歌的,但再好听的赞歌也掩盖不了现实的弊病与缺憾。什么毛病都需要药物疗效,而再好的药也有难掩的苦味。以文为器的批判,大约就是这种可以疗救时弊的苦味或辛辣吧。骨头最硬的鲁迅先生,不是因为身体的魁梧高大,而是因其不屈不挠、不妥协、不苟且的精神,使之成为享誉同时代而且至今依然不可超越的文学丰碑。尽管,这座丰碑的背后始终是掩不住的刚烈与辛辣。

无论世事怎样变迁,文风如何演变,歌颂与批判总是文学的两大基本功能,从来不可偏废其一。时代固然需要那些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动听旋律,同样不可缺少那些激浊扬清抑恶扬善辣味的批判。尤其是从来不乏歌者的文坛,那种直面现实直逼人心去除沉疴的辛辣批判更显珍贵,尽管治病的良药总有一种不爽的口感。如同在食物丰盛的今天,唤醒我们有些迟钝的味蕾,要靠川味的辛辣一样,那些立足现实根植人心去病除疴的辣味文章,同样可以让我们在惯常的“熏风细雨”中多一份难得的警惕与清醒。

也许真的如同宴饮归来,值得回味的不是那些肥美甘甜的美味,却是一些咂舌难忘的辣味。为文之于庖厨,这异曲同工的“辣”味,实在有些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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