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杭州媒体报道，一个女孩当活靶为其姐姐筹手术费。这名叫吉佳丽的女孩，出现在武林广场，摆下一个游戏，自当人肉活靶，10元一次，声称筹集白血病骨髓移植的手术资金。经证实，吉佳丽的姐姐吉佳艳确实面临移植缺少费用。吉佳丽设下“人肉靶子”两小时无人问津，被带到派出所后，她说，“我也很后悔，不应该用这种过激的方式”，并接受了民警的教育。

至于吉佳艳患病的情况，则在去年就曾引起关注，她父亲车祸去世，她患病后为不拖累家里，留下书信离家出走，母亲在昆明、成都等地街头摆地状寻女，还曾脱了上衣身背荆条，为自己不能为女儿治病“负荆请罪”，事经媒体报道，吉佳艳回到了母亲身边，现在她与弟弟配型成功，正等待手术。

按照网络上流行的话说，媒体大概只能帮到这里了。吉佳丽没能筹到钱，吉佳艳仍在等待她弟弟的骨髓来救命，手术仍不能进行。但事情已经不重要了，确有其事，不是骗人，大家就散了开去。

有些事情是无可奈何的，很多疾病在夺人生命，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于是治疗就只是一种人道表示，或者说，是体现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性行为。有些疾病是可以治愈，甚至笃定可以治愈的，那么支付能力就成为生命的决定性因素，吉佳艳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支付能力的困局。生命平等，道理是这样讲的，但落实下来，人们的支付治疗费用的能力，或者支配医疗资源的能力并不相同，结果就不一样了。

类似的情况，现在可能还包括“达成谅解”的能力。我们已经在不少案件中看到，一个犯下罪行的人，因为获得受害人的谅解，在定罪量刑上就可以从轻考虑。如果受害人已经死去，那么他的家人可以来进行决定是否谅解的活动。怎样才能谅解呢，理论上，当然是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现实地说，用一定数额的钱来表示请求谅解的诚意，是必须的。

著名的陕西“撞人补刀”案件，受害人家属不同意谅解，舆论上对此颇有微词，觉得不合乎理性。按照“理性”，受害者已死，人死不能复生，如果谅解，家人可以得到一笔钱，凶手不判死刑，两下都有好处；而不同意谅解，则凶手要伏法，受害者“人财两空”。现在，人们就是这样来体现“理性”的。实现谅解的能力，其实也就是支付能力。这不是直接的以财买刑，但确实使人看到罪犯因经济能力而产生了差异。人们经常嘲笑“灾难出英雄”的现象，指责“坏事变好事”的逻辑，犯罪后谅解则“双赢”，还不至于是“灾难出英雄”，但不也同样是“坏事变好事”，人们却又很乐观其成。

在这种非常乐于看到“付费谅解”的理性后面，有着人们都承认和接受支付能力之作用的背景，甚至“钱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起到作用”的意识。因此，如果有谁不同意“谅解”，使钱起不到作用，那就是对这种社会意识的冒犯，持有这种意识的人就会被视为“不理性”。

回头来看前面那个妹妹街头自当活靶为姐姐筹手术费的事情。在那个事情中，派出所也好，观看者也好，很关心事情的真伪，要进行查证。但真伪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是假的，人们会抨击欺骗公众感情；但如果是真的，也仅仅是让人们有着一种自己没有受骗的感觉罢了，并不是说如果情况属实，手术费就有什么办法。换言之，人们对一个人因手术费缺乏而无法治疗，是不以为意的，潜意识中或者“理性”之中，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以权力去分配资源，人人尽知其非；但“金钱面前一律平等”，就可以成为新的信念吗？社会真的就该是这样子吗？就算“先进国家”都是这样子，我们难道就一定要奔着这样子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