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悦文 Zhang Yuewen 金云峰 JinYunfeng

唐宋文人园林与文人书法的诗性审美

■ 张悦文 Zhang Yuewen 金云峰 JinYunfeng

唐诗和宋词是唐宋最大的艺术成就之一，而诗词的盛行和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人思维“诗性”特征的集中体现。从文人“诗性”出发，探究唐宋文人园林和文人书法在审美上相似的诗性内涵。把诗性审美归为两个层面，外在直白的诗性，内在隐喻的诗性。直白的诗性与隐喻的诗性，相辅相成，甚至相互转换，在审美判断时不能完全分割。把“诗性”纳入审美的内容，与“体验美学”有相近之处，其实也最接近审美的真谛。

文人园林；唐宋；书法；诗性；审美

《毛传》有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文德之人，有道德且知书能文者。其通常不仅知书能文，更触类旁通涉猎甚广。后人对“文人”作如下解释——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因比常人多一份独立见解和思考，品读文人的物和事往往不能停留在表象。

园林与书法是历代文人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前者是居游之所，后者是抒意之法，两者彼此交融，园中有书，书中有园，正是文人于居游中抒情写意，于抒情写意间居游的最好写照。不论是文人园林还是文人书法在其各自领域里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两者的品读可以有多种视角，由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形式同属心态文化的产物，因而存在某种内在的共通性[1]，而本文就试图从文人“诗性”特质出发，探究两者在审美上相似的诗性内涵。

1 文人的诗性

我国古代文人之风始于魏晋，至唐宋尤甚，唐宋文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历朝历代中位居前列，其艺术成就更是登峰造极。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盛唐“李杜”“王孟”，中唐“元白”“韩柳”，晚唐“温韦”、“小李杜”，至宋代，豪放如辛弃疾，婉约如李清照，还出现了与唐代文人并称的“唐宋八大家”……唐宋最大的文学艺术成就当属唐诗和宋词，而诗词的盛行和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人思维“诗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源于文人“诗性”的追求和感悟，园林与书法等艺术手段则皆可视为其衍生产物，虽外在形式不同，但在思想上同源。

1.1 文人园林与文人书法

文人园林自魏晋兴起，到唐宋年间山水文学更趋兴旺，而文人造园也得以进一步发展，艺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唐宋文人对自然风景有深刻理解，对自然美有高度鉴赏能力，同时，他们把对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沉浮的感怀倾注于造园艺术之中。园林之于文人，成为了赏心悦目、寄托理想、陶冶性情的物质媒介，所谓“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

书法艺术自秦到唐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有“书至初唐而极盛”的说法。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行、草书的发展都跨入新的境地。以楷书为例，初唐欧阳询、中唐颜真卿、晚唐柳公权各自形成的欧体、颜体、柳体，至今也是初学楷书临帖的重要范本。至宋代倡理学，因而书法尚意，更倡导书法创作中的个性化和独创性，也越加明确了“形神兼备”的鉴赏标准。

唐宋园林与书法艺术的发展于外在形式上都已进入了成熟期，而于内在审美境界上则完成了一个大的跨越。对于园林而言，深层次文人思想的介入使得园林审美从对自然客体的欣赏渐渐转移到人的主体情感的抒发，对于书法而言，从针对结字章法的普世性研究更引申出了崇尚意境的个性化创作。

1.2 园林与书法的诗性特质

意大利学者维柯最早提出“诗性”概念，认为诗性是出于人的本性，越是原始时期的智慧和语言，越是以一种诗性的方式来展现。它有悖常理，不寻逻辑，因此也有人认为“诗性”是“理性”的反义词。至于“诗性审美”的根本就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是始于人的感受和体验的评价和体会美的方式，园林和书法的审美因为很大程度上关乎“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非理性的。

园主人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融进园林之中，加之自然环境因势象形，更使得文人园林因人而异、千姿百态。中国古代造园数以万计，而论述造园技法的书籍屈指可数，原因之一即造园术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诗性思维实践。明代计成著《园冶》，书中也提到，“地与人俱有异宜”，故“园有异宜，无成法”。直到后人提出情境分析方法，将建造园林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思想观念等全部纳入园林欣赏评价体系，园林非理性的审美方式才得以相对理性地被传播和继承[2]。

隋唐时，对于书法的审美有“文以贯道”的提法，将书法主要作为传授道业、传播思想的工具，至宋代，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的思想，书法艺术的形式与内涵实现统一，兼容理学与美学，作为一种重要载体和媒介[3]。自此，对于书法与诗文内容的糅合有了更高的审美要求。

2 园林与书法的诗性审美

园林与书法有相互独立的评价体系，但从诗性审美角度也可探寻到相似规律，这种规律分为“物”“我”两个层面——“物”的层面，反映直白的诗性，“我”的层面，反映隐喻的诗性。

2.1 直白的诗性

直白的诗性是文人园林与文人书法的外在表现，是可视的，是能够第一时间被解读的审美内容，属于客观“物”的范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园林楹联题额的文字，书法作品的诗文内容，园林空间形象特征，书法章法结字等。

2.1.1 楹联题额与书法内容

曹雪芹于《红楼梦》中借贾政之口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楹联题额的设计最易彰显文人园林的诗性，园主人们对此兴致盎然甚至大过园中风景，这与西方园林的设计观念很是不同。北宋苏舜钦被贬苏州造沧浪亭，园名取自《楚辞·渔父》的《沧浪之歌》，“沧浪之水兮，可以濯我缨。”山巅小亭又有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图1）。听闻园名便知晓主人生性，入园后见到亭台楼阁的楹联题额，更是点化主人的心境和审美情趣。陈从周先生对此有深入浅出的概括，认为楹联题额实是“赏景的说明书”。

图1 沧浪亭楹联图

唐宋年间正值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唐有书法家兼诗人贺知章、杜牧等，至宋代，两者兼修的名家当属苏东坡。苏词属豪放派，气度超拔，不受羁束，其人又擅长行书、楷书，用笔丰腴跌宕，天真洒脱，文与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苏轼写给道源的一则《啜茶帖》，整体布白自然错落，丰秀雅逸，而落笔却似漫不经心，正切合写给友人便札的亲和与随性（图2）。

2.1.2 园林形象与章法结字

图 2 苏轼《啜茶帖》

园林是空间的艺术，而书法是布白的艺术，前者的诗性呈现于三维空间，后者呈现于二维形象。

唐代文人园林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契合，不强加人工雕琢，顺应自然之势，力求简朴。白居易的草堂简朴之至，《草堂记》中记载：“木，斲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墄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至宋代，文人园林的特点被概括为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现存较典型的即苏舜钦的沧浪亭。沧浪亭不比草堂简陋，但全园景色也简洁古朴，落落大方，不以工巧取胜。以北门为例，渡石桥入园，石桥造型简约，不加雕饰，而园门含蓄清雅，尺度亲切宜人（图3）。

唐宋书法从单字上看字体多样、风格多变，有楷书雄浑厚重，又有草书淋漓酣畅，文人书法讲究质朴真诚的书写本意，意在笔先，在章法上轻松随性、不拘一格。唐代书法家柳公权认为，“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是以柳体字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大有“心正”之意。而北宋书法家米芾个性怪异、举止癫狂，自称“刷字”，其字确实用笔迅疾劲健。其代表作《珊瑚帖》行文看似随意轻巧，所画珊瑚亦散漫，却奇趣万分，恰如其人（图4）。

图3 沧浪亭北门

2.2 隐喻的诗性

图4 米芾《珊瑚帖》

隐喻的诗性是文人园林与文人书法的内在体验和思想，是不可视的，需要其他背景知识甚至亲身体验才能被解读的审美内容，属于主观“我”的范畴。“我”既指造园者与作书者，是园林与书法的创造者或拥有者，又指游园者与品书者，是园林与书法的欣赏者和品读者。

2.2.1 造园者与作书者

园林与书法呈现与后人的样子未必与创作缘由相吻合，了解作品背后造园者与作书者的心境和状态是帮助游园者和品书者们真正理解园林与书法作品的重要步骤。

唐代柳宗元贬官永州司马，写下不少山水诗和散文抒写心中苦闷。他将住处的冉溪改名愚溪，并写下《愚溪诗序》。其中有描绘其住处“愚溪别业”的段落——“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根据描述，“愚溪别业”依山水而筑，布局集中，移步异景，小中见大（图5）。全园皆以“愚”命名，“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柳宗元将被贬之后的自嘲自叹带入园中，山水本无意，但承载了造园者的心意。

唐张旭擅草书，狂放大胆，《肚痛帖》是其代表作之一（图6）。后人评价此帖，字如飞瀑奔泻，时而浓墨粗笔，沉稳遒迈，时而细笔如丝，连绵直下，气势连贯，浑若天成。而此帖实是张旭肚痛时自诊的一纸医案，确实有感而发，是以落笔之时笔法墨法自然呼之即出、顺理成章，后人辞藻华丽的评价反倒故弄玄虚了。

2.2.2 游园者与品书者

人是创造审美客体的主体，也是被客体所创造的审美主体，在园林游赏和书法品评中，人与客体（园林或书法）之间，是相互塑造的关系，而游园者与造园者，品书者与作书者，更是以园林或书法为媒介，达成了超越时空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4]。

周维权先生认为园林作品好似一部诗书、一曲乐章，若遇上了优秀的园林，游园的感受也与读书听曲时吟唱美文佳句一样酣畅淋漓。审美过程中的通感作用，使得游园者睹物生情，藉由园中景物，游园者与造园者完成了一次思想共鸣。书法审美的实质，也是以书法为载体对人的“精神关照”——“观物”即“观我”，“取境”而“会心”。这也迎合了钱钟书先生所言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之意蕴，“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相通。物我之象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

在园林与书法的游赏品评上，有一点不同，就是历代书论极多而园论较少。园林比之书法也许更“感情用事”，园林的诗性成分因此更易彰显。

图5 愚溪别业想象图

图6 张旭《肚痛帖》

图7 文人园林与文人书法诗性审美结构

3 结语

将唐宋文人园林与文人书法的诗性审美归结为两个层面，表层属于“物”的层面，反映直白的诗性，里层属于“我”的层面，反映隐喻的诗性（图7）。“物”是“我”的外在反映，而“我”也受“物”的制约和影响。文人诗性特质的呈现方式在直白与隐喻间游走，在审美判断时不能完全割离。

谈论文人园林或文人书法时，会常把“诗性”放在过高位置，认为位于“做法”“技法”等相对理性、客观的评价标准之上，是更高层面的审美内容，其实不然。美学大师白宗华所说的“体验美学”，就是强调了个体的亲身感受，无规无矩地，在没有审美标准约束的情况下，用心品味和享受审美对象。

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是否应该有几次一无所知的机会，用亲身体验而不是理论学习来开启了解园林的大门？效法古人居游而居游，效法古人抒意而抒意，这种随性而随心的体验，也许最接近诗性审美的真谛。

[1]邬东璠,庄岳.从文化共通性看中国古典园林文化[J].中国园林,2010,26(1):37-40.

[2]金云峰,陶楠.环境史景观史园林史[J].中国园林,2014(8):85-88.

[3]杨锁强.论中国书法的审美观[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30(5):79-83.

[4]金云峰,俞为妍.基于景观原型的设计方法——以浮山“第一情山”为例的情感空间塑造[J].华中建筑,2012(10):93-95.

Poetic Aesthetics of Literati Garden and Literati Calligraphy in the Tang & Song Dynasties

The poem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s one of the biggest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such two dynasties, while the f l ourishing and development of poems is centraliz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features of "poetic nature" in the mi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i. Starting from the "poetic nature" of literati, the paper explored similar poetic connotation on aesthetics of literati garden and literati calligraph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Poetic aesthetics is classif i ed into two layers, of which the outside layer is direct poetic nature and the inside layer is implicit poetic nature. The direct poetic nature and the implication supplement each other or even mutually shift such that they cannot be completely divided at the time of aesthetic judging. Including the "poetic nature" into aesthetics is similar to "experienced aesthetics". In fact, it is closest to the true meaning of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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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2）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重点项目研发基金, 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主与开放课题，课题编号：2015KY06。

张悦文，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金云峰，同济大学景观学系副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