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

我是个北方女人，在这里想很认真地说说与我可能毫无共同点的北方男人的一些小小方面，因为也涉及到了南方人，所以我收起个人好恶，在面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时，尽力不丧失客观的立场。我只要告诉您，我听到的，我看到的，就足够了。

长江和长城，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有象征意义的存在，所不同的是长江使中国诞生了两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名词，南方、北方。所以，在我还没出世的时候，中国人就有了有天然差别的南方人、北方人。

一场争吵

那是个阳光很好的秋天，叶子金黄，尽管有的已经开始飘落了。

我在十字街口的一侧，等待被修理的自行车。午后的阳光让人困倦，我靠在一棵树上，不一会儿眼皮便合上了。眼皮下的那片红光由明到暗，直到消失。

“咔嚓”，是一声响亮的金属撞击声，打开了我的眼睛：在面前不远的地方，两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撞在了一起。他们两腿叉地，屁股还坐在鞍座上，便开始了争吵。

“你怎么回事？”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大声问。

“你怎么回事？”另一个没戴帽子的男人也这么问。

“我问你呐！”戴帽子的男人下了车。

“你没长眼撞我了，还不认账？”

“你骂谁？”

“骂你，不服啊？”

“骂我就不行。”戴帽子的男人说完，一拳打在对方下巴上。

这是两个体格差不多一样健壮的男人，他们扭打在一起，脑袋上方飞来飞去的是握得紧紧的拳头。只有几秒钟，我便看见地上殷红的血迹。

围观的人试图拉开两个怒火冲天的人，但收效不大。

他们又扭打了一会儿，终于分开了，戴帽子的男人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大块石头，一边高喊“你别跑”，一边朝对方猛冲过去。

围观的人拦住了戴帽子的男人，因为都看见了石头。没戴帽子的男人，一看对方手里举着的石头，也四处找石头，但运气不好。这时，高举石头的男人对拉住他的人大声说：

“松开，不松开，我谁都砸！”

人们一听这话，只好松开，躲到一边。

因为“武器”的加入，战斗很快接近了尾声。石头砸在了没戴帽子的头上，血流不止。戴帽子的男人见对方捂着流血的头，蹲到了地上，便扔了石头。他转身要离开，他说：

“下次长记性。”

流血太多的男人已经不能再骂人了。

戴帽子的男人走到自己的自行车前，察看自行车，也看见了蹲在地上的男人和地上越来越多的鲜血，但他继续检查自己的车子。一分钟后，他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摔，拨开围观的人群，扯起那个蹲在地上流血的男人，大声问围观的人：

“哪儿有医院？”

我不由自主地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去了医院。那时我还小，孩子的稚气还没脱净，要是现在我碰上这样的热闹，无论如何也不会跟到医院去，我会在前一自然段结束的地方搁笔。

到了医院，戴帽子的男人把他的伤员送进了急救室。接着他便飞快地跑了起来：挂号、交款、取药……等需要他做的一切都完成时，他摸摸鼻子下干涸的血迹，进了盥洗室。

大约半个小时，没戴帽子的男人从急救室出来了。他的头上包了白色的药布，看上去有些可笑。戴帽子的男人连忙迎上去，他摘下帽子说：

“真对不起，我手太重，我……”

“别提这事了，我不也打你了吗？”

“那是，可我……”

“你哪年生的？我1954年的。”

“我1956年的。大哥，从现在起，咱们就算认识了。我在×××工作，有事你找我。

“没说的，老弟，不打不认识。我在×××工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别客气。”

他们搂着肩膀，像亲兄弟一样离开了医院，也离开了我，两个北方男人。

我没想笑，但还是笑了。

另一次争吵

这次争吵发生在长江流域一个以文明程度高著称的城市，一个总下雨的城市，我们叫它x城吧。

我是在火车上听说这件事的。亲眼看见并参与这次争吵的王先生，是我在火车上的邻居，火车离开x城的时候，那儿依然下雨，而这雨已经连绵不断地下了七天。

大家一直在喝茶，火车过了济南，才感觉离潮湿远了。王先生呷了一口茶说：

“到x城二十天，这是我第一次出汗。”

王先生是安装电话的，他接着又说南方总下雨，糟透了。

“潮是潮了点儿，可南方人聪明。”一个老者说。

“没错儿，就是聪明，所以人家比咱富。”王先生停了停又说：“可能太聪明了，打架都不动真格的。”

“人家讲文明，不爱打架。”我说。

“你什么地方人？”王先生问我。

“东北人。”

“没搞错吧？”

大家都笑了，王先生讲了那次争吵。

要不是下雨，那两个x城人也不致于吵起来。那雨下得人心烦，恨不得咬谁几口。

那两个本地人是在彼此转弯时撞上的。他们都是一手扶把，一手撑伞，撞得不轻。他们撞上以后，谁也没道歉，马上争吵起来了。

他们吵什么，我听不太懂，一句半句的。大约吵了十几分钟，仍然没有进展。声音越来越高，脸儿越来越白，但没动手。

这真让人发急，干打雷不下雨啊。不过，那天，我闲得难受，就想看热闹。我对旁边一个本地人说，这要是在东北，三句话，就打得对方满地找牙了。那人听我这么一说，像躲瘟疫似的走了，到我对面看去了。

那两个人火气真不小，越吵越僵，丝毫没有缓解的意思，最后终于动手了，他们每人手里都有一把黑色的长柄伞，收了伞，就用伞打了起来。

他们俩用伞划来划去，有点像外国人玩剑似的，可剑和伞不是一回事。那两个人身子后倾，脑袋躲得老远，皱着眉头，像打扫垃圾时的表情。他们把身体的要害部位躲得远远的，各伸一条胳膊，在那儿瞎拨弄着两把伞，动静挺好听，劈里啪啦，可谁也打不着谁，就像两把伞干上了，你说这伞犯着谁了。

这两把伞搅和的时间比争吵的时间长，就是上不去层次，把我急得什么似的，终于忍不住了，就喊了几嗓子。

“嗨，认真点腰部以上，直劈，别总侧着身子，那样使不上劲。”

我成了场外指导，可没一个人听我的。那些看热闹的像看猴似的看我。那两把伞照打不误，哎，你们说，急人不？哪有这么打架的？

我实在管不住自己了，沖过去，一把握住没完没了瞎搅和的雨伞，问那两个还握着雨伞的男人：

“打不打？”

那两个家伙怔住了，光看我不说话。

“要打就真打，懂不？”

他们还是光看我不说话。我气急败坏，大吼一声：

“不打，滚。”

王先生说完，喝了口茶，对笑成一团又一团的听众，露出满意的微笑。

火车还在山东境内努力地奔跑，大家终于不再笑了。我凑近王先生说：

“知道你这行为叫啥不？”

“叫啥？”王先生瞪大眼睛。

“傻。”

说完，我就去火车连接部了，是想透透空气，但还是听见了紧跟我背后传来的那句话，是王先生说的：

“听见没？还是咱东北人，说话比他们打架还解恨儿。”

“真傻。”这话是从我嘴里溜达出来的，没传很远就被列车的轰鸣湮没了。

（摘自作家出版社《出卖阳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