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剑明（南京市公安局，江苏南京，210002）



战时特刊《怎样清除汉奸》

胡剑明
（南京市公安局，江苏南京，210002）

笔者收藏到一本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出版的“黑白丛书战时特刊”《怎样清除汉奸》，童振华著，钱俊瑞主编，由上海生活书店总经售。全书共分七个部分：一、敌人满布间谍网；二、汉奸多如牛毛；三、各种汉奸的来源；四、清除汉奸的第一着；五、肃清汉奸理论；六、改良人民生活；七、组织及训练民众。总体上，画出了抗战中出现的汉奸各种嘴脸，也向国人指明了清除汉奸的方法。

清除汉奸是军警的工作，也是全体爱国民众的事。为了让今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段历史，笔者将书中部分内容按原文原义释出，也不妄存了这份“珍稀文献”的意义。

一、敌人满布间谍网

国际间谍的活动、去来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容许敌国如此自由地满布着间谍网的，恐怕只有我国吧！日本的特务机关是公开地设立在我国的许多城市或重要地点的，所谓特务就是间谍工作。此外，日本各新闻纸的特派员和散居各地的商人，也组织起来，暗中活动。这些间谍，又和日大使馆领事馆及驻屯军互相联络，形成了一个间谍网。

实际上，这个间谍网还不是如此粗疏的东西，它除了日本人外，还有多少汉奸组织在里面，所以能够深入到军政中枢，普遍到穷乡僻壤。

敌人的间谍工作，大致可分政治、文化及军事的方面。政治文化方面，如调查党派及民众团体的情形，分别收买或破坏之；如收买亲日的知识分子，指使他们散布亲日恐日的言论；如造作谣言或遇事挑拨来分化中央和地方政府使其对立；如挑拨内争，制造或利用其他问题来转移抗日的目标；如施展鬼蜮伎俩来破坏我中枢的团结力等等活动。大都利用有知识的或有政治地位的汉奸来做爪牙。

军事方面，如测绘军事地图，调查军事交通，军事实力和阵地配置；调查国防设施，兵工厂军火库自来水厂发电厂的位置；调查民团力量，军队的番号防地武器及其配置；勘察村路交通、河流、桥梁、井、山地、树林和平原等地形等项。所利用的汉奸有腐化官僚，有民团领袖，有土豪劣绅，有流氓散兵。

军事间谍工作，除各项调查外，还有设计离间上层军人，破坏军民的合作，散布恐怖谣言，收买军事工业中的少数工人等项。总而言之，一方面是侦探我军事的秘密和一般情况，另方面则破坏我军事的力量。

敌人的间谍工作，因为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障及利用我国人散漫无组织的弱点，所以能够无忌惮地进行。尤其是汉奸的帮助，更使得它有很大的收获。

假使没有汉奸，那末，敌人对于我国政治经济的详情，军备要塞等等的部署，实在无从明了；而捣乱及挑拨的阴谋也无从施展。所以为了防止敌人的窥测国情，为了根绝内部的乱萌，都只有清除汉奸，不让他们有一个余孽留存着。这一工作，在目前抗战已经开始，尤其重要，这是决定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汉奸多如牛毛

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以来，平日埋伏着的以及临时被收买的汉奸一齐出动，大显其毒辣本领，我们这时候才知道汉奸之多，不可计数。例如罗店经敌人初次占据后，我军在该地搜捕汉奸达150余人，而该地平日驻军尚不过150人。据8月26日《大美晚报》载，罗店初次失守的情形是这样的：

8月23日敌军由汉奸引路，于中午时登陆，这些汉奸就是沿江的无知渔民。同时驻在罗店镇内的汉奸在敌军未到时就开始放火焚烧。当时我驻军仅150人，仓皇应战，支持4小时，援军还没有到达，被迫退出。当然我们还可以推想到事前早有汉奸将该地驻军单薄的情形告诉敌人了，所以才会乘虚而入的。又如敌飞机轰炸我军阵地及后方建筑物、交通要道时，常有汉奸施放种种信号。还有抛掷炸弹于行人拥挤的地方，投毒药于茶缸或老虎灶的水锅内，或造作谣言来捣乱后方秩序的；有暗中破坏交通机关或军事设备的；有刺探军情测绘地图贡献敌人的；有将粮食或其他军需物料供给敌人的……种种活动，异常猖獗。

尤其令人可恨的是那些暗藏在军政机关里的汉奸，如8月26日在首都枪决的黄秋岳等18名，或为敌国充当间谍，或帮助敌国之间谍，或泄漏军事秘密等。所干的勾当关系重大，要十百倍于罗店等处汉奸的行为。

对于大小汉奸，我们已经采取严厉的处置。9月4日国民政府所公布的修正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通敌、煽惑、扰乱治安者概处死刑，窝藏叛徒动摇人心者也分别处刑，这是制裁汉奸的主要法律。又于8 月31日公布的《食粮资敌治罪修例》，规定以食粮资敌者处死刑。又9月7日国府公布的《陆海空军奖例条例》第三条第七项及第四条第四项，分别规定对军人及非军人之有破获间谍的劳绩者给予嘉奖。

这些法律都和制裁汉奸有关。在执行上，军警机关逮捕汉奸，处以死刑的已有多起。此外，民众直接制裁，当场打死的也不少，特别是战事刚刚爆发的那几天，上海街市上常常有打死汉奸的事。不过民众打死的都是小汉奸，并且有错打了好人的。这是由于民众没有组织，对汉奸不加审问，只凭一时感情来处置的缘故。此外，有些人觉得，要清除汉奸，必须严格限制民众的活动，那未免是“因噎废食”的办法了。

虽然我们很严厉地处置汉奸，但是汉奸的活动依然是很猖獗的，因为我们单靠居高临下的方法来对付混在民间的败类是不够的。未经训练与组织的群众，他们的行动容易变成盲动，也是不能认为可靠的。再加以一些城狐社鼠式的汉奸隐藏着，在重要的地方尤其不容易对付。

究意应当怎样清除汉奸呢？我们要在下面来解答这一问题。

三、各种汉奸的来源

在说到清除汉奸的方法以前，我们首先要把各种汉奸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分析一下。

汉奸有几种呢？郭沫若先生说，有智的汉奸和愚的汉奸之分别。智的是存心卖国，想凭藉外力来升官发财的，他们的行为好比和奸一样；愚的是为生活所迫，不自觉地帮助了敌人，这好比是强奸。茅盾先生说，就汉奸活动的部门而分情报的、捣乱的、理论的三种。顾仲蠡先生说，汉奸有失败主义的、拜金主义的及穷而愚的三种。失败主义者预料抗战必然失败，拜金主义者只知道要钱，都是甘心作恶；穷而愚者只因教养缺乏，被迫而做汉奸，是可与为善的。总合诸家意见，可说汉奸有大小二类。

小汉奸是无知而贫穷的，他们不过为了几天或几角钱而替敌人刺探军情或捣乱我们的后方，他们做汉奸的原因是为生活没有保障，饥饿驱使他们走入歧途；同时知识不足，对抗战的意义完全不了解，不知道日帝国主义就是自己的敌人，所以犯了罪恶，至死不悟。他们的工作，大都是由比较高级的汉奸来指挥的。在工作以前，还得受短期间的训练，担任训练者也是高级汉奸。他们的生活并不好，据某汉奸的供辞：汉奸组织采用包工制，所有报酬要经过几层包工头的剥削，最小汉奸每天所得不过一元或数角而已。并且有时敌人因为怕走漏消息，在他们任务完毕时，即杀掉以灭口，他们的命运确是很可怜的。

至于高级汉奸或大汉奸，虽然也有种种等级，大致说来，都是有钱有势有知识的，他们的活动是将国家重要秘密供献敌人，宣传汉奸理论及指导小汉奸捣乱等项。他们的心理有失败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分别。他们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和敌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大汉奸产生的原因说来话长，因为远在北洋军阀时代，每次政变或内乱都有日帝国主义的魔手在背后播弄，这亲日分子的传统是形成了好久了。九一八以来，对日妥协迁就的政策，又使得恐日病者和亲日论者大有活动的机缘，他们所造成的势力圈是培养汉奸的绝好园地。

有些大汉奸，即最高级的汉奸，不是为了单纯地发一笔财，而是为了要长期地叨敌人的恩惠，在其对华侵略剥削所得中分一些唾余。他们羡慕大小傀儡的荣宠，幻想着敌人预约的将来的高官厚禄。同时对于目前抗战的国策缺乏认识，以为和平之门尚开启着，则将来局面变更，日帝国主义论功行赏，也许首先抬举我们这些汉奸。所以汉奸的主要来源是在政治上，是在过去对日妥协的政策上，是在对目前抗日方针不了解，即对侵略者冀望万一能恢复和平交涉的幻想上。

四、清除汉奸的第一着

从上节的分析，可见清除汉奸的第一着，是国策的明朗化，是促进对日抗战的进一步开展。

我们现在的国策是什么呢？这在庐山谈话会中，蒋介石演讲词里面说得很明白。蒋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又说：“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些话都是斩钉截铁、毫不游移的。

因为最高军事领袖有如此坚决的表示，一般主和论者不敢公然散布他们的“三日亡国论”“唯武器论”等等歪曲事实的宣传，更不敢公然主张投降妥协的路线。特别是“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后，他们在表面上是声息全无了。可是他们在附和抗战主张的言词中，依然偷偷地贩运失败主义的私货：说我们抗战的结果，只是把全国化成一片瓦烁，让敌人占去，毫无所得。我们只有“必死”的牺牲，才有最后的胜利；我们只能以流血感动敌人，不能以流血战胜敌人。

8月7日冯玉祥的广播演讲，对于这种失败主义的心理，曾经痛切地指出：“我们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的太高或太低，不免要受到许多不必要的失败和损失，反而增加了敌人的凶狠。”又说：“我们的坚决抗战，不是以一死了事，保全了个人的人格和国格，就以为足，而是以少数人的牺牲，求得全民族无数人的永久生存。我们不是毁灭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建设，使敌人即使占领了全中国，亦毫无所得，而是要在敌人的侵略中，把无论未被或已被敌人侵吞了的地方，用我们顽强抗战的手段，完全把敌人驱逐出去，而取得国家自由与平等。”自从这番警醒的言论以后，主和论者连这种失败主义的私货，也不敢公然贩运了。可是他们的潜势力仍然存在，却是事实。

要使国策明朗化，对内应当削除这些动摇分子的政治地位，改良政治机构，实行民主的集中，容纳各方面主张坚决抗战的人才共赴国难。对外应当与敌人断绝邦交以示坚决，不再使日高信六郎辈得以胡说“和平之门尚未闭”，摇惑人心。这样，就可以使一般容易软化或善于计较个人利害者断绝出卖祖国的企图，而汉奸便没来源了。

五、肃清汉奸理论

无理论的汉奸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有理论的汉奸。他们摇唇鼓舌，欺骗国人，结果可以把整个抗日斗争的力量破坏。

哪些是汉奸理论呢？如过去的“中日亲善论”“唯武器论”“三日亡国论”等等，都是汉奸理论。这些汉奸理论，早已被人家批驳得一钱不值了。而且抗战的炮声一响，事实已经粉碎了他们的鬼话。现在所要注意的只是这些理论的残余意识，常常表现在某些人的嘴上笔上，必须随时予以打击，不让它蔓延。

另外，有一种“左”派汉奸理论，是以“左”倾动听的辞令，来破坏民族抗战的统一阵线。他们对于青年们，是比上述的右派汉奸理论更危险的。他们的论点，据易卓的分析（见《救亡日报》）约有四点：

（一）政府是不抗敌的，现在的抗战不过是摆摆样子。将来因战败讲和，也可骗骗人民说讲和屈服都是不得已的。因此无论前方将士如何忠勇殉国，中枢当局如何运筹帷幄，都被认为非诚意的。

（二）资产阶级、地主、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是不抗敌的，因为：资产阶级都甘心降敌；地主的血管流着大日本的血；青年受人利用；农民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的影子；工人生活苦，无暇救国。

（三）救国团体是不抗敌的，因为它们都是欺骗的、包办的，只有由他们“左”派组织的而且是“秘密的”，才算得真的救国团体。

（四）要展开自己的斗争，实行“土地归贫农”。

根据这些论据，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政府”“打倒资本家”“打倒地主”“打倒国民党”“打倒共产党”。——总而言之，打倒国内的一切，这恰好和日本军阀的宣传同一口吻。日本军阀说：“我们不和中国人民为敌，而且要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中国政府。”无疑的，他们的理论是帮助日本破坏中国的民族抗敌统一战线的，是十足的汉奸理论。

但不明白的人也许以为它们是革命的，比方说到战败讲和，或中途妥协，谁能保证是不曾有的事呢？比方说救国团体有包办的情形，谁能说是没有的事呢？因此，它们不独不是汉奸理论，倒是“诤言”。这种恭维它们是“诤言”的观察是错误了，因为它们的立场不是自我批评或善意忠告的立场。它们的立论者不是批评政府抗战政策的不够，而是根本否认政府的政策是抗战的，不是批评救国团体的欠缺民主化或是门关得太紧了的毛病，而是根本否认救国团体是民众抗敌的组织。这种理论家当然不是抗日民众的诤友，而只是破坏抗战的汉奸。

因此，我们除了打击右派汉奸理论以外，对于“左”派汉奸理论也得加以密切的注意。

六、改良人民生活

政治机构的改革及理论的斗争，只能清除上层的汉奸。至于清除下层的汉奸，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改良民众生活。

谈到改良生活，有些生活颇为优裕的人不免要说风凉话：“当此国难严重的时期，理应节衣缩食，帮助抗战，改良生活还谈不到啊！”是的，我们理应节衣缩食，但是所节的衣，首先应当从多余的衣起，如豪贵人家的妇女首饰化妆品以及每人具备无数套的皮袍大氅，的确是应当大节省特节省下来，替前线将士多制几件棉背心。所节的食，首先应当是那些大好佬的宴会征逐一席数十金的耗费，以及烟酒糖果等类不必要的奢侈品，这些东西的代价尽可以改购干粮移赠前线将士或难民。

然而，一般劳苦大众，衣不遮体，食不够饱，已经节无可节，缩无可缩，他们当然谈不到节衣缩食；不但谈不到这一点，而且他们的生活需要改良，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如果抛开这个问题不谈，而要他们光着身子空着肚子去抗日，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特别是在前线受敌军蹂躏的或被敌机轰炸的区域，许多贫苦民众幸而不死于炮火底下，得逃出危险地带，也成了无家可归的失业者。这些人在淞沪一隅已经有百万之多。他们本来都是生产者，现在变成无业游民，并且随时可以饿死冻死。

这些难民及有成为难民可能的劳苦大众，虽然大部分有要求民族解放的意识，但仍有一部分落后分子不了解抗战的意义，而且因为我国人民一般文化水准太低的缘故，这部分人数量很大。他们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很容易接受敌人的廉价收买，为一两块钱替敌人效劳，特别是经过高级汉奸的间接收买的时候，他们更不容易觉察他们所干的勾当为罪大恶极。他们对于抗战的认识，也以为是跟从前军阀内战一样的，无论何方胜利，结果并无不同，因此随便哪方面给他们钱的时候，他们都当作解决生活问题的好机会，情愿听雇用人吩咐行事。

这一部分的人文化水准既然较低，生活问题又十分紧迫，那末空口对他们宣传抗战的意义，也不会有多大效果的。

比方，你说东洋人是剥削我国劳苦大众、屠杀我国劳苦大众的，中国军队是保护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是解除我国劳苦大众的痛苦的，他们就觉得眼前的事实并不这样。他们以为东洋人不但不屠杀不剥削他们，而且给他们生活做（即做汉奸），反而中国人并不会解除他们眼前的吃饭问题，只是预约着将来打败东洋人再来改良生活，那不是远水难救近火吗？所以要使他们了解抗战的意义，必须在事实上把他们的起码生活问题解决。什么暂时忍饥耐寒来求得抗战的胜利，对他们完全是“不入耳之言”，不应当说的。这些话，只能够向那些在饱暖生活中的同胞去说。

如果我们的实业家和政府共同担负起这个改良民众生活的责任，从速制定保障人民最低生活的法律，并赶快安排难民和失业工人，疏通农产品销路（例如浦东的棉花），帮助农民耕种资本，酌量提高工资，多多建设新工厂于安全地带，那么，低级汉奸的来源就可以断绝了。

七、组织及训练民众

一个战地民众服务指导处的职员李葆如君说：“战地的汉奸真多极了！但这些汉奸是什么人？大多是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佬。他们眼光短浅，不懂得国，只看见钱。可怜有许多至死钱还没有看见呢！这般的人如果给以相应的教育，不但不会作汉奸，且可有助于战事呢。前方太需要把民众组织起来了，有了健全的组织然后才有健全的行动。我最后大声疾呼：请困守在街头屋角的智识青年出动，到民间去，到战地的后方去！”（见9月14日《立报》）。

又，某师长对某慰劳代表很沉痛地说：“这次打仗比北伐时更加困难和痛苦，当时民众和我们合在一起，而此番乡民居然替敌人做指导工作！”（引自《救亡日报》夏衍文）。

由李君及某师长的话，可知前方极感觉到民众组织和训练的需要，而清除汉奸的工作尤其不能不从这方面下手。

所谓组织，是多方面的，如职业的组织，里弄的组织，村镇的组织，难民的组织，失业工人的组织——总之，每个民众都必须加入到一种组织里面去，每个组织必须有经常的救亡工作，包括清除汉奸在内。

不但要有一般的组织，而且要有武装的组织，利用在乡军人的组织、受了社会军事训练者的组织、保甲的组织以及其他形式，立刻武装起来，使他们能够用实力制裁汉奸。至于专为侦察汉奸而设之特务组织，当然也是必需的。

所谓训练或教育，第一，就是使民众有正确的政治认识，认清敌人，相信抗战前途的胜利；其次，就是使他们守纪律，不盲动；再其次，使他们懂得侦察汉奸的技术。

在我们运用组织力量清除汉奸的时候，不要忘记：肃奸领导机关和民众团体之间保持适当的联系，群众随时侦察汉奸的活动，报告肃奸领导机关处理，以便将汉奸组织的间谍网根本加以破坏。为根本破坏汉奸组织计，对于犯罪有据的汉奸，不宜简单地诛杀，应该容许其自新，并且奖励告发；无论是罪犯发觉前的自首，或是已发觉后戴罪立功，都应当分别减免罪刑。国家对于这应当订一详细的条例。

汉奸的处罪行刑，其权责当归之军法机关，但汉奸的审判，须以公开为好，因为这样就可以免于诬陷，而广为宣传。当公开审判的时候，民众团体应该派代表陪审，民众代表提出反证时，军法机关应当尊重民众的意见，重新审查。民众代表应该将审判情形告诉同伴，使大家明了汉奸的内幕，知道怎样去清除汉奸。

不过，谈到民众运动，我们须注意两点：第一、旧有的组织必须加以改良，比方保甲组织，照理是应该可以清除汉奸的，可是过去这种组织并不是民主的，完全是豪绅把持的官僚组织，一般民众处于被动地位，当然不感兴趣。何况主持者是豪绅，平日鱼肉乡民，民众人人切齿，他们的措施向来不能获得民众同情，一旦有紧急事变，怎么能够勇力合作呢？所以今后应当由青年知识分子担任改革的工作，首先使组织民主化，然后加以政治训练，那末，保甲便可以担负除奸的任务了。其他旧有组织，可以照此类推。

第二、应该把民众运动中关门主义的错误纠正过来，要奖励民众的主动精神。由于过去个人或系派的成见的残余仍旧存在，对民众的关门主义依然很流行，如某时期为了防止少数汉奸而将全部慰劳工作停止，或将多数要求工作的青年摒诸门外，以及拒绝自动组织的下级团体的登记等事，都是一贯的关门主义。一方面领导者因怕民众活动而关门，另方面民众也怕活动会招引疑忌以至弄出什么不幸的后果来。

因此，尽管政府宣称开放民众运动，文化人高唱扩大民众运动，而民众运动依然是不能活跃起来。即如前文所说，前方要求困守在街头屋角的青年到民间去，而要求到民间去的青年却又因为被合法团体摒弃而不得不困守街头屋角，这是一种“脱节”的现象，这种现象即关门主义的结果。今后如果彻底纠正这种毛病，民众的组织和训练就可以完全做到。而清除汉奸的工作也就有基础了。

综上所述，清除汉奸理论，改良民众生活，以发展民众运动。在技术上，应当是秘密的侦察，公开的审判，严刑峻法的制裁与自新告发的奖励相辅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