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承前启后拓展张謇研究的意义
——在《张謇辞典》开题会暨张謇研究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章开沅

我经常会想到诗词。张绪武在2003年邀请我来的时候，打动我的心，让我前来的，就是“烟花三月下扬州”；但更重要的还是前面那句话：“故人西辞黄鹤楼”，我就是那个故人。我在扬州讲话，是有点小心的。我讲话很随便，一不随便就讲不好，随便一点可能还会有一点可以听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不能随便讲话，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扬州。山东我怕讲孔子。“文革”后山东大学邀请我去讲学，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孔子、儒学之类，我说我紧张。我们小的时候在家塾读书，都要拜孔夫子。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好，老师还要用戒尺打手心。我说一到山东腿就发软，他们就笑说我故意装成这样可怜。扬州为什么也怕呢？扬州是个好地方，扬州出人才，文化底蕴好，但人在扬州也惹事啊。过去有个文人叫易君左，他写了本书叫《闲话扬州》。“闲话”在上海话里有“不太好”的意思，但此公没这个意思。他写得很风趣，但有些内容不免有贬损扬州地方文化之嫌，结果引起扬州人士一片声讨。后来就有人编了个对联：“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这要用上海话讲好听，我讲不好。后来又有了下联：“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我讲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是不能“闲话”，“闲”的不好的话要挨骂的。

刚才周新国校长谈到祁龙威先生，祁先生也是我的“亡友”。祁龙威先生研究张謇比我早，我们曾经在一个寝室很愉快地度过了一段时间。他做《张謇日记》笺注，我写《张謇》传记，也做了一部分笺注。但是真正最早引起大家对张謇关注的，是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徐崙。他首次引用《赵凤昌藏札》（张静庐抄本）。老先生做事是很认真的，这一下引起学界轰动。这是1961年的事，上海当时已经争论得沸沸扬扬，后来在武汉举办“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时候，徐崙先生参加了这个会，又把争论带到了会上。这样我就更有兴趣做张謇研究了。早在徐崙之前，刘厚生写过《张謇传记》，但他不是现代人。学术界中用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来探讨张謇及近代社会，应该是从徐崙开始。前人之功，不可埋没。因为讨论张謇很热烈，又有那么多丰富的资料可以看，还有很多的资料尚没有人看。那时《张謇日记》也不全，部分日记即《柳西草堂日记》还在台湾。怀着一种好奇心，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

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对我有个“劝告”。他说你最好做人物研究。人物研究比较有趣，涉及人、事、地等方方面面，从事史学研究由人物研究入手易“入门”。他是学问大家，他的话给了我研究张謇的信心。

张謇研究让我与绪武结缘。我和绪武在“文革”前还不相识，知道有绪武其人，但无缘见面，而且当时的社会情况也不是很正常。改革开放后，我们见面了。社会各种情况都发生变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学术环境。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南通的朋友，有些已“不在了”，如曹从坡等，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研究张謇也就与张謇共患难。那时社会不正常，张謇铜像被游街，我们因为资产阶级做传啊，也被游街、示众。南通的人在受罪，我也在受罪。等到“四人帮”一垮台我们太高兴了，一下子就“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以后有点得意忘形。我参加的第一个学术活动就是江苏省经济史研讨会。在会上听说张謇先生的铜像被推倒游街，我提议应该重新树立铜像。那时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是个老党员，他很爱护我们这些后辈。他说：“开沅同志，我冒昧地给你提一个意见。不是谁都可以塑像的，这要经过军委批准。我看你用石膏做一个半身像就好了。”这是1982年时的情况，我也是在那时开始恢复张謇研究。张謇塑像在“文革”中横遭清扫，没想到我80岁的时候，南通就不止一座像了，好多像啊，还有用玻璃钢做的。

刚刚那位同志说得好，很多人物研究因不能长期坚持而停滞不前。孙中山研究在辛亥百年的时候，前景并不乐观，相关研究人员也不受重视。我不专门研究孙中山，但我替广东的朋友“打抱不平”。孙中山研究所曾经好像都没有编制，研究所的人出去开会，都用孙中山纪念馆名义。后来我经常讲一句话，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能否赓续不绝，关键还是看地方，看当地领导是否重视。这是我们体制决定的。领导不重视，连个编制都没有。这种状况也不是很正常，将来可能会变化，但是至少本地要有自己的研究队伍。

南通走了这条路，南通成功了。现在扬州大学又参加了，上海东华大学又跟过来了，张謇研究的团队就越来越大了。我和绪武是同一辈人，我们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看到张謇研究持续到现在，很是欣慰。南通人关心“张謇学”的建立，但南通现在要不要搞“张謇学”，这个“张謇学”可不可以成立，这个不是我表态的问题，而是水到渠成的问题，它该成为一门学问就会成为一门学问。实际上，张謇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学派，不是显学也是个半显学。现在张謇研究已经扩大到日本、欧洲等地，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我在建立“张謇学”这件事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要靠你们更年轻的人来继续做研究。不过，现在看来，张謇研究大有学问，张謇研究不是研究“过”了，还差得很远呢。

我的张謇传记主要写得早，所以现在大家没有别的代替，我希望很快就有更好的传记来代替。我那本书基本上还是宏观叙述，是做整体上的研究，还有一些细节未讲清楚。现在都把张謇和涩泽荣一放在一起来研究，因为涩泽荣一讲“论语”加“算盘”。但日本的儒学和中国的不是一回事，日本过去的儒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的儒学，不是中国的儒学了。张謇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涩泽荣一是不相同的。张謇认同的传统文化和原有的传统文化也不一样，张謇的观念中已经包含了很多很多“新”的东西。张謇和宗教的关系如何，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通州师范是把一座庙拿来改建成学校的，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在当地的权威，张謇就能“庙产兴学”。你说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宗教观念？他和儒学的关系、和宗教的关系如何？具体到他是一个实业家，他实业的成败、他的贡献、他的局限、他的模式能不能推广？这有很多方面我们没有充分挖掘。现在朱江整理大生纱厂的资料，应该会有所收获。所以说，张謇研究不是已经“过”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探讨。

特别是在当代，新兴的资产阶级还在发育和成长之中。马云就是模范吗？王健林就是模范吗？都很难说。不是哪个钱多，就是模范。真正的模范是有代表性的，应该能够引领整个民族往一个更好的境界来发展。在这方面有所表现，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企业家、“好”实业家、“好”事业家，也是个“好”教育家。在商品经济中，浑浑噩噩跟着跑、跟着混的，赚了钱就是王？张謇研究中，有很多启示可以总结。

我讲过两句话，一句是因为研究陶行知有感而发。我说全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把陶行知的晓庄作为教育界的“麦加”去朝拜，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另一句话与张謇有关。我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张謇的大会上，向与会企业家及全国的企业家呼吁，应该和张謇“对话”，净化自己的心灵，寻找“儒商”的范本；应该把南通当作实业家的“麦加”去朝拜。并不是张謇就那么好，那么完美，但至少他为几代人树立了“做人”的典范。现在都在讲儒学、讲儒商。什么儒学？什么儒商？“儒”也不是！“商”也不是！不是正儿八经的人在那里办“儒商”学院，还要培养“儒商”，不是笑话嘛。张謇地下有知，也会为之失笑。这种人还在谈儒学、谈儒商，居然就这么堂而皇之，还收费招学生。笑话！这就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从当代来讲，张謇研究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出一个辞典，也是很必要的。编辞典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写传记也好，特别是论文也好，不知道的东西可以回避，但写辞典就逼着你要把不知道的东西，用很准确的、权威的、最精炼的、最科学的话语表达出来，这是最难的。我不是给辞书出版社做广告，做辞书是很难的。偏偏科研部门不大重视，认为这是工具书。什么叫工具书？《说文解字》也是工具书，流传千古，那么多注释。《张謇辞典》的编辑，等于研究哪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还有哪些问题还未弄清楚，这对后人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张謇涉及的面太宽了，《张季子九录》提到九个方面其实还不完整。他涉及到很多方面，等于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一点要请每位张謇研究者从最基础的地方入手。我们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用工具书的方式显示出来。再一个就是张謇的语言，他的话是吴语系统的，有些特点。其中有很多名词，包括南通的很多方言，不易理解，我们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让更多的人比较方便地研究张謇，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

现在已经进入到e考据时代了。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黄一农教授，他现在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他很快就到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来讲学，我们私交很好。他在研究明清时代传教士时，提出了e考据学。他是学自然科学的，搞科技的，所以他提倡尽量用电脑，用最新的技术，用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式来做研究。但是光靠这个不行，现在就是很多人过分地依赖这个。弄一些似懂非懂的东西，任意比附，就得出结果，这是非常不科学的。e考据，即网络加上考据，就是把信息获取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和考据相结合，由此引出新的结论。但前提是，你必须有考据的功底、史学的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本书，不管是电子版也好，纸质版也好，我看对张謇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对e考据新时代的史学研究的发展，也可能有很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