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尧

一、避难虞家花园

1949 年12 月9 日。清晨，母亲在天亮前将我和哥哥叫醒，说全家要出门，衣服要穿戴整齐，你们玩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只准带笔墨、练习本。话间，两个姐姐已经垂手站在客厅里，地上是几个很大的包袱、两个皮箱和极少的一些杂物。桂兰（我们家的女佣）进来说：“甄子水快干了……”母亲即刻道：“把火撤了。头顿饭菜来不及料理，连甑子端了去。碗筷撇下一半，人手有个端的就行。”桂兰刚要转身，母亲追了一句：“门户你不用管，有人看。”……约莫 20分钟，门口来了两辆大吉姆车，全家十几口人上车向滇池边转移。

从东门外交三桥转太和街至护国桥，沿途军警密布，关卡林立，气氛异常紧张。但对张示着“特别通行证”的两辆黑色轿车挥挥手就迅速放行。这时，天稍透亮，护国桥西头的中央银行大楼顶层有一抹粉色的阳光浮动着，正是这一点点光亮，照见了那些顶层的沙袋工事和高射机枪，还有两台突兀如小小坟丘的黑色金属圆筒，哥哥很在行的样子，指着楼顶说：“那是警报器！飞机要来轰炸了……”正在剔指甲的大姐立即喝止：“不准说话乱动，手也不准乱指！”

没有谁说到我的父亲。这似乎习以为常。早在一月前，他大半不归家。依稀记得，一天深夜，他匆匆回来又匆匆走了，我们姐弟五人一律站着，他依次在每人额头上吻过，就对妈妈说：“……如果我不能回来，俩老就拜托你了。”又回身对我的大姐说：“你是家里大的，要帮妈妈带好弟弟。”

从大姐那里套得的话是：他要去大板桥给“保安军”发“大头”（银圆），否则，那些人就会“倒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