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4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土司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8处世界遗产。

“土司遗址”申遗成功是我国2015年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尽管随着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我国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普遍提高。但不可移动文物、古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在不断地消失，城乡建设中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犯罪案件仍时有发生。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由于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原因，23年间我国约有44万处曾登记过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年均消失约2000处。

2015年，“文化遗产保护”在积极推动和阻碍重重中进行着，许多事件让人鼓舞，很多行为引人深思。

2015文化遗产保护“大”事件

声音——两会中的文化遗产保护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文化遗产保护亟需法治护航

2015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拿出了10份提案，一半以上涉及“如何加强文物法治建设”的话题。单霁翔称，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无法可依的状况逐渐改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立法和执行的整体现状，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不相符合.与依法治国的要求不相符合，与依法保护文化遗产的任务不相适应。单霁翔强调，我们不仅要加快立法还要加强执法力度。单霁翔建议，我们需要认真借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际，开展修改和完善现行法律法规的研究工作，大力加强立法工作，不断补充和解释法律法规，从而更加有力地支撑和丰富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文化遗产法律框架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马骥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非遗法》实施后没有执法案例

“《非遗法》实施4年多来，却没有看到一起执法案例，难道我们的非遗保护真的没有一点问题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出现零执法现象，恐怕与地方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对《非遗法》的认知和理解还很不够密切相关。不仅在于各级政府对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不可缺失的精神文化价值的无知；还有重要一点，就是不了解我国相关的法律，甚至根本不知道我国有《文物法》与《非遗法》的存在。官员首先应是法律的守护者和执行者，而非践踏者。官员要依法理政，就必需懂法、知法，不能是法盲，有法不依甚至违法行事。为此他建议，地方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要学习和执行《文物法》和《非遗法》，树立依法保护的理念。”

言恭达（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多举措应对非遗传承

目前，我国实施的分级非遗保护制度，增强了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扩大了非遗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达通过调查发现，目前非遗保护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待完善和解决，如非遗文化缺乏具体可操作的保护措施、传承人的认定体系存在缺陷、部分非遗传承后继乏人、非遗项目申报与保护单位不在统一的区域、非遗项目申报困难等等。

高培芬（中国琴会常务理事）：非遗项目应列入基础教育体系

十八大以来，因提倡文化兴邦、文化兴国，我国对传统文化保护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非常重大，影响深远，尽管现在我们对非遗的关注提高到一定高度，但由于保护措施和保护力度尚处在不足的状态，一些非遗文化得不到很好的传承。针对这种现象，全国政协委员、诸城派古琴传承人高培芬认为，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应该突破仅由传承人带几个徒弟学艺的这种狭窄的传承局面，非遗的传承应面向社会，从娃娃抓起，从小孩子做起，应将我国优秀的非遗项目列入中小学基础教育体系中。

申遗——土司申遗成功

“土司制度”是针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

元明清等朝承续国家大统，中央政府任授少数民族首领职务爵位，使其世代统治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其官衔名称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巡检、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是国家在“大一统”前提下军政统一的地方民族政权，是统治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的官府衙门，后逐渐分属于吏部验封司、兵部武选司。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介绍，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承认当地统治者对地区的世袭统治的制度，有利于将中央很难派官吏直接统治的地区纳入到统治范围，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好处，“如果这些地区完全独立，就会削弱中央王朝统治”。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刘庆柱认为，“在古代，对于大国，如果不分层次、类型区管理，很难维持国家的持久强大和统一”。直到明清采取“改土归流”前，土司制度都是维系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制度之一。

申遗成功之后，土司遗址的开发和保护之路似乎并没有那么容易。遗址的后续保护工作丝毫不比申遗轻松。对于土司遗址来说，保护的工作似乎更为艰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代表中国政府的发言中表示，“土司遗址”申遗成功以后，中国政府将恪守《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继续加强遗址保护、管理和监测工作，并将致力于改善遗产地民众的生活，让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展。

乡愁——古村落保护长且艰

“10年内我国传统村落每天消失100个，这显示村落消亡的势头迅猛或不可阻挡。”2012年，著名作家冯骥才保护传统村落的呼声振聋发聩。据统计，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古村落，2010年是270万个，十年就消失了9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古村落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沉淀还有着浓烈的乡愁情怀，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古村落却日渐被“抛弃”，一些传统古村落快速消亡，还有一些传统村落由于建筑破败严重无法修复，每天都有一定数目的传统村落在消失。

针对中国自然村落大量消失的现状，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等目前公布了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2555个村落列入其中。同时，在2014年600个传统村落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之后，491个传统村落又列入2015年中央财政支持范围，100亿元国家专项拨款用于古村落保护。为结束农村无规划、乱建设局面，住建部2015年全面推进了乡村规划工作，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表示，到2020年我国乡村规划的易编性和实用性将大幅提高，力争实现乡村规划基本覆盖，同时“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工作也在逾万名志愿者的参与下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前古村落的保护依旧面临着许多问题，很多村落开发利用过度，人们的保护意识薄弱且缺少对应的监管手段，再加之经济利益驱动，一些古物的破坏和流失现象很严重，偷窃、贩卖等行为屡禁不止。同时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新村建设、旧村改造、道路动迁等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古村落旧有的场所、节点、街巷空间正逐步缺失。

文物——考古挖掘、盗墓猖獗

2011年3月，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南约1000米的槨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南昌西汉海昏侯首次进入考古专家视野。经过近s年的考古挖掘，这座2000多年前的海昏侯墓葬的神秘面纱被缓缓揭开。

截至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出土了各类文物l万余件，是我省迄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其中，出土的错金银、包金、鎏金车马器以及贴金编钟等器物，装饰精美、工艺精湛，显示了我国西汉时期手工制器的高超水平；出土的数以干计的竹简、木牍，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出土的实用真车马陪葬坑，属于我国长江以南首次发现；发掘所揭示的以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的祠堂、寝殿、便殿、厢房和墓园墙以及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各类地面建筑基址，构成了我国迄今发现保存最好、布局最完整、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与此同时，随着古董文物价格越炒越高，地下交易越来越频繁，许多人梦想着“一夜暴富”。各地盗墓案件屡禁不止，许多古墓惨遭盗墓者蹂躏。中国国家文物局今年8月也专门成立了防止盗墓和非法倒卖文物的“文物违法举报中心”，强化对文物的保护。2015年上半年，历时9个月，侦破了一起被称为“共和国涉文物第一大案”的盗墓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75人，摧毁盗墓、倒卖文物犯罪团伙10个，追缴文物116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25件，二级文物86件，三级文物200件，一般文物757件，价值逾s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数量之最。在盗墓等行为的威胁下，文物保护显得任重道远。

齐美尔曾说：站在遗址和废墟上，人们可以意识到，无论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强大到什么程度，时间和自然的力量终究是不可抗拒的。文化遗址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认同，也是给人震撼，引人自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