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

谁还能记得我呢？

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这些年，和我差不多大的人几乎都奔进城找钱算账去了。寂寞得有些发凉的村子，在一个起风的下午一下子将我的心田荒起来。褪色的墙，被一场接一场的雨水打得变了模样，红色砖，青色瓦，渐渐落掉了往昔的鲜明色块，几个躲在树下捕蝉的孩子把书包丢在了上学路上……

一位老人坐在阳光聚散的门槛上，坐暗了一个又一个金闪闪的黄昏。据说她一生走得最远的地方是村人挑着担子上街买卖的小镇——那是她年轻时候，因为走一户远房的亲戚，在路上听见汽车远远的鸣笛声，驻足一望，原来那就是城市呵！她连拐个弯走进去看一看的勇气也没有，当时她手里提着的贵重物品是一包1角5分钱的白砂糖。

从此她把小镇当作记忆里的城市。但她活了一辈子就连“城市”的一棵草也未能见到，小镇在她眼前只是模糊地晃动了一下便销声匿迹。她听到远处传来的车笛声，心里究竟想到了什么？笑容可掬的脸上是否有过内心期待的欣慰？如今，听着她苍老的声音，我替她望“城”兴叹，她真的愿意一生如此而过吗？城市的姿态为何永远向上，在一个老人的观念里丝毫没有低头的意思，城市里不也住着她许许多多的同龄女子吗？我甚至不明白城市在一个人心里为何会成为一抹浓重的阴影，像一堵蜘蛛网贴身的老墙挡在她挥不去的影子里。

她真的老了。她走不出一面墙的影子，就像我走了许多年也没有走出一个村子的背影一样，但我的人还年轻着。曾经的感触，过去的场景，始终不能尘封为历史？一切编织爱与恨的过程像一条围巾围在村子的脖子上，物质与文化是一件单薄的衣裳挂在村子失调的身子里，人类文明轨迹由一个端点生出两个支点，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永远存在思想的分歧。

村子在静止，城市在骚动。

一个人终于走出来，从一个村子的田埂走进一座城市的内部，人群稠密的高楼大厦多如村子周边的树木，我思想的村舍不见了？我至始寻找的那些低矮古旧的农舍不见了，我胡萝卜一般质朴的乡亲不见了……

数不胜数的白发藏在黑发里，有一天我的人突然老了。

那么多白发像一个个沉重的感叹号笔直地插在我思想的头颅里，那个老人的一句话曾经可以管理一个家庭的全部事务，但她已在权力简单而集中的地方不能动荡了，村子的灵魂在叛逃，一个人对城市的憧憬还有谁能管得着？

一个村子的消失与一个家庭成员的离散息息相关。

老人的大儿子是1995年奔走云南的。临行之前，还有力气挑抬的她卖了一担大米给儿子换路费。儿子接过母亲手中的钱，安慰她说：“只要我在外面找到了钱，你老人家以后的啥子事都包在我身上。”她不无担忧地说：“城市头那么多人，不好混就早点回来。”半年过去了，儿子来了一封信，说想妈，但没找到钱，不好意思回来。作为母亲，她急忙给邻居借了钱寄过去。儿子回信说，又辗转到了别的城市，一年半载回不来。

两年之后，他背着空空的行囊回来了，不仅分文未找到，还在城市里丢掉了一口袋方言。兄妹们听他嘴巴里闯出些随随便便的怪腔怪调，还讲究穿着打扮所谓的“城市流行”，都叫他——滚，这屋里不欢迎城市头回来的二流子。于是他在一群人的眼里滚出了一个家庭，唱着“人的一生要走过多少地方才算流浪”的歌，过着东一阵子，西一阵子的生活。没有多少人能天天看见他的影子，他偶尔现身看见家人只是一甩头就无言地走。

接着三儿子又奔向了江苏。他说人倒霉，村子不长眼，三个月喂肥的羊子也会吊死，不如走远吸点好空气，人也开心些。于是，在母亲的拉扯中，他狠狠心一下跳上了火车。眼下家中只剩一个幺妹了。

逢年过节，幺妹就陪着母亲去山嘴上盼三哥归来。但去去来来的人走了一拔又一拔，地上留下的只是别人吃完之后的一堆玻璃糖纸。幺妹和母亲两眼一望，眼眶里装满了糖一样的水，久久不能融化。

三哥走了三年，连一封信也没有。当幺妹也准备和大拔人走出去的当天，有个从外面回来的中年人捎了个口信，说：幺妹的三哥嫁到外省去了！不过他说了他会回来的。为此，老人哭了个天昏地暗，一夜之间白了头。

后来，站在山嘴上盼归的就只有她一个人了。

回乡路上，起初我常碰见她。她问我有没有看见她的几个孩子？我说，外面天大地大，哪像一个村子那么容易碰头哟！她请我如果看见了他们就一定转告她一个做母亲的女人的心愿，她盼望孩子们无论如何也要回来一趟，早一天回来早点把她送上山，好了人生大事一桩，好让他们永远离开村子去找钱。

听了她的话，我努力背过脸去，想强装笑颜。此时，我很想从电脑里搜几句有说服力的话来安慰她，但在她面前我更愿意扮演一个若无其事的孩子，我只想让她看见一个很简单很健康很快乐的孩子。但事实上，我简单吗？我健康吗？我快乐吗？有关村前村后的一地鸡毛为何会导致我心境复杂。我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忧伤？是为自己？还是别人？人的心一旦落在了城市，数不清的梦想便会像豌豆一样滚在哪里就在哪里发芽。在宽敞平坦的街道上，要容下一只粘着泥浆的脚是多么不容易，在摩肩接踵的商场里，在某些看不清水深的屋檐和管道下，你是不是早已忘记了当初的保证。其实，作为生于七十年代第一个从村子里出走的孩子，我最能体会出门在外的心情，我一直是你们当中的一员，只是我们很少在回乡的路上相遇，久而久之你们就记不得我的样子了，甚至想起我的机会也很难出现。但我一直记得你们，我常常在天色破晓的窗前想着你们是否都结婚成家？想着你们的孩子是否记得我们的村子。

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看见你们的母亲——她一日不如一日的身体，还站在山嘴上盼你。

她的白发在昏黄的屋檐下停止了飘舞。

一天到晚奔波在外面的孩子，你们都听到了吗？这是母亲的心在呼唤呵！虽然你们有可能在为城市做奉献，有可能在别人的城市混得令自己并不满意，虽然你们有可能把钱折叠进了腰带，有的可能当了权力机关的掌门人，但你还记得离开村子的早晨，母亲下床一边挥泪，一边为你煮鸡蛋的情景吗？母亲说的，吃鸡蛋是图个圆。然而，鸡蛋下肚之后，家就像鸡蛋裂成两半，一半在城市泛白，一半在乡下泛黄。

城市在丰满，村子已荒凉。

你每天遇到的人和事一定很多，我懂。你说你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我有过。你没有倾述的欲望你害怕写信，你在欺骗自己。就这么简单，你学会了遗忘——遗忘在村子之外，你把脚步的重心都落在了城市的缝隙里，你以为一张汇款单可以粉刷一堵墙壁，但你错了，母亲的眼睛早已看不见你曾刷得雪白的墙，趁她现在还看得见你的心——

孩子，你快马加鞭回来吧，哪怕一天，哪怕一个小时。孝心是从来不计较时间的，孝敬母亲可是无价的珍宝！

行走在外面的世界，我常能握住母亲的心跳。母亲一定很想我了，我立马抽时间跑回家。可母亲见了我，问：怎么又回来了？人家那些出门在外的人只顾找钱，几年不曾回来过，你在外面一定是找不到钱才常回家吧。我说，有钱无钱日子照样得过，你们跟我进城耍一趟吧。可父亲听了拂拂袖，说，要走也只能走一个，两个都走了，剩下空空的房子，谁来管呢？我说把门锁上就完事了。母亲喜悦地望着我：东西偷光了回来咋办？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万一有个啥子事，一个照应也找不到，如果我们都去了你的城里头，这房子里的大彩电让人抱走了多可惜。

我想，这看上去真是个简单的问题，办起来却成了一桩难事。文化、物质、交通、生活各方面都落后于城市的乡下，至今还有强盗在黑天里横行霸道，专偷只有老人在家的家庭。父母至今未能跟我进一趟城市，看一看街道的灯火和蓝色的河流，他们始终为我守候着那栋在竹林下日渐陈旧的楼房，还有那棵刻着我名字的树。每当他们想我了，就会站在那棵树下面向山口念念我的名字。他们热爱村子和热爱自家的房子同等用心，他们呵护村子里的一草一木就像坐在电脑前的我日夜贪恋一字一句。

父母常把长势喜人的菜园比作我在外的荣誉。

我把父母接进城头当作自己随地随想的光荣。

眼看时光一天天抛掷出辉煌，我的荣誉能像星光大道上的明星们一笑而过吗？我想，没事的时候我决不允许自己的脚步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放任自流，在念想与徘徊之间，我总想握住些什么，对此时无常的心跳有个解释，可一分一秒的时光都这样过去了，面对回不去的故乡，我究竟握住了什么？

于是乎我又回乡了，不是奢望回乡去看一回风吹稻花香的浪漫，这次回去主要是想做通父母进城的思想工作。走过虎榜山嘴的时候，我没有见到那个老人，心里不禁有种空荡荡的感觉，我甚至在那个地方突然停了下来，但很快就迈开步，走了回去。

在阳光集中力量的门槛上，她一定看到我回来了。当阳光和风把雨水打败后，她精神焕发地看到的人真的是我吗？望着那垅空旷的林荫和那几间空洞的房屋，我听见她皱纹里挤出的声音，犹如百年一叹：“孩子！你看见了吗？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认得你的人是少之又少了。”

是呵，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但我还得继续回去，只是我回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我把出走者的乡愁寄放在城市，而城市里每天滋生的各种思想让思想者不断沦陷，它们让天下村子里的人认不得出走者当初的模样，谁认得或认不得我早已不再重要。路在荒芜，人在模糊，重要的是我已无力像一个健康人一样关心粮食、关心每一位亲人。所有出走者都因为村子的沦陷而无法看清膨胀的城市，我的脸被隐蔽，没有谁真正看见我回来过。一年一年的梦幻，依旧花开花落，剩下的果实是我期待的荣誉吗？每当独自城市街头，深情地回望那个只剩残棋一盘的家园，我就会想起那阳光温暖的门槛，她的白发依旧在眼帘飘来飘去，只是她手中断裂的念珠，如同几枚在大地上东奔西跑的棋子。

如果父母跟随我进城去了，村子里的人就少之又少了。白花花的阳光落在蜘蛛网打结的门槛儿上，斑驳的树影在摇曳，母亲和孩子追不上的棋子，散落在天涯的空白格。

我不知该把目光投向何处？

是去动物园看动物？还是去看动物园里的人？当城市被一个人的身体消化吸收，村子便成了精神排泄的遥远疆域。

幺女世故

幺女，按我乡下的习惯叫法就是家中最小的女。

幺女回来的消息像阵风吹动了田间每一棵草儿。

这年，幺女二十四岁。

幺女的父亲是在土改时期被活活饿死的。

幺女从村子落地就失去了喊父亲的机会。幺女第一眼看见自己的母亲是个驼背，幺女哇哇哭个不停是害怕驼背。幺女和驼背挤在一起的床是几根散了架的木头，幺女看着大蜘蛛在墙壁缝里织了一张圆桌网。幺女羡慕那些有父亲可喊的邻居妹妹，幺女妒忌碗里装着白米饭的姐姐。幺女的成长史从没离开鼻涕和眼泪。幺女极不喜欢自己的母亲，她看见驼背就吐口水破骂：走开——走开——你快走开呀……人家的母亲都那么漂亮，你这么丑，你哪里是我母亲？

幺女哭着，幺女笑着，幺女骂着，幺女打着，幺女一天天长大着……

幺女还没住嘴，就挨了一个男人的耳光。流着泪的幺女胀得满脸通红，她要狠狠地骂一回这个打她耳光的男人。幺女扬了扬脖子，扯开尖尖的声音——你花儿花包谷敢打我？

男人就用眼睛恶狠狠地恨着幺女，吼：你看老子今天敢不敢打你。

幺女一急，就收不拢嘴地乱骂一通：狗日的花儿花包谷，你打人打多了，讨不到老婆，你活该！你阿弥陀佛……

幺女这回挨的不是一耳光，而是重磅一拳，外加两脚踢。幺女一下子倒地扯声嚎啕起来，幺女的声音就像铁环一样滚过来滚过去，两三声就滚过了山坡坡。

山坡上弯腰扯花生的人都被这声音拉直了身板。

那么多人同时站在一起观望挨打的幺女，就像观看一部社戏。驼背母亲在门口进进出出的样子，对那么多双眼睛仿佛视而不见，她蠕动了半天嘴唇，终于站出来骂了一句：你们只知道看别人家的笑，回家看看自己的吧。

这时，有个人就从山坡上风沙沙地跑回来拉起地上的幺女。披头散发的幺女晕得像一根太阳晒软的包谷杆，脸，青一块，紫一块；嘴被打得牙流血，话都说不出来了还鼓动眼盯着打她的男人，歪起嘴：打、打、你再打。

从地上牵起幺女手的人不是邻居，而是没事打老远来我家玩耍的表姐。表姐对幺女很同情，她拉着幺女的手对那个打幺女的男人苦口婆心道：她还小，不懂事，你是哥，以后不要天天打她了。

男人刮了表姐一眼，哼一声，转身就走开了。我们都在男人的哼声里不轻不重地盯了盯表姐，嫌她多此一举，少管闲事。而幺女的眼神却是暖暖和和的，她感动地投进素不相识的表姐怀抱痛哭了一场。表姐用手梳理着幺女的头发，说，你在家常挨打，不如我给你找户好人家，走了算了。

幺女摇晃着脑袋，不置可否？

几天后，幺女在表姐怂恿下，借邻居女孩的花衣裳穿上后，跟着表姐兴高采烈地走了。

那年幺女十四，表姐三十。

幺女走后，村子里突然少了许多动静，仿佛唱歌的鸟儿都成了林梢的哑猴。表姐回去后，立马将幺女交给了另一家我仍叫表姐的家。这个表姐家“底子”很厚，别人早开始借粮打发日子了，她家仍有大米饭吃不完。当地人说她不是因为吝啬早就把儿媳娶回家生娃了。吝啬的表姐家里除了粮多以外，还有儿子两个。大儿，粗粗的脖子偏短，在城里读书的人不知凭啥给他叫了个“机动工”的名儿；小儿，细细的脖子偏长，不识字的人也知道喊他“缩头乌龟”。

幺女主动上得门来，自然解决了“机动工”的燃眉之急。不花钱的头等人生大事都解决了，真是乐死人！这不仅仅合了表姐两口的心意，幺女碗里天天都盛满了吃不完的大米饭。表姐看着幺女吃饭，脸蛋在幺女眼里像朵花开放。以后，幺女做什么事都把“妈妈”挂在嘴上。一声一声的妈妈，一声比一天喊得甜，一天比一声喊得悦耳，一声声妈妈一天天甜着表姐的心。表姐无论走亲戚还是赶场，或者上坡种地都得把幺女带在身边，生怕这没花钱就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的媳妇，哪一天突然跑了。

二十出头的“机动工”，不多言，耍朋友这等平常事相比之下他没有幺女出得众。幺女和他说话，他总是脸红，但他心里对幺女却是绝对的百依百顺。

几月后的一天，幺女突然提出想回家去看看。表姐就慷慨一回给幺女买了好多漂亮衣裳，便嘱咐幺女回去了要早点回来。不然妈妈会不习惯地睡不着觉。

幺女说，妈，你放心，我也舍不得离开，回去看看就回来。

“机动工”挑了一担白生生的大米跟在幺女后头走。他俩走走又歇歇，爬坡上山又过田的整整走了五个多小时，幺女终于看见竹林隐掩的村子。幺女想起几月前，她是悄悄离开家的，如今看见自己熟悉的村子，禁不住尖叫起来，逢人便掏出自己的衣裳，说，你没有这么漂亮的衣裳吧！听话的人只是嘻嘻一笑，不作答。

走了这么久，还知道回来？驼背母亲问了一句便望着幺女的脸看。

幺女说，我帮你们弄了一担大米回来，以后不用到处借粮糊嘴了。

“机动工”很懂礼节地朝着驼背喊——妈，妈。谁知，幺女重重地盯了“机动工”一眼：妈，还爹呢！她不是我妈，我哪来个驼背妈让你见笑的，我妈比你妈年轻漂亮多了。幺女说完朝着“机动工”有滋有味地笑出了声。

那个男人看见幺女回来，说了声——回啦！便没了下文。

幺女接过话，说，回也这样，不回也这样。我很快还会走的。

回了就好，回来就好，回来了在家好好呆着，好好种自己那份庄稼。姐姐和姐夫也来看幺女。姐姐说的话和以前一样，安慰里总带给好面子的幺女几许无奈。但幺女心里明白，姐，你不就是嫁了一个队长嘛。

幺女想了想，干脆一不做二不羞地把肚子里的话痛快地倒出来：呆，我为谁呆？我已经找到自己的家了，我去的人家有吃不完的大米饭，我再也不会来你家看你脸色吃一碗大米饭。我很快还会走的。

走，你往哪里走？男人狠狠地恨着幺女和“机动工”。

“机动工”脖子不自觉地扭转着，他看了看四周，又看着幺女的眼。没有说话。

走，你走了，从此不要回来踏我的门。姐夫早看不惯幺女好吃懒做的行为。这句话也是他曾多次说给幺女的。

幺女拉着“机动工”的手，说，走，我们不理他们。

男人一听，一下就把幺女从“机动工”手中夺回来。“机动工”欲上前拉幺女，男人大声吼道：如果你再过来，老子就把你一起收拾。“机动工”退了几步就原地不动地站着发楞。幺女又嚎又咬，挣脱男人的手就跑。

幺女边跑边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男人也喊：看打不死你，你还敢到处跑。

幺女跑过了一块土，一埂田，一眨眼就跑到山上去了。

山下有人指着山上那个白色的影子说是孩子放飞的风筝。瞬间，这只断线的风筝就急速落地不动了。幺女被人按倒在地，用粗绳子捆回家，丢在闲着的猪圈里关着。男人和姐夫说，什么时候想通了不跑才放人。

“机动工”躲在我家，眼泪滚滚地盼了几天，没有盼到幺女的蒙蒙身影。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家去。表姐听了，双手把肚子一捂，倒在床上，一病不起。

幺女几天后出得门来，里里外外像变了个人样。我妈问她：你不回王家了吗？

幺女说，不去了，不去了，你们转告“机动工”，以前我去了的那几个月折算成钱给我拿来。表姐得知此话，手在胸部不停地拍、拍、拍。当她和“机动工”大老远赶来让幺女退还所有衣物时，不料衣物没有退到，反而偿还幺女一百八十块，幺女说那是“青春费”。

“机动工”痴痴地站在幺女破陋的房屋前，得到的是驼背嘴里的一串口水。表姐自欺欺人地说，不说了，不说了，说驼背家的女儿比说好人家的女儿更花钱。

幺女在家把一担米吃完了就有事无事的往姐姐家跑。幺女说没想到姐姐家的大米饭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吃多了。

姐夫说，我知道还有比我家大米饭更好吃的，去不去嘛？

哪家哟？幺女问。

当然是村支书家。去不去嘛？他家老四也老大不小了，有手艺的，才跟山里人学会木匠回来。

就看他愿不愿意吧！愿意我就去。幺女说。

去吧，跟村支书已说好了的。去了，你就要勤快点。姐姐对幺女说。姐姐终于把幺女整到村支书家给老四当了媳妇。

去的那天，幺女整整十五岁。

从此，幺女在家天天给男人们烧菜做饭，给女人们养蚕宝当助手，上山摘桑叶，有时也给老四一起下田插秧打谷子，深得村支书一家的欢喜。

可好景不长，自从幺女生下老四的娃后，老四、幺女和小崽便被村支书分苹果似的从一张圆桌上分了出去。三口之家的生活自然少了些吃大锅饭的便利，幺女和老四常常因为一地鸡毛吵闹不断。幺女渐进原型毕露，拒绝干活。除了奶孩子之类的事情，她一律让老四顶着。大热天，幺女抱着娃就可以在别人家看电视混过一天。老四看在眼里，心里渐渐地长满了荒草，埋怨父母当初为啥会图穷人家的女儿少花钱，生活毕竟是自己过着才知其中味。

老四一气之下，也停止干活，田里的和碗头的，他全都甩下不管了，每天跑到商店里打牌。幺女急了就骂：你一个男人连一个女人都不如，你给我回来带娃，老娘上坡干活。

幺女从容不迫地收拾着田地里的庄稼，让不停的汗水打发每一个季节。到了冬天，没事可干，她就和老四一起上桌打牌。赢了钱，老四便把小崽举过头顶当骑马，幺女嘴边自然会响起自在的口哨——不白活一回。倘若是输了钱，他俩回家少不了吵架甚至痛打一场。多数的皮肉之痛都痛在幺女那弱不禁风的身躯里。

日子一晃，小崽晃到世上已五年光阴。

五岁的小崽在一个黎明醒来，突然发现家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一个孩子的脚步和声音。小崽一声惊呼——妈妈——妈妈——妈妈……我要妈妈……这撕心裂肉的声音预示着一个孩子的绝望和孤独由此开始。

老四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没找到幺女的影子。

胖胖的小崽一天一天一点一点地瘦了下去，瘦成了一个让村子里的人害怕接近的小萝卜头，猛然一眼，也有点像外星人。老四终于将小崽抛给退休下来的村支书，独自上广东开始了打工生活。三口之家就此一分三裂，像一缕无法挽回的炊烟被风解散。我们的村子是个盛产风的地方。风一吹过，什么都可以留下，什么也留不下。一个人就像一棵被人伐倒之后就难再想起的树，顶多会在路过伐树地点的时候想起这里曾经有棵树，至于树的名字也是可有可无。而此时，人，会因一声咳嗽，或一支香烟，一句招呼把你突然想起的什么事情忘得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个被人喊了多年的名字就这样渐渐凝固在村人们的唇齿之间。直到村子一些老人断气之后的死不瞑目，一些消失的名字才有可能死灰复燃。

驼背死后的第二天，幺女意外的出现了。谁也不会想到，跟在幺女背后的是一个看上去比幺女幺得多，穿着有点像城里人的帅小伙。当然还有一个长着帅小伙那种圆脸的胖娃娃，也来了。他们仨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时，已是炊烟升起的傍晚。

幺女记得多年以前她是从这条小路出发的，不同的是昔日她以一个弱小女子的方式消失在村人的视野，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去向，今日大大咧咧回来，她到底从哪里回来的？这么多年她都去了哪里？

谁也不曾问起。

人们对死人的兴趣远不如对活人兴味盎然。死了就真的一了百了吗？

那天，村子里里外外来了好多人。好像他们不是专门来烧香吃饭的，幺女的回来像是给那么多人放映了一场值得争论的电影。村支书带着即将小学毕业的孙子来认幺女妈，不料孙子不仅不喊妈，他连看一眼幺女的程序也删除了。

他一直看着另一个人——那个比他小的胖娃。就在幺女转身离去的一刹那，他一个飞腿就落在了小胖娃的背中央……

这是早于十多年的非虚构幺女经历，她代表着中国乡村婚姻的非正常秩序，——抛夫别子，逃离村子，隐藏城市边缘，与人生了两个孩子，后移步城市，又和别的男人结婚生子。时间记不清一个女人的婚姻史，只因时间之痛到了极点！她用个人行为挑战国家婚姻法，也用个人行动创建了自己的婚姻自由。

十多年后，幺女的生活早已下落不明。

只是我的村子与我的城市都无人提起。

我的乡下挨了城市一枪

时光为什么逃跑？像背井离乡的人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

河流在断流，马路太拥堵，星星被狐狸摘走，文明和理想如云般游走，我在异乡插不上手。

时光啊时光，城市越嚣张，乡下更慌张，检阅时代的唯有悲伤。

我在西藏的雪线上停滞不前，总看见那些背靠背坐在大青岩石上的时光，如同佛一样微闭双眼渐渐静静老去。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随时光老去；我一生的迁徙全都在追赶那些逃跑的时光和那个离我遥遥无期的地方。原以为出门不久自然就可以回去的，想一想，谁愿意把自己一个人长时间丢在外头？孤独的异乡生活，常使贫穷的我在军营里虚弱地想起摇摇晃晃的故乡，以及那些曾与我建立信任又失去信任的人们。

当时光之手又一次将我怀抱的树分开之后，我的日子开始流离失所。时光都到哪里去了？我怎样才能顺利回到来时的地方，那棵刻着我名字的树还在村头盼我归来吗？习惯阅读城市的人不可能读到我离乡之后的乡下了。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村子人躲在城市的屋檐下望着村子的背影展开一场秋风的回忆。可我的乡下没有星星密集的村庄，只有零星的房子。越来越多的村子在我眼界里其实只是一个村子——过于歉疚生活的伤不起的村子。我说的村子与村庄是有区别的，村庄更适用于北方，而我的出生地中国蜀南虎榜山下的老村子，和我一起从那些低矮的土房子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也不会把乡下喊村子。乡下就是乡下，即使注定一生回不去，他们嘴里衔着的永远只是乡下的草垛——一些注定要被时光静静遗忘的空房子。还有一扇村庄的门。村庄本身是朴素的，甚至仍处于苦难的，但每个人的村庄却是不同的，村庄本身没有错，可太多笔失去了辨识故乡的方向，千篇一律的忧之伤，水之湄，看上去是在讲究中国村庄的美学，这个危险信号出现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他们正在背弃父亲们传说了一代又一代的乡谣， 他们最熟悉那个地方的方言被他们改说成了别脚的普通话。当一个人远行的歌唱并没有任何聆听者和应和者，他们似乎在操作一种怪异的语言或文本，明明可以直截了当的句子，非要绕个崇山峻岭，这成了当下所谓文本创新的比拼。我悲哀地发现，这些走调的话语并没有与他家乡的读者产生共鸣。

他们最终的结局是要被那个地方遗忘的。有时，一群人遗忘一个人就像时光遗忘一个地方那样从容，不留余地。

这是村庄之词的美丽过错吗？人们一开始就追随美丽，后来又被美丽追随，人呵人，人为什么总是自欺欺人？我在一纸村庄的背面想象过村庄的美丽：是在北方乡村的一棵大树下。什么树我想象不出来。树下有几排老得掉土的房子。房子是被粗心的木头栅栏围起来的。里面有许多南方罕见的牲畜。比如黑驴、黄狗、枣红色的大骡子和银灰色的小马驹，还有一些围着白羊肚毛巾的北方农民蹲在地上摘棉花，或坐在马车上唱着乡谣回家。剩下的便是阳光和路了——一条从村口通向远方的路在阳光的照晒下，历史遗留下来的深深车辙上散落着点点点点粪便……可我没有如此丰富的村庄生活，我有的只是中国蜀南虎榜山下的一个很多人都没听说过的叫潮水屋基的小村子，它规范的行政单位有阵子叫荣县金台乡红星十二队。十岁之前，我从未走出过这个地方。虽然这里有一座奇容老虎的山上长满了像虎之毛一样粗茂的山草，但山中却不容一虎，甚至连马也没有一匹。我只见过牛，很多很多的牛——那是小时候帮母亲在山上割草完成队里的任务，那一回我从山石上无意中读到了“西川虎榜现慈云，南海龙宫施法雨”的句子，不禁触类旁通。后来，土改的乡下由“红星”改成“虎榜”之后，那些犁田的牛就像是被虎吞掉了。没有牛的乡下，人们不愿顶替牛的工作，庄稼收成一年不如一年。富裕的那几家人以囤积余粮撑起了吝啬的脸面，粮食多在我的乡下就是一切财富的度量和价值的标志。

这时候有个部队退伍回来的年轻人扒上火车南下了。走时，他穿一件白衬衣、黄军裤。要知道他是乡亲们眼里第一个穿白衬衣的人。他的白衬衣是从不肯借人穿的，还有他的黄军裤。到处惹事生非的小青年见他这一身穿着就躲一边去。因此，他的白衬衣和黄军裤常被一些伙子们想来想去的借；也只有那个缠了几天的平娃他妈说是要带平娃去看人（相亲）才借到了。但平娃穿上这一身“时髦装”效果并不好，不过他倒是穿出了点新花样：白衬衣不系扣子，而是将两衣襟直截了当挽一个疙瘩，很随便的样子。人家女方高高兴兴的父母见了他，脸一下子就垮下来，转身跑到介绍人耳边嘀咕：你跟我三妞子介绍的啥子人？她是看不起这个二流子的，走——走、走……算了。

这个穿白衬衣的年轻人出走后，长年累月见不到一袭白衣的伙子们，脾气是大打折扣了。上街碰见三五个走在一起的长头发“楞头青”也要钻进茶馆避一避。那阵子，我的乡下真是无所事事，大人小孩，地痞成疯；偷摸扒窃，打打杀杀，一片混乱。

几年后的一天，一袭白衣提着大口袋，突然出现在了乡下的土路上。他边走边弯下腰去擦拭皮革鞋。伙子们闻风而动，一窝蜂围了上去，可听他讲完一通鸟语（广东话）后，伙子们又一脸挂不住地散开。有的还牢骚满腹，说，出去一趟就大变样，老子也要出去闯一闯。

他望着闹山麻雀般散开的伙子，迅速从口袋里掏出几件颜色各异的长衣服。热爱往脸上涂粉的姐妹们眼睛一亮。其中三姐是他出走前耍的女朋友：这有点像老外的衣装哟？

香港货——太空服。这是广州刚开始流行的。

姐妹们目瞪口呆。三姐虽然算得上挨邻隔壁打眼的“花朵”，但三姐看上“一袭白衣”不是因为他当过兵，而是他父亲当时是修马路的铁饭碗。“太空服”别说没出过多少远门的三姐没听说过，当时一些县城也少见有卖。三姐手里摸着那软性细滑的布料，心就软得像布匹裹着的丝绒柔嫩。三姐穿上太空服之后与往日相比增添了不少妩媚，她一高兴根本就没有脱下的意思了。

我结婚那天就穿太空服过门。他听着，哈哈两声笑，那笑声牵强极了。

三姐说完就跑去找介绍人要与他完婚。介绍人的家挨着他家的。介绍人在生产队当队长，是个男的，三十出头，黑乎乎的八字胡像破土而出的小麦。他没有回来之前，三姐的肚子就在铤而走险。父母很恼火；介绍人比三姐的父母更恼火。介绍人听怕了从墙缝里像蜘蛛一样爬出来的闲言碎语。介绍人巴不得三姐早点过男方的门，堵住闲人们的嘴。介绍人一拍屁股立马找到男方家，三句话就把三姐的婚期搞定。三姐的婚期就在三天之内，三姐回家开始打扮自己。

再隔两天，三姐就正式成为张家的一员了。三姐在镜子里一会儿脸红得像初次下蛋的小母鸡，一会儿脸青得像正在扬花的稻谷；一会儿春风满面，一会儿愁绪满怀。三姐没有梳出自己满意的发式，三姐哭着一把砸碎了镜子。

这时，山坡上有一阵凉风风吹过，土地里的麦子长势喜人。有庄稼人背着藤藤草从巷子里步履重重地经过。

三姐走出房子，拐了个小弯，心想过礼（带着礼物来娶她的男方）的人该到了吧。小路沉沉稳稳的，没有什么动静。被雾摭住的太阳在路上时而抛头露面，几只小鸡咯咯咯地在地上围着一朵盛开的豌豆花打成一团。突然，小路的尽头传来了不一般的动态，火炮响了，步子的声速越来越明显。三姐的心跳也越来越有节奏感，来了，可能是来了！

三姐急着回家点燃火炮迎接。

三姐喊：拿洋火来。有个人就抢先将手中的烟锅巴点燃火炮。顿时，炮声轰烈，响彻天地。烟雾扩散中，三姐一看，点火炮的原来是介绍人——队长。

完了，完了。这下可全完了。队长的嘴还没合起来，眼皮眨了眨，像是要笑又没笑的意思。

三姐说完了就完了嘛。火炮买的是三千响的，当然比五百响的爆得快哟。

不是火炮爆完了，是你要去的张家完了。队长像从胆中取出了好几块阵痛的石子，然后才麻醉不醒地轻松道：还没一个钟头，张家就好事变坏事了。刚吃中午饭，客伙（亲戚）就准备起收拾东西过礼，小五突然从屋后急火火冲来：快去看啦，老爸子在井下自捅刀子了。大家急着下井救人，可人还没抬出井，竹林里就钻出一列穿制服的人，像潜伏已久一样，他们什么也不说，把手铐戴在他（三姐男朋友）手上，拉的拉，扯的扯，人被他们带走了。那伙人差不多走到堰塘埂，井下的人才抬上来，有浓血从肚皮上冒出来，人还是活的，便急起直追医院。谁知，忙里忙外，有个人躺在屋檐下多久了也没人发现，等他翻过身来看，是他六兄弟，左眼珠被火炮上吊着的大雷管炸跑了。这市里头买回的火炮多凶呀。至少是八千响的！

他妈当时哭得在地上不停打滚。

这真是五雷轰顶般的消息。三姐听了，说不出话。三姐只是转来又转去，三姐把自己转成了一个圆，并在中间用脚狠狠地将地踩了又踩。三姐真想把地踩出一个洞，然后把自己的全部放进洞里去。

第二天，三姐低着头被队长送进了张家的门。没有新郎的婚礼依然让三姐踏入了洞房。三姐算是结婚了，一个人的洞房不是三姐梦想二十四年后的归宿。父母说：龟婆，活该！这是三姐的命运，这是三姐锅里的米煮成熟饭之后改也改不过来的要命之错。谁叫她当初多么了不起的挑这挑那呢？

张家大院的衰败由此开始。

一块小地盘的衰败可以大概标志我整个乡下的衰败。而庄稼的衰败不是因为瞬息万变的天崩地裂所致，往往以恒久不变的人类为患。我疼痛的几次回乡中，触目惊心地发现种粮人渐进稀少，那些曾经抽叶子烟，骄傲地立在稻田中间的壮汉们都不见了，昔日有名的养猪专业户早已城去楼空，成批的劳动主力军四处涣散，多少人家几年未归，颗粒无收，国家纳粮谈何上交。遇问村干：今年全村人均生产总值？答：没看我正在搓麻将吗？

昔日山雨欲来，忽闻抢收之声，今日来了山雨，听来听去是麻将声声。这样的声音，我不敢全部相信它传递的是一种文明！

拥有铁饭碗的张老爸子出院后，就不再修马路了。医院替他出据了精神病证明。以后我见他就像是见了另一个不认识的人，他见到谁都是一幅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一声不吭。不知是飞逝的时光忘了他，还是他忘掉了过去的时光。

三姐的那个他以盗窃罪的名义被公安机关逮捕后，一关就是五年。关了五年的秘密，村子里那么多爱说话的闲人也没说出一个道道来。人们不小心谈及此人就只知道他犯了法，像鱼一样揍进了笆笼，很不光彩。于是，大人在教育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就又多出一个例子：整不好，你狗日的命和他一样的，记住，你千万要记住，不要拿你不该拿的，也不要拿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拿了是脱不了爪爪（手）的！我的乡下就是这样，他们很难获取城市或上级部门的处事之道。偶尔讲出几句鲜明的话来，则是压马路的人早就传旧了的新闻。

他脱掉爪爪回来那天，正好是儿子龙头五岁半的日子。龙头问三姐：妈妈，那个躺在我们床上的光光头是哪个哟？三姐说，是哪个？你去问问他嘛！你老爸子，刚打完仗回来。我龙头真鸡乖，快喊爸爸去！

龙头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可能在想那个人的头为什么会那么亮，是不是假的？龙头把问题想深了点就忘记了喊一声爸爸！他举起手板心一掌就落在龙头的脸上：下次再敢这样看着我不喊，老子就抖（打）死你娃。龙头没有哭，龙头真鸡乖。龙头仍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他看个究竟。

三姐在一旁流泪。他禁不住背过身去抹脸。

龙头看着妈妈，又看他。龙头的眼睛，真是可爱至极！雪一样透的纯真。

他在家呆着，过去想借他白衬衣穿的伙子们见他成了目中无人。他半年没呆稳，感觉不好耍，又跑广州去了。时光总是分年；年，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上半年过去的时候，他回来接走了三姐和龙头。下半年抵达年关时，他去广州的时间加起来就整整一年了。一年又一年的春天，小小的龙头居然可以一个人蹦蹦跳跳从广州撞起回乡下来了。

年年过去，外出找工作的家们亲戚都找他帮忙上广州。常有抱着钱从广州回来的人，站在田埂上赞扬他的好，感谢他的恩。响亮的声音，生怕有人听不见！不想上学的女娃娃听得一清二楚的，回家就催父母找他去。他发财了。时代经济，他不想发财也不行，他介绍一个工作收取五百介绍费。他成了老板，开了长城运输公司，一边帮别人介绍工种，一边负责接送，两全齐美的收入乐坏了他。

他一笑就引来无数情人。三姐打肿了他小情人的嘴巴，原因是三姐不让他的情人生下他的种子。可那小女子偏不听，不仅生下了他的籽，还让他为娘俩在县城买了房子。小女子为此得意了好久。她想，当老板的情人就是安逸，可以不上班。情人嘛，一般都是在房子里奶奶孩子的货色。这是一个老情人告诉小情人的话。小情人一夜之间就把乡下女子的身世忘得一干而净，情人也有一夜醒来发现自己连乡下女子都不如的时候，情人永远在情中找寻自己的位置，情人永远找不到情的位置，因为情人的生活总是很短暂，即使有长一点的，也长不过老板剃了又长起来的胡子。

我在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里给自己的心情放了一天假。

我对自己说：凌仕江，你真够浪漫的，这么大一把年纪了，你居然还相信童话。

我仍在时光中行军，我举棋不定，举足轻重，举步维艰……谁也不知道，除了我的文字。

母亲常从那个时光遗忘的地方给我打来电话，这回她第一句话说的是：和你一起长大的黑五生了个胖娃，眼睛鼓鼓的。小六，你是不是也该把终身大事落实了。

我说，妈，我在上班，上班是不允许说这些的。我的边防现在吃紧得很，我和战友们一直都处于警戒状态，你们在乡下一年好过一年，我们更要好好上班，好好持枪守边防。

母亲说，听你讲这一通（桶），证明你过年是又回不来啦？

我说我真的好想好想回来，只是我说了又算不了数。

母亲补充道，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回来劝劝你哥哟，俩个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打，硬是合不下去了。

我还在为我走时的地方添了新生命而高兴呢，我心里还在想，如果伙子们把我惹火了，我马上就随便找个女的，结婚生对双胞胎，任你们在那个我看不见的地方东说西说。可我没敢多想，也来不及想，因为我实在不信我妈说的我哥也变了？怎么会呢？这这这怎么可能呢？我哥，那么老实的人呵。

放下电话，我一门心思，想我哥。

哥是个真的汉子，十七岁能挑二百斤的担子，十八岁远征云南挣钱为父亲争了面子，家庭计划全采用他的点子，我上学读书费了他不少汗珠子。时光一眨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多年后，我还能坐在军营里靠文学创作的工作治愈心灵的创伤，揭露乡下与城市的厮杀，首先得感谢我哥。虽然哥识不了多少字，写信也要给人家打一支香烟求助，但我哥每次看见我裱来挂在墙上的书法，内心都会产生一些悔意。哥说，早知道今天的局面，我上学时就不该撒老师的沙子了。

哥能找到我嫂完全是通过我的一支笔来完成的。那一年，哥在云南的楚雄地带干苦力活。我在乡下的中心校读初二。哥寄回的照片被喜欢他的姑娘拿走时，回头说了一句话：这个娃长相有点一般，但干活一定是块好料。然后，我就在夜里把作业放到一边，匆忙给哥写信：回来吧，有个姓刘的，女的，看上你了。哥高高兴兴的回来，一年后，他就彻底把自己交到了刘家。按理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哥却没有考虑太多以后的生活，别人说什么他就答应什么，结果不是我哥娶我嫂，而是我嫂娶走了我哥。原因简单得很，我嫂评定我们那个地方有座虎榜山，所以我们永远致不了富。许多女方看上了我们地方的伙子，都不愿来虎榜山下当媳妇。说什么虎榜山太高，容易挡住她们的慧眼和美貌。因为这座山，我们地方好多条光棍唱了一辈子单身情歌。伙子们表面像山一样无所谓，其实内心真够委屈。

哎，都是虎榜山惹的祸！

哥的幸福时光能告别这座山是他的幸运。伙子们都羡慕他。哥的半个家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哥在夜里常听见城市的心跳。哥和嫂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家。但我哥总强调他没有娶回我嫂，他只有半个家。起初，我哥和我嫂把整个家搞干得很宽裕，城市里的家庭摆设他们家全都拥有了。我出走后的七八年间，哥常乘五块钱的车费回虎榜山看望父母。那时，我在西藏的军营把家想得很踏实。

可后来父母的电话比往年明显增多。他们除了几句问候我在远方的情况外，迅即便将话峰回路转：你哥很少回家了。你嫂说你哥连他自己的半个家都不怎么回了。这样下去，咋放心！

哥，你到底怎么了？

我想象不出你在城市里“变脸”的模样。

我拔通哥的手机，手机总说“老板不在服务区”。

哥，你成大忙人了，每次接我电话都说忙忙忙。但我还是在你忙的时候不停去电给你“打针”：城市里的人很“滑”，你把步子放稳点。在城市高楼的阴影下，你不要失去了往日的从容与自信。哥在挂断我电话前，总是让我在西藏安心，说父母和工程他掌管得都很好。然后忙忙补上一句：现在很忙，就这样吧，等你回来我们再短话长说！

我从哥的“忙”中想象他在城市里的几分忙乱；几分悠闲。

有一天，我正在午休。突然接到哥的电话，他说工程一月后才结账，几十个工人正等着要饭吃，快寄六千块钱回来救济。我马上起床跑邮局，把刚收到不久的几张稿费单统统取出汇总寄他。哥说一月后还我。我没吱声。心想这点钱，哥就全拿去忙工程开支吧，兄弟我全力支持你的事业。

转眼几年，哥可从不提那笔钱。我也没有提的意思；自从把钱寄给他的那天起，我就不指望哥再把钱返还我。常常这样想，作为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兄弟，我有苦哥哥为我所作的奉献。我在远方的西藏，不能为父母操更多心，这点钱就算兄弟报答哥的一点小心意吧。

可父亲并不这么看待我的善用之心。我休假回家，父亲就搬运出他们的生活哲学——哥在城市找了钱，哥不可能没有钱，是城市花光了哥的钱。像哥这样没头脑的人，怎玩得过城市，城市就是幸福的所在，他只适合回来玩庄稼还差不多。就他那点水平，当初还死不读书，回来跟猪打交道，稳当多了。猪很老实，庄稼人信得过猪，人把猪喂肥，猪就还你钱了。

母亲说，让哥回来，和嫂子在一起，老老实实的在自家门口种几棵菜，过点清清白白的生活；把语文得了90多分的泽明培养成像幺叔一样会写文章的人，以后才有出息。

嫂子说，哥出去几年了，点点钱没拿回来，倒拿家中的不少钱出去。那么多钱不知用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哥简直不像话，看来是该好好说说他了。

姐夫说，光说说是没用的了，该说的他们说得已够多的了，谁让你当初把那么多钱寄给他？不是你给他寄钱，他敢到歌舞厅去挥霍。哎，当初你把钱寄我买炸油房，屁事都没得。

我说谁让你们不早说。人在天远地远的西藏，哪里知道这么多？

等我哥回来，哥还没回来。

接过父亲的火，我点燃一支烟。抱着母亲的茶杯，我决定停下来等哥，好好劝劝他，这些年你都在城市头搞了些啥名堂？

这一劝就是二十多年。哥没有回头。

城市宁肯送他一身病，也不成全他融入一座城。尽管他为人民的城付出太多建设的血与汗，但城不懂他，他也并不懂城。

哥还在城市里陷，一年又一年，而且越来越深，直到一个人不能自拔。

……

我不知多年前的这些文字能否还原一个地方的真实性情与灵魂体格？

如今，时光遗忘的地方，一条牛也难寻了。我怎么写也没能将我的村子与我的城市握手言和。城市在嬗变，乡下怎能安宁？虽然我的乡亲们越来越有钱，可我仍预言：不长庄稼的土地会成为遗迹。我为什么把一个地方的人和事说得如此平庸和乏味？是我意识退化啦？还是我爱一个地方爱得太深？

我不是城市里的持枪者！我的卑微与脆弱捞不起这支沉重的老枪，乡下的枪伤无法在城市的金创药下愈合。

想还原一个地方的真实。真难。

凌仕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全国报纸副刊散文金奖、《创作与评论》2013年度奖、“人民文学·观音山杯”游记奖获得者。作品大量见诸《十月》《天涯》《散文》《花城》《随笔》《山花》《江南》《北京文学》等，被《新华文摘》《读者》《青年文摘》《散文选刊》等刊转载，已出版散文集《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西藏时间》《天空坐满了石头》《藏地羊皮书》等十余部。在文坛被誉为“用灵魂贴着西藏地平线独语的写作者”，现居四川成都。

责任编辑 谢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