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十大“罪行”之一，就是“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高岗负责的东北局，自然成为“高饶事件”的重灾区，也必然成为揭发批判高岗“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的重点。

1954年3月25日凌晨，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与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及曾经长期跟随高岗、后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马洪和安志文一道，乘火车离京赴沈阳参加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在来沈阳之前的3月中旬，周恩来曾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和第三副书记张明远召到北京，安排布置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有关事宜。周恩来在与林枫、张明远谈话时说，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阴谋活动，同时要联系检讨自己。林枫和张明远回来后，对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做了布置。

这次东北高干会议从3月26日召开到4月24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会议的第一天，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指出：高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周恩来作完报告后，于3月28日返回了北京，罗瑞卿则留下来继续指导会议。

这次东北高干会议是大会小会相结合，检讨、揭发一并进行。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一些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其中多数检讨了两次；周桓等30多人在会上作了揭发批判高岗反党反中央活动的发言，发言的总人数达42人。

4月24日，大会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这份建议字数很少，全文如下：中央：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4月25日，东北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这次高干会议所通过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在过去的工作中，特别是在高岗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特恳请中央给予组织纪律的处分，以严肃党纪并教育全党同志”。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并于5月4日将东北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上述两个文件和林枫、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批转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军以上党委。

至此，对揭发批判“高饶事件”有重大影响的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全部结束。后来被称为高岗“五虎上将”的“张、张、郭、马、赵”，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推出。

高岗事件后，“五虎上将”不得不一次次地检讨、“认罪”，他们在苦闷、彷徨、震惊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主动地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只是承认自己“头脑简单”，上了当，受了骗。有人甚至不惜“用流血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党中央于1979年恢复了“五虎上将”的工作，他们几乎同时被安排到省部级领导岗位上予以重用。

（摘自《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