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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史上的“左”“右”倾错误

2016-05-30蒋燕

俪人·教师版 2016年16期
关键词:王明陈独秀

蒋燕

【摘要】在现行人教版课本上没有提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学生很难理解,下面就这两种错误展开说明。

【关键词】“右”倾投降主义 陈独秀 “左”倾冒险主义 王明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11课和13课分别学习的是国民大革命和红军长征,在讲授这两课时,笔者分别向学生提及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因这部分内容课本没有涉及,学生很难理解,下面就这两种错误展开说明。

现在人们习惯用“左”或“右”来区分政治上派别或者政党。这种习惯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1789年5月,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召开了三级会议。国王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第三等级则希望限制王权,实行改革。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是特权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他们支持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右边;第三等级的代表包括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反对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左边。从那以后,国民会议召开时,主张民主、自由的激进派坐在左边,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边,无形中形成左右两派。19世纪,欧洲国家的议会也以议长坐椅为界,分左右两派就坐。后来,政治上激进或革命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左派”或“左翼”;政治上保守或反动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右派”或“右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潮、路线。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称“左”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采取盲动主义以及关门主义等;另一种称右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为了眼前暂时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企图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政党的私利。这两种表现形式,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右倾是指在政治思想上的认识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客观情况变化而变化、前进,甚至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斗争中往往放弃原则,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而求得妥协,又叫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思想的根源是:一、利己主义、悲观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认识落后于实践,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他先后发表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看法。他认定中国革命要分两阶段进行,当前最急需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了很大的动摇。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应先由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后来被称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源。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势力抬头。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已经公开实行反共的步骤,陈独秀却害怕国共关系破裂而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也没有尽力在北伐战争中直接掌握武装力量。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继续把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不惜做任何让步。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只想依靠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幻想以退让求团结,不敢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不去扩大工农革命武装,甚至解散工人武装。其结果不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剧了革命危机,使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反革命叛变的步伐。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党中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这次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主观上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用改选的办法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左倾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而带引号的“左”倾,则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党内“左”倾思想的根源在于:一、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等;二、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而不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看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内曾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第一次,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中提到过的“广泛的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但是却以盲目的“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最终使得广州起义的失败;第二次,李立三在1930年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要求红军攻打大城市,“先打下一两个省,全国的革命形势就大好了”,并且要求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全力的配合,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结果造成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红军主力也在攻打大城市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第三次是王明的“左”倾错误,它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1.对革命性质、形势和阶级关系作出了错误的分析。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实行“关门主义”,主张“进攻路线”;2.对革命道路问题和城市斗争的方针问题提出了错误的政策。低估根据地建设和农村游击战的重要性,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主观力量的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号召全党准备决战;3.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组织上大搞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强调所谓的“正规化”、“正规战”、“全线出击”等等。当时因为在上海的中共党中央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共中央被迫转移到了苏区, 王明“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贯彻,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在反“围剿”及长征途中先后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几乎葬送了革命前途。1935年1月,党中央及时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总之,中国共产党一个伟大的政党,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她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国情不断改正错误、调整策略,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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