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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汉语文学中的三维显现

2016-05-30季莹孔令斌

关键词:三维意蕴汉字

季莹 孔令斌

摘 要:美是艺术永恒的命题,与形态相关,也与功能有关。美以跃然于汉字,琢磨于文本,升华于意蕴的方式,展现了汉语文学的生命长度、胸怀宽度和阐释高度等三大维度,构筑了汉语文学的大美空间。

关键词:美;三维;汉字;文本;意蕴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196-02

一、美是什么

“美”是什么?柏拉图说美是困难的,孔子说尽善尽美,黑格尔认为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古今中外,诗人、哲人、艺术家们给出了无数迥异的解答,至今没有定论。其实,美无定论,亦不应该被定型,美可以是客观实在的,如山水花鸟、人物市井,也可以是主观变幻的,如爱恨情仇、豪壮凄婉。对于美的认识,确应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不是界定美的内核,而是为了便于触摸其光芒,感知其温度,对诸种关于美的描绘进行归纳演绎,发掘美在艺术对象中的独特显现。

首先,美与形态相关。美就像是一场旅行。当我们在旅途中见到了如画的景色、异域的风情时,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正是这种迷醉情怀的抒发,在这里,美是优美;抵达高山脚下,抬头仰望,肃穆和压迫感交迭袭来,我们此时的心境与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江雪》)不谋而合,在这里,美是崇高;开始登山后,百转千回、奇崛险峻的路程,会让我们发出和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类似的感慨,在这里,美是困难。

其次,美与功能相关。与前文相对应,优美的旅途会带给人从感官到心理的舒适,才会让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此时的美,是愉悦;对高山、星空等崇高事物的景仰,会触发内心对人生的感悟,甚至哲学思考,如同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此时的美,是感动;当你跨越困难,征服险峻,终于成功登顶时,胸中难免不会涌起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那般的豪迈之情,此时的美,是成功。

无论是形态的美,还是功能的美,在文学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跃然于汉字,琢磨于文本,升华于意蕴,是美在汉语文学三个维度上的显现方式。

二、汉字之美:以《弹歌》为例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这首《弹歌》出自《吴越春秋》,是记录原始先民狩猎生活的二言诗。文学艺术是“由人在劳动中创造的”,“只能是人的创造物”[1]。以今天的眼光看,《弹歌》的可贵在于以短短八字,既呈现出华夏先民们的非凡想象力,涵盖四大造字法其中之三,又通过汉字特有的个体形态,让这幅生动形象的狩猎全景图一气呵成,跃然而生。

象形,是汉字最基础的造字方法。“人类文字起源有共同的规律,即文字脱胎于图画”[2]。与其他文字经历的嬗变相比,汉字击退了拉丁化的进攻,经受了简体化的改造,将这种图画属性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汉字更加强调视觉认知,很多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因而汉字的书法能够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这对于那些表音文字是无法想象的。《弹歌》八个字中有半数来自象形。第一个是“竹”,属于对竹子这种植物的形象描摹;第二个是“飞”,其繁体“飛”表现出物体上升过程中前行的运动姿态;第三个是“宍”,为“肉”的古字,以形体特征来指代飞禽走兽。象形,绘出了汉字的形态之美。

象形也有其局限之处,即抽象概念的表达,于是指事和会意应运而生。这两种造字法尽管有所区别,但都是在图画的基础上进一步表意,通过字符组合来引发想象,仍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与表音文字完全不同。诗里的指事字为“土”,是以地面矗立的物体或指示箭头,来反指土地,从中搓出泥丸或者挖出石子进行发射,这样一系列的意义表达,非象形所能胜任。会意字有三个,分别是:“断”,由丝绳和斧斤组成;“续”,由丝线、器皿和钱财组成;“逐”,由脚步和走兽组成。三者均是在不同图形间建立联系,用以暗示可能发生的动作。指事和会意,凸显了汉字的涵义之美。

在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中,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形声出场时间最晚,它汲取了图形表意的精髓,融入了语音的功能,从而方便造字,增强了汉字对主客观事情的表现力,又保证了形体不至于过分繁复。《弹歌》中虽无形声,却关系紧密。如“宍(肉)”专指飞禽走兽,形声造出专指人的“肌”,就是表意功能的充实和细化;如会意字“逐”,其追赶的“豕”是象形字,将捕获的猎物捆绑起来就成了指事字“豖”,当濒死的猎物绝望挣扎时,“豕”则简化为偏旁,衍生出形声字“狂”。随着语音对造字的大量介入,平仄、四声逐渐成型,在进一步区分字义,扩大表意功能的同時,使汉字在编排组合中产生抑扬顿挫的韵律美感。

三、文本之美:以《虞美人》为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虞美人》以珠围翠绕之表,包裹凄清苦痛之里,如泣如诉,似悲实美。文本之美,无论重形还是写意,无论绮艳还是素朴,都离不开琢磨之功。

先说“琢”,即词句的雕琢。单个汉字的表意功能已经非常丰富,而词句是由若干汉字叠加,便具有了无限的意义生成空间。从最简单的汉字组合方式来说,如修饰,“雕栏”和“玉砌”,将原本普通的木头砖石赋予了华丽的装饰,从生活中提炼出艺术的美来;稍复杂些,如互文,“春花秋月”,以“春秋”来观照“花”和“月”,映衬出岁月的悠长变迁;再繁复些,以“何时了”来进行完整的情绪表达,表现出对禁锢生涯的不耐与苦闷。遣词造句虽不是汉语独有,但这般精工细作之后又显得浑然天成,“好像无缝天衣,只是一块一块地硬凑起来,凑起来还不让它有痕迹,其语法是软的,富于弹性的”[3],汉语最擅长此道。

再说“磨”。如果说词句的雕琢是物理作用的话,那么,句与句、层与层间的搭配磨合,便可以产生化学反应。“春花秋月何时了”,至多是一句寻常的牢骚,遥想“雕栏玉砌应犹在”,情感有了寄托,意境立刻升华了;从“了”到“少”,从“风”到“中”,从“在”到“改”,从“愁”到“流”,句子间的两两押韵,让原本冰冷无情的客观景物在韵律的抚摸中悄然融化;句子间抑扬顿挫的音调对比、错落有致的句式搭配、如歌如画的声画关系、自问自答的逻辑结构,将作家的独特气质液化为流淌的情感,段落间情景关系、时空关系和总分关系,则是将作者四溢的情感凝固成有机体,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文本的琢磨与繁简无关。修辞的繁丽能使文章婉转多姿,情深意重,修辞的简约能使文章空灵广阔,气韵生动,都须对文字有着精到的把握。杜牧的七绝《清明》本已素朴,被精简为五绝之后,“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仍是叫绝之作。这首《虞美人》应属繁丽之美,在做了更大幅度的简化之后,“何时了?知多少。问东风,月明中。雕栏在,朱颜改。几多愁,似水流”,却也不失简约之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宽容度,是汉语文本的气质所在。

四、意蕴之美:以《再别康桥》为例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汉语语境下文学创作的高度,由意蕴的厚度来决定。这首《再别康桥》之所以脍炙人口,历久难忘,在于其精致考究的词藻格律背后,蕴涵着从情感、风格到文化的层层升华。

诗中流露的情感可由浅到深分为三层。最浅表的,是对剑桥柔波旖旎、星辉静谧的不舍离愁;深一层的,是对逝去恋情、物是人非的忧伤感怀;最深层的,是对青春不再、年华老去的人生嗟叹。写作让人沉静,阅读使人温和,文学能让人的种种情绪得到理性地宣泄,这种自我节制、层层抒发的情绪,散发出中庸的和谐美感。

情感会因主体的不同、时光的变迁或对象的转换而改变,产生迥异的行文风格。从题目可以看出,作者不是第一次告别剑桥。早在六年前的1922年,徐志摩结束留学生涯之际,深情写下了一首《康桥再会吧》,用细碎铺陈的方式,记录剑桥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心路历程,虽有离愁,更多却是青春豪迈的壮志情怀。岁月沧桑,再次回到剑桥的诗人,简洁凝練的笔触背后,是强忍悲伤的故作潇洒,是归于平淡的成熟智慧。风格由情感汇聚、提炼而成,情感愈真挚,汇炼出的风格愈美好。

有趣的是,徐志摩只写下了英文版的《再别康桥》,我们所熟知的中文版却非他所译。对比一下这两个版本,能从中发现汉英语言文化的些许差异。例如原文中的“the floating-heart growing sludge”一句,在中文版里被译成了“软泥上的青荇”,“sludge”原意为污泥、烂泥,英文诗可以毫不介意地用来它构筑意象,但汉语诗讲求用字的音色、形态、意蕴三者皆美,因而翻译成“软泥”,更符合我们的审美标准。当然,文化间也不乏共通之处,例如对美的理解和描述上,全诗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来描绘剑桥晚景,不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特征吗?在差异和互通的张力作用下,作家的身份阅历和人生体验被淋漓展现,文化之美也油然而生。

汉字生生不息的生命长度、文本海纳百川的胸怀宽度、意蕴深厚绵邈的阐释高度,构成了汉语文学的大美空间。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艺起源于劳动”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误读[J].文学评论,2015,(02):22-30.

〔2〕班吉庆.汉字学纲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3〕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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