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潇雨

摘 要：《荀子》一书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其中《荀子·非相篇》作为《荀子》三十二篇之一，在书中具有重要地位。本篇荀子批判了唯心主义相术和复古主义思想，并提出了“法后王”的政治主张和“君子必辩”的思想。通过对文本和思想内容的分析，发现文章内容前后并不连贯，推测本篇并非成于一时之作，极有可能是后人整理编订而成。篇名“非相”无法概括全篇内容，也就极有可能是后人根据第一部分内容所加。结合本篇线索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推测本篇的各部分均写成于荀子晚年。

关键词：荀子；非相；篇名；成篇时间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175-02

一、《荀子·非相》思想主旨

本篇是荀子的一篇批判唯心主义相术和复古主义思想的论文。通读本篇可以发现文章的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

（一）批判相人之术

荀子用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和揭露了相面之术的骗局。荀子认为一个人的贵贱、吉凶并不在于长相，而在于自身的行为和后天选择的道路，并提出了“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1]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他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他说：“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1]他从正反两方面分别举了尧舜等人和桀纣的例子，认为桀纣“是非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议论之卑尔”[1]，以此来批判当时社会存在的以貌取人的现象。他从揭露相人的骗术谈起，批判了儒家以迷信方式宣扬的“天命论”，论述了选择道路的重要性，这就使“法后王”的政治主张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了。

（二）论述“法后王”的政治主张

荀子在讨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时指出，人之所以成为人，主要在于人与人之间有尊贵卑贱，长幼亲疏的区别。人如果不肯做符合自己身份、地位的事，必将陷于“不祥”和“必穷”的困境。而“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1]，想要讲求礼义那就要效法圣王，这里的圣王荀子是指“后王”，也就是新兴的英明的君王。效法“先王”是儒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观，孟子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2]但荀子认为“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1]，以此来批判孟子等提倡的“法先王”的复古主义思想，强调治理国家社会不可背离现实，而应选择合于时宜的方法。在这一部分还阐明了他的历史进化观点，他极力注意现实，主张要从现在来看到过去，也就是“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1]。

（三）提出了“君子必辩”的主张

荀子在这里提出“君子必辩”主要是针对“奸言”，荀子认为“凡言不和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1]，“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1]。一些“奸人之辩”充斥于社会之中，他们说的话不符合礼义却看似讲的很有道理。为了防止这种“奸人之辩”扰乱人们的思想，君子就要用正确的言论来抵制错误的言论，所以荀子在这部分强调了辩论的必要性。他认为“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1]主张君子言能言善辩，同时还介绍了谈说的技术和君子应具有的自身优秀品质，认为君子不仅要注重自身修养，也要大力宣扬礼义，积极引导他人。如果更深层次的来看，荀子认为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应重视和善于宣扬自己的法治思想，而对于“奸人之雄”必须实行专政，坚决镇压。荀子这一进步思想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当时百家争鸣的一个具体体现。

二、篇名研究

“非相”，顾名思义是非难、批判相面之术的意思。本篇的第一句话便点出了文章第一部分的核心——“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1]根据人的体态容貌判断人的贵贱、吉凶、祸福，古代人不干这种事，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这种事。从这句话荀子表达了对相术的批判。

在第一部分，荀子运用大量史实驳斥了战国时期流行的以人的长相、身材为根据断定人的吉凶福祸的相人之术。这部分与篇名“非相”是相符的，但接下来的两个部分则分别阐述了荀子的“法后王”的政治主张和“君子必辩”的思想，与非相是无关的。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本篇篇名“非相”为后人所加，而且是根据文章第一部分或第一句话总结出来的。

关于《非相篇》文章内容前后论说不一致的现象前人早已发觉。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在本文的第三段最后的注释中提到：“卢文弨曰：‘非相篇当止于此，下文所论较大，并于相人无与，疑是荣辱篇错简与此”[3]，认为本篇后半部分本应属于《荣辱篇》。赵又春在分析《非相篇》文章内容时提到“然则从者将孰可也？”应是关于“非相”问题的结束语，以下各节均与相人术无关，所以学界认为本篇此节以后的文字本不属于《非相篇》，怎么放到这里来了则不得而知。由此可以看出来，本篇绝不是荀子同一时间写成，甚至不是同一篇文章。

先秦诸子传至今日的著作往往一篇文章也并不是写成于同一时期，而是经过后人的调整和编排的。早在汉代，刘向就将《荀子》原有的322篇，去掉重复的290篇，最终整理編订成现存的32篇。所以极有可能是刘向或其他后人将原本并不是同一篇文章的几部分整理编订成一篇。

关于学术界有人认为非相篇后半部分是荣辱篇的错简，通过笔者对荣辱篇的分析，认为《荣辱篇》讲到了个人荣辱与自身安危利害的关系，又分析了君子和小人的异同以及人之所以会成为小人的原因和自己对于建设和谐国家的一些建议。而非相篇所讲述的“法后王”和“君子必辩”思想在荣辱篇中并没有体现，所以这一说法并没有可靠依据。笔者认为本篇后半部分不一定是出于别篇错简，而是后人的有意编排。

那为什么后人要将没有联系的文章内容拼凑到一起呢？通读全文，“非相”“法后王”“君子必辩”看似没有联系的文章三部分其实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术”。“术”是方法的意思，本文荀子在第一部分例举大量史实批判相术时提出“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1]，认为人立身处世的方法最重要，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在于相貌而在于他的行为和选择的方法。所以第一部分论述了选择道路的重要性，而第二部分“法后王”是在论述效法圣王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也就是“术”是效法后王。第三部分“君子必辩”则是在论述君子应该有的品质和应遵循的方法，甚至其中还提到了“谈说之术”。可以看出，文本三部分都是在论述“术”，“术”成为了三个部分的共同点，这应该是后人将这三部分编排在一起的原因。

三、《荀子·非相篇》成篇时期的大致推断

关于《荀子·非相篇》成篇时期的推断学术界研究较少，其中仅有廖名春的《〈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对《荀子·非相篇》成篇时期进行了论证，认为本篇是荀子在公元前255年以后居于兰陵时所作。

廖名春认为：“《非相》篇举著名的看相之人，说：‘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唐举相人最出名的是为李兑和蔡泽相。李兑在赵专权是在前295年以后，蔡泽继范雎为秦相是在前255年左右。由此可知，《非相》篇一定作于荀子晚年居兰陵之时。此外，《非相》又极言‘凡说之难，道‘谈说之术，这些都应对其弟子韩非有所影响。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韩非拘秦，《说难》、《孤愤》。韩非死于前233年，他的《说难》、《难言》诸篇，都带有《非相》论说的影子。所以，《非相》的写成又当在韩非诸作之前。荀子居兰陵约二十年，《非相》应是他前十年之作。”[4]

笔者认为推测非相篇的前半部分可以依据李兑在赵专权和蔡泽为秦相的时间来推测写作时期，也就是写成于荀子晚年。但本篇的后半部分基本与非相无关，极有可能是人为划入非相篇，所以不能仅拿证实前半部分写作时期的证据来说明后半部分也写于同一时期。但我们可以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找到本篇写成于荀子晚年的证据。

《史記·孟子荀卿列传》中提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5]这句话是在讲述荀子晚年著书的原因，同时也交代了当时的背景：世道混乱，亡国昏庸的君主不通晓常理正道却相信巫术，儒生开始拘泥于琐碎礼节，再加上庄周等人狡猾多辩，败坏风俗。而这些现象正是《荀子·非相篇》所批判的。针对当时信禨祥的现象，荀子在本篇大肆批判唯心主义相术。针对当时的君主不通晓正道的现象，提出“法后王”，要效法圣王治国的原则，审周道。针对儒生执拗礼节，庄周等人狡猾多辩，败坏风俗的现象，荀子提出“君子必辩”，君子一定要善辩，“君子之行仁也无厌”，要“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对“奸人之雄”要“先诛也”[1]。由此可以看出本文的三部分内容基本都是针对荀子晚年的社会现状所写，也就是说本篇大约是荀子晚年的著作，三部分内容均是荀子在兰陵所写。

结论：非相篇可能是荀子居于兰陵所作，是荀子晚年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51，54，56，59，70，50，62-63.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5.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73-89.

〔4〕廖名春.《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6）：52-57.

〔5〕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2343-2350.

（责任编辑 赛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