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龙

第一次下村放映，师傅推出一辆半新的自行车，问我：你骑还是我骑？我红着脸低声说：我不会骑。师傅稍愣了一下，便轻声一笑，自个儿踏上自行车，见我还愣在那儿，喊道：上呀！

车子行走在乡间小路，师傅显然有点吃力，双脚蹬动踏板时腰身便扭来扭去，薄褂子从裤腰里面松出来，风一吹，啪啪打在我的脸上，让我闻到了一股儿时记忆中的某些气息。不多时，有汗水从师傅的后颈窝里流出来，慢慢洇湿后背。有几次我都想对师傅说自己下来走路，可不知为什么就是开不了口。遇上平直大道，师傅一下又轻松自如，竟然还哼起了歌。那歌我听过，也就是今晚放映的《少林寺》里面的插曲《牧羊曲》。师傅的声音甜润，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正听得入神，师傅忽一扭头，停住车问：你来试试？我以为是要我来唱歌，可师傅却把车子让给我说：这段路比较平，你来学学。

接过车把，尽管心头很兴奋，但我还是有点心慌。虽说先前也学过一会儿，在院子里由人扶着走过几圈，但离真正的上路还很远。师傅把我扶上车后，紧跟车尾小跑，有几次车险些倒下，师傅急着上前扶住，热腾腾的胸部一下子挤在我的臂膀上，我的脸上更加火热。师傅并没在意这些，只认真地教我怎样端正身子，怎样扶住车把，直把师傅折腾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才停住。

那晚放完映后我们回公社住宿，月亮高挂天空，露水铺满田野，四处蛙声一片。第一次下村放映一切都很顺利，虽然换影片时我还是不大利索，但由于师傅事先打过招呼，观众对我这个新手没有过多的责怪。回来依然是师傅用车子带我，凉爽的空气中有一种亲切柔和气息。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第一次放映的那种兴奋还在我心头久久不肯离去，银幕下那片黑压压的人群还在耳边嘈杂，打杀声和《牧羊曲》混在一起，在我的脑海里重放着一部奇特的电影。

睡不着，干脆起来练车吧。

电影队就只有一辆车子，我怎么能让师傅带着我呢，这多么不合适，说什么也要把车子练熟，我带着师傅下去放映那才顺理成章。

外面的月光依然很亮，到车棚推出车子时，感觉中好像楼上哪个房门传来一声响动，尽管很轻，但我还是听到了，准确地说是感觉到了。那时我们住的都是中间有走廊的宿舍楼，我住楼下，师傅和其他领导住楼上。不会有贼吧？这半夜三更地起来做什么？我停住车子，轻轻踏上楼梯，楼道里悄无声息，借着窗外的月光，没有看到任何阴影。走下楼来时，我相信是自己的听力出了毛病。

那天晚上我就在公社大院里练了两个小时，自认娴熟才罢手。

当第二天下午师傅再推出车子时，我主动上前抢过车把，大胆地说：师傅，我来带你。师傅把我看了半天，迟疑着没有上车。我腼腆地笑笑说：放心吧，师傅，我会保证你的安全。师傅这才坐上去，见我双手把握得很稳，便说：还真行呵。我故作轻松地说：昨晚我在院子里练了。这时我感觉到身后一动，师傅的身子乱扭动了几下，我喊：师傅，坐稳啰。

黄泥村是个大村庄，村里的人与师傅都很熟。那个时候，我们那里大多村子都没通高压电，放映都是靠一个 2马力的汽油发电机发电。我们两个人，一个守发电机，一个放映。今晚场子上的人太多，师傅怕我不熟练，自己去放映，留着我在屋子里发电。一般来说，发电机正常，守着没有什么事情，我便坐在屋门口就着电灯看书。八十年代，我曾是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不管什么书，只要是文学书籍和杂志，我都会捧着一字不落地读完，有时走路都看，有人便喊我书呆子。在隆隆响声中看书，我还是有点不适应，便夹着书本走出来透气。

场子上的人群把每个角落都挤满了，四周散落着一些卖瓜子之类的小贩，我来到场子的边缘，顿有凉爽的风轻抚过来。黑暗之中仿佛前边有什么响动，我傻里傻气地揿亮了电筒，光柱之下，前边有两个黑影迅速从那个柴草堆边消失。我把电灯光又射向另一个方向，传来一个男子的粗嗓门：照什么照，老子拉尿也要曝光啦。我急急地熄灭电灯，面红耳赤，幸好夜色太深，没有谁注意。人们都在精精神神地盯着银幕，谁还会去关注银幕后面的事呢？

晚上回公社时有个瘦高个儿男人站在公社大院门口，师傅见了，对男人说了声来了，便跳下了车。男人跟在身后，没有说话。我知道那是师傅的丈夫，一个民办教师，姓黄。让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要站在公社大院门口等师傅呢？况且这么晚，在房间等不更好么。事后我才知道，师傅没有钥匙给他，黄老师进不了门，只有在外面等了。当我再次放映回来看到黄老师深夜站在公社大院门口时，我讨好地对身边的师傅说：师傅，你可以给黄老师把钥匙。师傅冷静地说：只有一把，没多的了。我多嘴道：可以配一把呀，明天去县城拿影片时，我给你配一把吧。师傅这时扭过头看着我，鼻子哼了一声，大步走了。黄老师也扭头看了我一眼，他的表情被月光的阴影所覆盖，一片模糊。

那段时间师傅心情不大好，对我也是爱理不理，我想难道是我那次不该说配钥匙的事吗？也不至于吧。在进电影队之前，我对师傅的了解是一穷二白，进来后才略知一些情况。师傅不是本地人，是下放到我们这儿的上海知青，由于工作出色，被调到电影队任放影员。那时黄老师还不是老师，只是一个上过初中的农民。至于和黄老师的婚姻，据说是在一位领导的撮合下完成的，作为一个扎根农村的典型来宣传，当时的省报都作了报道，有非常大的影响。

黄老师隔三差五地来，我基本上是晚上见到他。他也不跟我说话，只默默地跟在师傅身后进房。有个晚上，我听到了师傅房间响起乒乓声，我的房间正在师傅的房下面，隔着层楼板，在深夜里，响声虽然不是很大，但我还是感觉到了那种类似于摔东西的声音。没有争吵，也没有人起来劝架。当我轻手轻脚地走近师傅的房门时，看到房门紧闭，里面黑暗一片，才知自己的鲁莽。里面的动作更大了，我几乎可以清晰地感觉到里面两人的拉扯和磨擦。我不知怎么来劝阻或者说消除这场战争，这方面我实在太没有经验。转身回去吧，我对自己说，这是师傅的私生活，做徒弟的更不可多管闲事。正走在楼梯间，差点撞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人严肃地对我说：干什么去了，怎么跑到楼上来了呢？我吓得差点把魂都丢了，还算脑子反应快，忙说房间里有只老鼠吵得睡不着觉，被我赶得四处乱跑，跑到楼上来了。那人问：打到了没有？我摇摇头说没有，便慌乱窜下来，直到躺在床上，心还在砰砰乱跳。

那个人就是公社的最高领导，张书记。

直到多天以后，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张书记那天晚上起来干什么呢？

天气渐渐转凉，但群众看电影的热度依然没有减，有时甚至一夜还要到两个地方放映。上半场是师傅放映，下半场由我来放映，师傅守发电机，可以稍作休息。下半场的露水太重，头发上总是湿漉漉的。那天下半场转场至黄泥村，我坐到放映的位置不到十分钟，头上忽地盖上一顶帽子，转身一看，四周的人们都在集中精力盯着银幕，有个人影正匆匆往外挤去。借着银幕的反光，看出是个年轻的女孩子。我的心头一暖，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出来。帽子是用毛线织的，是当时时兴的一种式样，扣在头上正合适。送帽子的女孩再也没出现，也许她就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但我看不到，黑压压的人群中哪个才是她呢？散场时，我想把帽子还给人家，可除了几个帮忙的男人外，连女人都没有。

夜宵是在队长家吃的，队长的老婆非常客气，我们每人碗里都有三个荷包蛋。端碗上桌来的是队长的女儿，她好像与师傅很熟，跟师傅说笑的时候，眼光不时飘移过来，我感觉到她的眼光里的独特。

吃过夜宵，师傅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说：小陈，今天我有点累了，要不在这里住宿吧。我不大喜欢在村里住宿，我曾听师傅说过，一般来说，她很少在下面住，除非天气太冷。但现在天气还不是很冷，师傅却不回去了。当然，她不回去自有不回去的道理，我也不便问什么，我还是要回去的。师傅见我执意要走，便说：路上骑车小心点。走时，我对师傅说：明天上午我来接你吧。队长的女儿笑着对师傅说：你的徒弟还真体贴呵。师傅只笑笑，告之我不要来早了，都这么晚睡觉，多休息会儿，否则身体吃不消。

刚进大院，一个人影飘了过来，是黄老师，头上身上全是湿漉漉的露水，没有月光，看不清表情。他看了看我的车后，空空如也，我赶紧说师傅在下面住没回来。我感觉到黄老师的胸腔里有呼呼风声响起，但很快便消失了，黄老师的脊梁一下子断裂开来，腰一下子佝偻下去。看着他转身向院外走，我忙说：黄老师，我送你回去吧。却听到他的一声吼叫：不要！

放电影最怕的就是下雨天，当然，如果雨老早就下来我们也可以放弃放映，怕就怕在中途突然下雨，这个时候停也不好不停也不好。那次又临到在黄泥村放映，傍晚还是晴朗的天，可放映了近三分之二时，天却忽然下起了雨，这个时候，观众正看得滋滋有味，好在雨下得不是很大，谁也没有挪动一步。我正考虑要不要找雨伞来打，旁边却挤进一个人来，一把花雨伞遮住了我的头顶，同时也把机器给罩住了。那人说：我爸让我给你打伞呢。正是队长的女儿。她站在我身边，长长的辫梢飘在我的额头上，我忙把身子让开一些，说：坐下吧。可她却说：不挤你了，再说，坐着也不好打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有点慌乱，以至于换片时手脚没有先前的麻利，不满意的年轻人便喊：快点呀，换个片也不利索，叫你师傅过来放。

雨下得大了点，有观众开始穿雨衣或打伞看，黑暗之中我感觉到她的身子慢慢靠近我，甚至贴紧我，我感受不到雨点的冰凉，相反，身子却热气腾腾，热气顺着放映机的灯光冒出去，似乎把银幕都给模糊了。散场收拾东西时，队长的女儿一直打伞跟着我，直到进她家吃夜宵。在队长家的灯光下，我才发觉，她身上的半边衣服都湿透了，散发出一丝丝的汽水，传染给我，使我一下感觉到了凉意袭来，心头很是愧疚。

因是下雨，师傅决定我们都在黄泥村住宿。

队长早准备好了一盆旺火，队长老婆说：夜事绵长，这个鬼雨天，先烤烤火再睡也不要紧的。队长的女儿没过来，师傅便喊：宇红，快过来烤一下，你看你衣服都湿透了。这时我才知道队长的女儿叫宇红，宇红很听师傅的话，果然坐在师傅旁边。师傅上前一把把她那湿透的外衣给脱下来，说：这样才能干得快。宇红有些不好意思地望了望我，我只傻笑一下，而后低头烤火。脱下外衣的宇红身材不错，辫子不知什么时候已散开，像银幕上出现的一道瀑布，脸色在火光中通红红的，伸出的那双手一点也不像是个农村姑娘，修长细白，胸前的曲线尽显。我这才发现，宇红真是一个不错的女孩子。

后来师傅告诉我，宇红是个读了高中的女孩子，那个时候在农村中确实不多。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火旁聊了很久，队长的老婆对我问这问那问了许多问题，归纳起来也就是一个大问题，有关家庭的情况。开始我倒配合她，一问一答，后来我发现这个女人问这些问题时的动机和目的显然是有所指，我的内心十分不满。我不喜欢人家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我的有关情感或者婚姻，也许是文学作品看得太多的缘故，我总希望我未来的爱情充满着浪慢色彩，未来的婚姻是爱情的结果，至少要摆脱农村中的那股俗气。后来的谈话中我连连打着哈欠，师傅看出我的情绪，提议结束了这场交谈。

我看到宇红怨恨地看了母亲一眼，眼光的余辉掠过我身边时，我扭转了头。

那天我正在食堂吃饭，张书记走过来说：吃完饭到我办公室去一下，有个事。张书记的表情不严肃也不轻松，我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匆匆吃过饭，我来到张书记的办公室，心里忐忑不安。书记室在一楼的尽头，安静。不大，和住房一样。我是第一次进他办公室，才发现里面其实很简陋，只一张办公桌和两个文件柜子，桌上有一个摇把电话，张书记正坐在办公桌旁。见我进去，他和蔼可亲地对我说：小陈，要喝茶自己倒。我连连点头，侧身坐在他对面的一个长条椅子上。张书记先是问了一下我工作上的情况，有什么困难等等，后来又问我和师傅工作配合怎么样。我说很好，师傅非常照顾我，我们工作配合得好群众都满意。张书记呵呵一笑，说：你师傅是个好人，但她有点不安心工作哩。说到这里，张书记好像思索了一下，见我诧异的样子，张书记解释说：知青大多都已回去了，你师傅虽然在这里落了家，可她还是有走的意思。对张书记说这话，我更诧异，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确实，师傅也曾经感叹过自己，记得有一次她接过一封什么信后，情绪低落，我看到她偷偷抹眼泪。

张书记向我招招手，意思叫我坐过去。我没敢坐，只走近他身边，张书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很年轻呵，又有文化，好好干，放电影也不是长久之计，等有机会的话我会向上推荐你转到行政上来。我受宠若惊，从进公社电影队起，我还真没有这个奢望，起码说目前还没有，只想老老实实把电影放好。张书记这时压低声音说：你师傅近期有点变化，如果她有什么举动你要及时告诉我，这也是公社党委交给你的任务。我连连点头，张书记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交给我说：今天中午你就辛苦一趟，交给你师傅的丈夫黄老师，当然，这事不能让你师傅知晓。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我很坚定地说，但浑身却冒出了冷汗。

但我还是碰到了师傅。师傅正从外面回来，我们在院门一照面，立即下车。师傅问：中午去哪儿呢？我谎说回家一趟，给母亲买点东西。师傅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回家也不用慌里慌张的呀，路上小心点。

沿湖小学我去过一次，那次还是在旁边的沿湖村放电影，趁着机会在旁边转了一下。当时放了学，学校没人，更显得破旧而没有生气。虽说现在已是初冬天气，可中午的太阳竟然有点热烈，骑车到学校时，我还是出了一身汗。中午学生不多，许多回家吃饭还没有回校，老远我就看到黄老师那瘦个子身影，他站在操场边上吹口琴，我听出来了，是《牧羊曲》。那吹出来的曲子没有技巧，有点儿生硬，更不流畅。也许，别人根本听不出来是什么曲子，但我还是完全听出来了。这支曲子不但我放映了多少遍，而且我师傅也哼过多少次了，难道黄老师也听过师傅哼过这曲子吗？或者说师傅会在黄老师面前哼这支曲子？以师傅对黄老师的冷淡态度，我想师傅绝对不会在他面前哼的。

我来到黄老师身边时，他竟然没有发觉。一曲终了，才突然看到身边多了个人，而且竟然是我，脸上惊讶的表情凝固了很久。

我不好说什么，对于这个男人，虽然见过几回，但我们之间还是非常陌生。我只把那封信亲手交到他手上，说了句：公社张书记让我交给你的。黄老师不肯接信封，脸上好像有些恼怒，可又不敢发作出来。我硬塞给他，之后，立马骑上车，跑出了校门。

回来的路上我轻松了许多，不由吹起了口哨，竟然也是那支曲子。

对于张书记交给我的任务，我真的不敢怠慢，比如师傅哪次去县城了哪次收到什么信哪个人找过她什么时候心情不好等等，我都一一向张书记汇报，张书记很满意我的汇报，每次都是温厚地拍着我的肩头，说：好好干，年轻人，有前途啊！我满怀信心，感激涕零，能高攀上公社的最高权力人，我在梦中都笑醒。

但是，发生一件事情后，却彻底改变了我的态度。

那晚本来要放两个村庄的，因下半夜那个村庄突然死了一个人，下半场的放映就取消了，我和师傅提前回到公社大院，这次我没有看到守候在大门旁的黄老师。天气转冷了，黄老师那么瘦弱的身子肯定吃不消，肯定不会来了。进房歇息时，我感觉楼上师傅房里有两个人，一个轻盈，那是师傅的脚步声，我是太熟悉了。另一个脚步很沉，显然是个男人。黄老师来了吗？或者师傅给他配了一把钥匙让黄老师早就进了房等她？我一时竟有点乱想起来。好在脚步声很快消失了，

我的瞌睡也上来了。

迷糊中我的房门突然被敲响，虽然很轻，但在深夜里就是个放大器，惊心动魄。我小心地打开门，没想到门外竟然是黄老师。

黄老师问：你师傅回来了吗？

我张了张嘴，还是回答出：回来了，我们一起回公社的。

黄老师开始发出颤音：我敲了门，没人应呀，难道不在里面？

这时，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感觉到要出大事了，情急之下，我脑中一闪，嘴里就蹦了这样一句话：哦，我想起来了，师傅可能是去了县里，我们回来不多时，乡里的车子去县城，师傅可能是搭车走了。

黄老师张大着嘴巴看着我，仿佛要从我嘴里探出虚实。我接着补上一句：师傅白天接过一个电话，好像是县里的一个知青打来的。

黄老师这才吁出了口气，转身就走。我跟着他走出屋门，看着他瘦小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公社大院中。

这样一折腾，把我的睡意全打消了。返回房中，我再次听到上面那个沉重的脚步声，接着便听到开门的响声。我头脑一热，窜出房门，轻轻走上楼梯，想要看看到底是哪个从师傅房里出来。在转角处刚一探出头，就看到了一个高大的黑影在移动，我一慌神，脚下弄出了响动，急速溜进房中。

虽然我有了思想上的准备，但还是感到惊讶，甚或还有了愤怒。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向张书记汇报师傅的行踪，张书记却找到了我。

中午时间我正准备休息，昨晚放映很晚，一般白天是要休息的。张书记竟然走进了我的房中，不说话，而是四处望了望，说：公社有许多杂物没处放，你这个房间也太破旧了，改做个杂物间。小陈，搬到对面食堂里面去住吧，有间房，还比较大哩。

我说：行。我没有抬头看他，但我能感觉到他眼光里的东西和他心中没有说出来的话。张书记走出去后，我立马去食堂那儿收拾房间。这个房间其实并没有张书记说的那样比原来的房间大，也没有我想象的清静，还经常有油烟钻进来，房门上到处都是油污迹印。

师傅好像有点儿意外，问我为什么要搬房，当我说是张书记意思后，师傅不做声了。师傅帮着我整理新房里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是书刊杂志多了点，被我弄得到处都是。在整理中，师傅忽地捡起地上的一本《上海文学》，认真翻了翻，把上面的灰尘掸净，才放回。我说师傅你要喜欢看就拿去看吧，师傅摇了摇头，叹了一声气。

这个时候，宇红来找师傅，原来给师傅送手套来了。手套是用毛线织的，两双。但奇怪的是一双大一双小，师傅先试了大的，脱下来说了声大了，接着试了那双小的，正合适。宇红这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你的手大小，所以就打了两双，哪双合适你就戴哪双吧。师傅把那双大的还给宇红，宇红没有接，而是把眼睛向我这儿瞟来，师傅递过去的双手就停住了，对我说：小陈，你来试试。我把手上的灰尘拍干净，一戴，大小正好。但我还是赶紧脱下来还给师傅，正要说这双给黄老师戴也可以。宇红不等师傅和我说话，先开口了，说：小陈师傅要是戴着合适，就送给你吧。宇红说这话时，脸儿有点发红，我看到她立马把眼睛看着门外。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倒是师傅一锤定音：小陈，你就戴着，宇红不是别人，跟我是好朋友呢。

宇红走时借走了几本杂志。

整理房间时翻起了那个毛线帽，我拿出来与毛线手套一比较，吃不准是不是同一人之手。这个帽子我很少戴，就一直放在箱底下。如果真是宇红送给我的话，那么她三番二次地接近我，显然是有点意思了。可是，我目前还不想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或者说我的心还飞在高高的蓝天上。况且我还有点讨厌她母亲那种世俗的态度。真正地来说，宇红确是个不错的女孩子，虽不是那么漂亮，但含蓄之中总给人一种温馨的甜蜜，长了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朦朦胧胧的扯不清说不透。

宇红还真的喜欢文学，她来还杂志的时候又借走几本，有时我们还能在一起谈论起来，来公社这些日子，还真的没有人和我谈起过文学，宇红是第一个。但她每次来都是在师傅的陪同下一起来，在我房间也不多坐就匆匆走了。有一次让张书记看到了，他问那个姑娘是你女朋友吧，我赶紧辩白说不是，是师傅的朋友，张书记笑起来：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搞不懂呵。小陈你十九还是二十？差不多可以谈了。

季节一转换，就到春天了。在这个春天的某个夜晚，发生一个故事。或许，由这个故事触动了师傅的某个神经，也许，没有这个故事师傅照样会踏上她的回城之路。师傅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可怜的黄老师更是这个悲剧的最大受害人。我不会评判师傅的道德和为人，因为她是我的师傅，不管她走到天涯海角，我还是叫她师傅。

那晚是放映《白蛇传》，露天场上的人虽然太多，但大家都很有秩序。我的身边挤着好几个女孩子，她们的心思好像不是在看电影上，而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夜幕下的她们没了白天的害羞和矜持，他们甚至用放荡的语言来挑逗旁边的男人，当然也包括我这个放映员。这样的场面我也见得多了，青年男女就着夜幕这块黑布，就着这样的机会，过过嘴瘾也不算出格。

就在电影快要终场时，人们忽然朝银幕后边涌去，那边的吵闹声几乎盖过了电影中白娘子的优美唱腔。我不敢离开机子，只踮起脚尖往银幕后边那儿望，看不见什么，只有人头晃动和手电筒的光柱乱射。

那种疯乱直至电影散场而慢慢消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后有几个版本的故事，但主要的情节只有两个字：捉奸！

这种故事几乎都是千篇一律，没有多少新意，但发生在这样一个大众场合下，似乎给人们的传说上又添加了一种新奇，而当场把赤身裸体的狗男女抓住，被数百上千个电影观众看了一场银幕之外的电影，不能不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那些参与的观众不厌其烦地向别人讲述着那个故事，仿佛就是他亲手抓住的一样。

故事的结局远不止于此，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就传出了那对男女双双跳进鄱阳湖殉情而轰动全公社的大新闻。

那天我和师傅几乎是同时听到这个消息，我显得非常震惊，在我所处的环境里竟然会发生在文学作品中才会发生的悲剧故事，而且似乎还与我们扯上一点关联。师傅像经过世面的老人，她一点也不激动，相反倒很冷静，说了一句我日后琢磨了半天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幕前只是表演，幕后才真实的生活。

此后的不久，师傅在我生活中消失了几天，公社新派了一个比我还年轻的后生做我的帮手。我们配合得不协调，他守的发电机出了几次故障，愤怒的观众把甘蔗皮花生壳朝我脑壳上丢，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惊慌失措之后满是委屈。

师傅回来的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暖春的到来，使师傅那略显沧桑的脸上恢复了漂亮的神色。师傅这张脸曾经风光过，可以想见，师傅那时的模样一定让许多人痴迷，也让许多人在幕后蠢蠢欲动。师傅最后陪我去放映的是黄泥村，那晚师傅破例没有回乡，而是让我把她送回了山村的家。开门的是黄老师，身影后面有一个半大的女孩子，看见我，立马缩进里屋。师傅说：海心，叫叔叔。女孩怯懦地站过来，看了我一眼，又退了回去。灯光下女孩子很瘦小，和黄老师一样，但我从她脸蛋儿看出了师傅的模样，特别是那眼神，过早地有些忧郁。

而后师傅又是一连几天不见。

这段期间，宇红来还给了杂志，又借过了几本书过去。一个季节的转换，宇红出落得更有女人味了，我们坐在食堂旁嘈杂的小房间里，讨论着文学的话题。我们都不敢触及另外的字眼，生怕那彩色泡沫一旦破灭，我们将重新跌回现实中。就像前台的戏剧，我们都沉浸于表演的享受中，不愿被台下柴米油盐所侵染。说到底，我还没有做好自己今后生活的准备，但我又无法阻止自己的内心深处伸出的情感爪手，在八十年代的时光中，我们就这样清清白白地交往着，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师傅终于还是离我们而去，终于从幕后走向了幕前。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师傅走的那天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悄悄把我拉了坐上去县城的班车。在县城长途车站的那个四面透风的候车室里，师傅第一次拉着我的手，我感觉了冰凉，尽管已是初夏时分。师傅说：小陈，在黄泥乡，你是我唯一的一个朋友。这时候的师傅，像个大姐一样抚摸着我的头，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我不知说什么话好，我原本就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这个时候，我顾不得许多，觉得有些话还是要说出来：黄老师呢，还有海心怎么办？师傅抬起头看着外面，说：黄老师是个好人，我们缘分已尽。接着她突然双手抓住我，说：海心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小陈，有空时你要去学校看看她，她在乡中学上初中，正是成长阶段。我紧握住师傅的手，她手心里的汗水沁出来，我看到了她双眼射出的两道目光。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开始进站验票了，师傅松开了我的手。这时，憋在胸中的那句话像个水中的汽泡冒了出来：师傅，难道张书记也不是你的朋友吗？闻听这话，师傅吼出一句：他不配！

我一直为最后那句话后悔，师傅好好的心情一下子叫我给破坏了，只是我还有许多不明白，既然如此，师傅为什么还要一直顺从于他？多年后，我似乎有点儿明白。

车子开出了好一会儿，我还愣愣地望着那尘土飞扬的公路。阳光有些热烈，我得找荫凉处躲一会儿，抬头一望，却见不远处有棵树荫下早站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那个人影也一直在看着尘土飞扬的公路，后来，他蹲下了身子。

我急急逃离开，却听到身后传来女人般的哭声。

张书记会哭？怎么会哭呢？而且还是那么尖细那么伤心？

后来我到学校找海心，女孩子显然比那天晚上要胆大点，我当时买了一些学习用的纸笔，还有一些吃食。提起她的母亲，海心好像并不怎样伤心，相反有了仇恨。她早已习惯了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小小年纪，关于母亲的一切，她当然不会明白。出学校门时，正好碰见了黄老师，黄老师警觉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进去了。他的背更佝偻了，阳光洒在他的后背上，不知他是否感受到了温暖。

宇红再也没有找过我借书，我也从电影队出来到乡办公室工作。这时我们已由公社改为乡了，一切都在变化着，我发现自己也变了，整天迎来送往，变得自己都不像自己了。这期间我被升任副乡长，张书记已退休了，有时他也会到乡里转转，总想找机会跟我聊点什么。可我却总是借机离开，一看到他我就会想到那变态的女人般的哭声，我非常反感他。

我许久没有读文学杂志了，那一摞摞旧杂志塞在我新搬进的房间里，成了尴尬物品，我准备卖掉。在整理时，忽然从一本旧杂志里掉出一张纸条，纸条已发黄，但上面的字迹秀气清新。

我们可以到公社后面的树林里谈谈吗？时间在后天中午。一定要回答我！

没有日期，没有署名。我一下子懵住了。我发疯般地把那些旧杂志全部推翻，满屋子弥漫着一股曾经熟悉的气息。我把所有的杂志重翻了一遍，一本杂志里面竟然又掉出一张照片。一寸的黑白照片，一个女孩甜甜地看着我，没有了现实中含蓄和顾忌，眼神中甚至还有点辣辣的，像《少林寺》中的那个牧羊女。

我轻抚着照片。

照片已沉睡多年，经不住岁月的抚摸，着色脱落了，最后只剩下模糊的一张卡片。

庆幸的是，我至今还保存着毛线帽和毛线手套，冬天时我甚至还拿出来戴上，尽管遭到一些年轻人的嘲笑，但我依然感受到远去岁月中传递过来的那一抹温情。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