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勇

一 旌表释义

“旌表”一词，是表彰之意。旌与表同义。《说文解字》：“游车载旌，析羽注旄首，所以精进士卒。”段玉裁注曰：“《释名》曰：旌，精也。有精光也。所精进士卒也，引伸为凡表异之称。” 《春秋左传注疏》：“故主视服以旌礼。”杜预注：“旌，表也。”旌表与一般表彰行为不同的是，“旌表必须是皇帝给予的表彰或者皇帝授权的国家机构给予的表彰，”目的是“使民众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使民众在对旌表的追求中内化统治者的价值观念，从而转化为具体的行动。”[1]历代统治者给旌表行为添加了许多现实利益，使旌表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渴求得到的荣誉。 旌表孝行是旌表中的重要一项。欧阳修说：“旌孝，所以激人伦也。” 历代史书，自《晋书·孝义传》后，都为孝义或者孝友者作传。方志中也专门写下本地孝行的旌表。孝行旌表主要有旌表其门、建孝节坊、设祠祀、给予物质奖等方式。

二 明代孝子旌表的社会背景

明代社会实行严厉的社会控制，作为补充，旌表政策更能较好地引导百姓，达到化民的目的。同时，知识分子阶级和民众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1 劝孝和旌表的历史传统

中国历代注重旌表。首先是历代政府对《孝经》的提倡。自西汉汉文帝始设《孝经》博士，到清代咸丰帝诏令各省学校，科举考试要加试《孝经》，明太祖开国初即强调《孝经》是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2]，可见朱元璋对孝道的重视程度。其次是政府对孝行的旌表的重视。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卷三十八：“言商民有自反而为善，则当于其所居之里旌表之，以异于众。为善者显于世而为恶者耻其不若，则必以为病矣。”明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三“旌表之训”条称，明宣德元年“礼部尚書胡濙列、赵严权谨孝行，节妇王氏、吉氏等，奏乞旌表。上谕之曰：‘孝者，人道当然。贤智之人不待劝勉，中人以下须激励，乃能为善。旌表之意，盖如此。若权、谨，则朕所知质实人也。宜旌之。使人见而思奋，其于治道岂不有益？”可见自古至今，对旌表都极为重视。

2  明代政府的大力提倡

明朝历代皇帝都强调孝道，透露出明代统治者试图构建严刑与旌表等奖赏相结合政治架构。一是选官注重孝行。明朝初年，由于急需人才，在洪武六年至洪武十六年，“选用人才不拘一格”，设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等科目，孝行直接与做官挂钩。洪武十七年，科举再次举行，但是孝廉旌表等途径并未阻塞。二是在律令中强调孝行。如《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五：“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忠臣烈女，志行卓异可励民风者，所在有司举申监察御史，按察司覆实，移文所司以凭奏闻旌表。”三是大量的被旌表的孝行记录。仅《明史·孝义传》中因孝行被旌表的人就有23人。志书则更多。

3 知识分子的对孝行的提倡

孝行在知识分子和统治者那里，拥有不同形态。一是作为经学研究的《孝经》，有大量研究和注疏。明代《孝经》研究，渐进深化，万历年间的《孝经》学，已经“深深烙印着阳明良知学的痕迹”，他们“将‘孝等同于‘良知，把《孝经》定位为孔门传授之心法，或者是引用阳明学者阐述良知学的想同论述逻辑来解释《孝经》”[3]。《孝经》出现宗教化的现象。王阳明提出：“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 明代其他研究著作有《孝经总类》、《孝经大全》、《孝经疑问》等;二是作为教化普及读本，如代表统治阶级的《孝顺事实》，代表知识分子的明郭凝之撰《孝友传》，和大量的劝孝歌谣，比如述古老人的《劝孝歌》等，简单直白。亦或者家训俗约里关劝孝的内容。如《临川孔氏族谱》中有“首孝悌”条。文本的直白体现的是统治阶层孝文化宣传模式化。宣传教育的直接对象是农民，因此在教育上选择“谁做了什么样的孝行，得到了什么利益”的模式。历代《孝友传》和志书，均是这种模式。今举一例，《明史·孝友传》：“任镗，夏邑人。嫡母卒，庐于墓。黄河冲溢，将啮茔域。镗伏地号哭，河即南徙。嘉靖二十五年旌表。”

4 乡饮酒、乡约习俗等仪式

社会权利底层的士绅和百姓，用仪式的方式进行劝孝的教育和督促。一是乡饮酒。在洪武十六年，朱元璋颁布“乡饮酒礼图式”，“使民岁燕时会习读律”。《孝经》就在讲说之列。这是士绅执行的仪式，是政府最高权威下及百姓的仪式。二是家法族规。《江苏孔子宗谱》有“崇祭祀”、“重茔墓”、“振祠宇”“敦孝友”数条，目的在加强宗族孝行意识。三是学校教育普及孝行教育。《钦定国子监志》卷二十九：“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此是最高学校机构国学的教育，下必模仿实践。

三 明代下层民众孝行的政治经济原因

下层民众对孝行的遵循和提倡，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动机，或成为底层百姓在养老问题上的经济投资。孝行的宣传，需要提供具体而且极为孝亲的事例，这样的事例一般超出常人的行为，由此会引发愚孝的模仿。究其原因，一是血亲相依的宗族社会，血缘关系是其兴孝的最为主要原因。钱穆曾说：“中国人讲孝，也不是认为这是一种事业，而乃是一种性情。”[4]二是小农经济下的，人们安土重迁，宗族是以十分重要。维系种族关系的最重要一點，就是孝道。孝道自周代开始，到汉代得以具体实践[5]，一直起着维系中国社会结构的作用。这是孝行的“基因”决定的。三是孝行宣传带来的负面影响，即给投机者以机会，试图以极端孝行实现旌表的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由《孝友传》可见，获得旌表的人，几乎都是百姓，这既是政策所为，也是教化使然。可是这样的宣传给人幻象，他们试图通过割股等极端行为获得旌表，获得财物，甚至做官。四是孝行提倡是一种经济行为。在中国古代，养老系统未能建立或极为不健全，体力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主体，养儿防老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养育子女和孝行的宣传与实践，在某一角度上可以看做是一种经济投资。

综上所述，明代孝行旌表，是建立在一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心理之上的，牵涉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它是以促进社会稳定为目的，但是宣传的模式化，使得底层人民出现愚孝的行为。透过明代孝行的旌表，可见明代社会之一隅。

注释：

[1]李丰春《中国古代旌表研究》，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2]骆承烈《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3]吕妙芬《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4]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

[5]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李豐春《中国古代旌表研究》，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4]骆承烈 编：《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5]骆明、王淑臣 编：《历代孝亲敬老诏令律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6]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肖群忠：《中国孝文化研究》，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8]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9]吕妙芬《孝治天下——<孝经>与近世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