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

[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国家的现代治理，亟待推进农村现代治理，实现农村善治。从文化冲突的视角出发，农村的现代治理面临着由多元文化交织、冲突与对抗引发的多重困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文化农村文化格局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处于多元文化交织之下。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多元文化从共生走向碰撞，冲击一元造成思想阵地的蚕食与动摇，相互冲突带来农村群体的分化与对抗，利益纠葛诱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扭曲与变味，带来了农村治理的多重困局。破解文化冲突带来的多重困局，走向农村的现代治理，建构起主元统领、包容共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文化是基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化解和预防潜在的力量群体是关键，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透明和拓宽农民利益诉求和利益实现渠道是核心。

[关键词]文化冲突；多元文化；现代治理；农村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国家的现代治理，离不开农村治理的现代化。当前，农村治理形势复杂、任务严峻、时间紧迫，亟待推进现代治理，实现农村善治。多元文化的交织是当前农村的显著特征，这使得农村现代治理更为艰难，从文化冲突的视角出发，农村的现代治理面临着由此引发的多重困局，需要一一破解。

一、从一元到多元：多元文化交织下的农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文化格局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快速转变，社会主义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局面逐步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所取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统民间文化、宗族文化、宗教文化、网络文化等主要文化形态共同解构与重塑原有的农村文化格局，并建构起当前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

社会主义文化一元独大的时代，农村还是存在着诸如宗族文化、传统民间文化等其他文化形态的，但是只能是作为次文化影响力十分有限或是作为隐性文化深深地潜藏于农村社会。社会主义文化淹没了其他文化，一元文化之外的多元受到压制而转入农村社会的深层，暂时雪藏了。这一时期的农村社会文化构成相对单一，如果不考虑特定的历史因素，单一文化主导下的农村社会虽然缺乏生气，但是文化的单一形成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农村社会很有秩序，管理相对简单。即使是简单的管理、命令，群众服从、遵循，也能稳定农村社会的秩序。

从一元独大到多元并存的文化局面转变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多重原因促成了这样的转变。一是意识形态的淡化为多种长期压抑的农村文化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多种文化摆脱了长期控制，开始在农村这块文化形态单一的土壤中以惊人速度发展起来。二是经济条件、物质生活的改善带来农民文化需求增长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多元文化在农村的发展有了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三是区域、城乡、村内的分化（主要是收入差距的扩大）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多元文化恰好发挥了农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平衡心理落差、进行心理慰藉的作用。四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加剧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文化对农村社会的冲击。

时代环境的深刻变化，加上多重原因的催化，农村文化构成由一元过渡到多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再一元独大，其官方正统地位并未带来它在农村的主导地位，相反蛰伏多年的诸多文化形态以及互联网裹挟下的网络文化发展势头迅猛，形成了多元文化此消彼长的文化交织局面。社会主义文化虽然仍牢牢把握着农村文化宣传的阵地，但是在农村社会诸如宗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多元文化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与社会主义文化对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农民群众心中的心理地位，形成了农村文化“去中心化”的趨势。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深入农村之后，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农村多元文化并存局面之下农民的思想逐渐活跃起来，农村传统观念的复归与民主意识的觉醒，伴随本土、外来宗教和网络文化的浸染，这些杂糅在一起给农村的现代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管理模式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不得不解构，多元文化环境必然会建构起新的农村治理模式，但是建构过程中多元文化的影响并不一定使得农村治理朝着民主、科学的善治方向发展。如果尚不成熟的民主意识处置不当则会酿成农村整体范围内的民粹化，诱发群体性事件。同时，宗族文化带来的宗族势力、家族势力一旦插手基层民主事物、把控基层民主自治，会造成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扭曲和变质，农村治理将与善治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二、从共生到碰撞：文化冲突下的治理困局

农村文化环境完成从一元到多元的过渡之后，多元文化之间的对抗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农村管理模式的冲击其实就已经形成，甚至在一元到多元的过渡期这样的冲突就已经开始发酵和暴露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则是加剧了文化冲突的激烈程度。农村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之中，既给文化冲突提供了发芽长大的土壤，自身又受到文化冲突的巨大冲击。多元文化的共生走向碰撞，文化冲突带来了农村治理的多重困局。

一是多元文化冲击一元造成思想阵地的蚕食与动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1]随着农村文化环境的变化，多元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元的冲击逐渐正面化、频繁化。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党和国家大力弘扬的主旋律、正能量掌握着农村宣传主要资源，这一点是其他多元文化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在现实情况下，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红条幅、大喇叭来实现的，收到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其对农民的影响力基本停留在知道、听说的程度，而发自内心的理解与认同却十分少见，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守着农村这块土，却面临着守不住农村这块土的风险。风险来自多元文化对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蚕食，从而动摇着这块阵地的基础。多元文化虽然没有官方的宣传渠道，但是大多通过农民之间的口口相传、家庭影响、习俗浸染实现文化在农村的传播和发展，对农民的作用非常直接、具体。对比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宣传与发展，多元文化紧紧抓住了农民群体，宗族文化、宗教文化等都各自对应的群体，由此多元文化在农村与社会主义文化展开了竞争，与其争夺农民、争夺农村，冲击着其长期占有的主导地位，对农村思想阵地步步蚕食。多元文化在发展中不断扩张，影响力持续扩大，步步蚕食农村思想阵地会带来阵地的动摇甚至是易手。农村现代治理首先是思想治理和观念更新，做到这一点才能把农村带入现代运转模式，思想阵地的蚕食、动摇直接威胁农村现代治理的基础，打乱现代治理的方向。特别是放到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来考察，农村社会本身处于一个重新整合的阶段，社会环境发生区别于传统农村的改变、消灭落后生产力迈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阶段的治理还在探索之中，没有形成完全成熟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经验，因而站稳思想阵地显得十分关键，一旦思想阵地被蚕食而出现动摇，农村现代治理的基础就受到威胁，治理的现代化在农村推进先要把思想阵地这一块治理好了。农村思想阵地最根本的就在于农民，多元文化冲击之下农民的思想也渐趋多元化。这并非没有好处，但是缺少主元的统领多元也会带来混乱，客观上加大了农村现代治理的难度，广大的农村社会没有主元只有多元很容易陷入一盘散沙的治理困境之中。当前，农村思想阵地蚕食和动摇的危险已经可以稍见苗头，多元文化潜于农村社会深层的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正面冲击、频繁冲击以扩大各自文化的影响会成为农村文化环境的常态，这些挑战会逐步蚕食、动摇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二是多元文化相互冲突带来农村群体的分化与对抗。

农村治理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壮大、多元思想的形成客观上会带来农村力量的逐步分化与重组，农村不再作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存在，也不会成为“一袋马铃薯”，在农村整体中分化出代表不同文化的力量群体，而文化的冲突与对抗会逐步演变为现实中的代表不同文化的农村力量群体的冲突与对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讲，“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农村社会发展起来的多元文化掌握群众之后分化出农村力量群体，这些群体由于利益诉求的不同很容易形成对抗与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引起的群体冲突在现实中又不是单一存在的，它不仅会带来治理范围内的对抗与冲突，还会形成挣脱治理或是反抗治理的冲突。处于治理范围内的对抗发生在农村多元文化和力量群体分化不是特别严重的农村社会中，目前来看这种对抗比较普遍，治理起来也相对容易。多元文化虽然在农村社会中日益壮大，利益诉求更为明确，但是仍承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农村社会的官方地位，多元文化间的对抗冲突也可能会不时挑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地位，但是这些对抗与挑战在治理范围内，可以妥善解决。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治理范围的冲突与对抗会向挣脱治理或是反抗治理的方向转化，转化来源于文化冲突的加剧引起的力量群体对抗的加剧，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之下会来得更加猛烈。农村文化的多元而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错觉，分化形成的力量群体可能视之为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齐头并进的文化形态，这样一种民粹化的意识对于反而会进一步刺激这种本已激化的冲突。挣脱治理或是反抗治理的多元文化冲突与对抗，是基于农村多元文化和力量群体高度分化的社会，这种对抗目前在农村社会还比较少，一旦形成治理起来会相当棘手，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的主导地方会直接面临挑战，这种挑战会经常发生、频繁发生，而这种挑战的背后站着的是支持这种文化思想的农村群体。在面对多元文化冲突中，要区分由多元文化引发的不同类型的力量群体的分化与对抗，区别对待加以治理。

三是多元文化的利益纠葛诱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扭曲与变味。

农村多元文化的发展、对抗并不会直接影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制度的扭曲和变味发生在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力量群体两端。农村村民委员一方面会在面对多元文化日益壮大、文化冲突逐渐加剧的现实情况下全力打压，这就使一部分村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意见缺乏畅通的渠道表达，而基层民主是不应该把这部分多元文化的力量群体排除出去的，增加了基层民主滑向狭隘化的危险。另一方面在推进现代治理的新形势下，农村村民委员会为了扩大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味地让步于各种力量群体、让位于多元文化思想，这会走向更加危险的歧途。农村村民委员会面临的困境十分艰难，压制和缓和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而这种来自基层民主自治自身的错误选择或是茫然无措给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造成的伤害甚至要比各种力量群体造成的要严重的多，这种伤害是撕裂型的，一招不慎会撕裂整个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扭曲与变味的风险除了来自村民委员会之外，农村力量群体的插手和干预同样不可忽视。多元文化冲突之下的分化形成的各种力量群体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都希望能插手基层民主事务，以满足本群体所代表的文化和利益诉求。这种插手不是在正常的渠道内表达自身的意见和诉求，不是站在尊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立场考量的，试图以本群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来插手、控制基层民主，主导基层事务，实现一己之利，这实质上是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一种破坏，必须引起重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下的村民委员会应该是代表全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不能成为特定的群体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传声筒，普通农民和其他的群体的利益也要在正式的渠道予以公平的表达机会。

三、破解冲突走向善治的多维路径

文化冲突带来的治理困局要想破解，不能只依靠文化手段，冲破困局应当是综合治理，统一思想、加强组织、完善制度，才能实现农村治理的善治，探索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建构起主元统领、包容共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文化是农村现代治理的基础。

农村文化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路径不可逆转，善加治理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但是社会主义文化与宗教文化、宗族文化等多元文化在农村没有主次之分了，这是值得警惕和提防的，文化的多元势必会带来思想的多元，文化的冲突也会诱发思想的混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村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要注意明主次、定先后，在农村建构起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元统领之下的包容共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文化发展格局，逐步地引导、吸收存在于农村社会的多元文化。建构新的文化格局，化解多元文化冲突与对抗的风险，在实施的过程中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改文风、转作风，接地气、暖人心。

改变以往生硬僵化的宣传方式，两棵树之间拉的横幅写的净是官话，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播的全是通知，这样的宣传方式不仅僵化无趣，而且农民群众并不喜歡。如今互联网也走进新农村了，新型城镇化也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农村的宣传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宣传方式上裹足不前，要尝试建立村级网站，充分运用新媒体、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形式，把农村这块社会主义文化的阵地守好。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土气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的很好。”[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农村除了要接地气，富有乡土气息，让农民群众易于接受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反映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只有和农民群众交交心、暖人心，才能心连心。农民群众是农村文化的受众，只有暖广大农民群众的心，才谈得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农村社会的主导地位，从而统领多元文化。文化思想的统一，是农村治理的基石，思想上统一起来了，在治理上才会上下同心，也才有合法性。农村现代治理的万丈高楼是起于文化思想的坚实地基的。

二是主元统领之下要包容、引导多元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冲突与对抗是潜在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发、频发，但是文化冲突并非是生而有之，也可以善加引导，实现共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导之下的农村文化格局应当秉承包容的气度，允许多元文化的共生，单一的文化环境一枝独秀尚且不能长久，包容共生才会有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引导多元文化的发展，要祛除多元文化中的消极成分，特别是其中阻碍农村现代治理的因素必须坚决祛除。以宗族文化为例，在发挥其传承宗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注意防止宗族势力可能产生的对农村基层事務的插手和干预。

（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化解和预防潜在的力量群体是农村现代治理的关键。

文化冲突给农村现代治理带来的困局是由文化而思想的，由思想而逐步走向组织和制度。破解文化冲突造成的治理困局，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并改善党的领导。基层党支部具体到村里就是村党支部的领导是否坚强、过硬对农村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软弱的村党支部不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人的作用，反而被农村的各种力量群体边缘化、工具化。农村治理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村党支部。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农村现代治理的当务之急也是关键所在。一方面要改进工作作风，心系农民群众，惠农惠民。有力推进党的各项惠农惠民的方针政策落地、落实，筑牢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另一方面要严肃、严格村党支部的人员，选任公道正派、威望高的党员。村党支部是党在村里的形象，村党支部的人员不受群众拥护，自身作风不正，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就谈不上更好地推进农村的现代治理，就谈不上实现农村的善治。与此同时，也要集中力量科学治理农村力量群体，不急不躁，逐步化解潜在的对基层民主事务的干预问题。

（三）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透明和拓宽农民利益诉求和利益实现渠道是农村现代治理的核心。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推进农村现代治理的制度保障，农民群众以此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胡锦涛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4]面对多元文化冲突下的农村社会，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仍是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农村必须坚持并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透明和拓宽农民利益诉求和利益实现渠道。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农村现代治理的进程中要注意坚持并且完善，以适应农村多元文化冲突加剧的现实状况。一方面要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之下，正确处理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形成农村治理的合力。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公开透明，代表全村最广大村民，增进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健全村民大会制度，透明和拓宽农民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实现的渠道。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强制度保障，以实现农村的善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56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

[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