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

杜亚泉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坚持理性的人，也是一个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不相信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的运动就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的所有这些思考大致都沿着温和渐进的改良进路展开。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初定名为《东亚杂志》，正式发刊时依张元济的建议更名为《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分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丛谈和新书月旦等15栏目，除撰译社说、广辑新闻外，并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主体部分是分类选刊当时比较权威性的文献和时政资料，同时刊出诸如《各省理财汇志》、《各国理财汇志》那样的信息性材料，署名文章极少，可以说是一份汇集各种时政资料和信息性资料的大型文献性期刊。从1908年第6期起，言论部分的分量有所增加，但仍以时政性资料为主。

杜亚泉在加盟商务印书馆后，除了大规模地编译近代自然科学书籍外，从1911年起，杜亚泉兼任《东方杂志》的主编。他上任伊始，即对《东方杂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良，此后的《东方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显著的改进。

主编与改良

杜亚泉接任主编后，立即宣布对《东方杂志》进行“大改良”，在第8卷第1期卷首刊出广告，其中说：“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社会上一切事务皆有亟亟改进之观，我《东方杂志》刊行以来，已阅寒暑，议论之正确，记载之翔实，既蒙当世阅者所许可，顾国民读书之欲望，随世运而俱进，敝社同人不得不益竭绵力以谋改良。兹于今春扩充篇幅，增加图版，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藉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具体的改良办法有五：

（一）改32开本为16开本，每期80页20余万字，字数较前增加一倍；

（二）每期卷首列铜板图10余幅，随时增入精美之三色图版，各栏内并插入关系之图画；

（三）各栏内揭载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心理、文学、美术、历史、地志、理化、博物、农工商业诸科学最新之论著，旁及诗歌、小说、杂俎、游记之类，或翻译东西杂志，或延请名家著作，以启人知识、助人兴趣为主；

（四）记载时事，务其大者，近自吾国，广及世界，凡政治上之变动，社会上之潮流，国际上之关系，必求其源委，详其颠末，法令公文亦择要附录焉；

（五）定价特别从廉，仍如曩例。

与此同时，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悬赏征文略例》，向社会各界征求关于政治及时事、有形无形诸科学、农工商实业方面的论著，以及诗歌、小说、杂俎、游记和游戏娱乐方面的论著。

与以前相比，“大改良”后的《东方杂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内容方面，以前以选刊各种时政资料为主体，署名文章极少，现在以发表署名文章为主体，扩大篇幅，取消了谕旨、奏章等官方文件，同时大大压缩时事资料方面的篇幅；以前强调资料性，带有明显的资料选刊性质，现在改为时论性与学术性并重，旁及知识性和趣味性，可读性大大增强。在形式方面，以前为32开本，现在改为16开本；以前仪在卷首列数幅图片，现在不仅在每期卷首列铜板图10余幅，并随时插入精美的三色图版若干，而且在各栏内插入关系之图画，令人赏心悦目。

这种变化，只要将改良前的最后一期（第7卷第12期）与改良后的第一期（第8卷第1期）的目录略作比较，即可以一望而知。前者分图画3幅、谕旨若干则、论说1篇、记载（内分中国大事记及补遗、世界大事记，中国时事汇录、世界时事汇录）、文件（公牍1篇）、调查（世界调查录1篇）、附录（新知识、杂纂、杂俎、小说）、各表（京外职官表和金银时价表）；后者分图画（铜板图、三色版图12页、插图54幅）、言论3篇、中外时事13篇、学术论文7篇，另有科学杂俎、连载小说、诗选、杂纂及中国大事记、外国大事记和职官表。二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前者大体沿用戊戌年代《时务报》的模式，以有限的论说和大量的时事资料为主，后者则开创了中国杂志界的新格局，以刊登各种论著为主体，大大地拓展和丰富了现代杂志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杜亚泉的“大改良”，对中国当时的杂志界而言，实质上是一次革命，它代表了一种现代杂志的崭新理念。此后创办的综合性杂志如《大中华杂志》等等大体都套用《东方杂志》的模式。单凭这一点，杜亚泉在中国期刊史上就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

撰写与译述

经过杜亚泉的“大改良”，《东方杂志》焕然一新，“销行1万份以上，打破历来杂志销数的纪录”，成为当时中国杂志界最具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期刊。1934年1月胡愈之以“《东方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撰写的《追悼杜亚泉先生》一文对此曾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其中说：“杜亚泉先生主编《东方》……先后共历九年。当时中国杂志界还是十分幼稚，普通刊物都以论述政治法令、兼载文艺诗词为限。先生主编《东方》后，改为大本，增加插图，并从东西文杂志报章，撷取材料，凡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无不在《东方》译述介绍。而对于国际时事，论述更力求详备，对于当时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在先生所主编的《东方杂志》，都有最确实迅速的详述，为当时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东方杂志》后来对于同际问题的介绍分析，有相当的贡献，大半出于先生创建之功。”

在主编《东方杂志》期间，杜亚泉除了处理繁忙的编务，延请名家撰稿外，还大力译述介绍“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从《东方杂志》第8卷第1期到第16卷第12期，他亲自撰写和译述的关于政治时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多达300余篇，几乎每一期上都有他的多篇论著或译述，最多的一期甚至有12篇论著和译文出自他的手笔。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在数量惊人的论著中，杜亚泉始终以一个启蒙者和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纵横论列，在社会改造、政治鼎革以及东西文化问题上留下了许多极富针对性的深邃思考。譬如在国家与社会问题上，他倡导“减政主义”，认为“政府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政府不应当过多地干预社会，而应当尽力培植社会的活力，并保证其得以顺畅的发展，防止其因受阻而枯竭。在新旧问题上，他主张“接续主义”，所谓“接续”指的是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二者不可割断。接续主义“一方而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他认为有保守而无开进则拘墟旧业，有开进而无保守则使新旧之间的接续截然中断，势必动摇国家的基础。在东西文化问题上，他提倡精神文明，发扬东方思想，但并未放弃科学的立场，“其人生观和社会观，始终以理知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结合为最后的目标”，对于固有文明主张“科学的刷新”，反对“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主张“相当的吸收”，但反对“完全的仿效”。……，杜亚泉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坚持理性的人，也是一个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者，不相信一阵呐喊或一两次激进的运动就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的所有这些思考大致都沿着温和渐进的改良进路展开。

论战与告别

然而，从辛亥到五四，随着“共和政体”的蜕化变质，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场以激进反传统、重建现代价值为主旨的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蓬然而起，它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标志，并迅速蔚为时代主潮。在新文化凯歌行进的精神气候之下，杜亚泉的渐进改良的理念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据说，当时杜亚泉曾作打油诗讥讽“新青年”所倡导的白话诗，其诗云：“一个苍蝇嘶嘶嘶，两个苍蝇吱吱吱，苍蝇苍蝇伤感什么，苍蝇说：我在作白话诗。”对白话诗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新文化的态度，这种态度说明他与时代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作为《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与时代之间的这种反差，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东方杂志》与时代主潮的偏离，这种偏离又反过来决定了杜亚泉及《东方杂志》的命运。

尽管杜亚泉渐进改良的理念有着独特价值和意义，“其思路之开阔，立论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但在当时的思潮背景中，杜亚泉及《东方杂志》非常自然地成了“新青年”集矢的靶子。

1918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遂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文化问题大论战。同年12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回应陈独秀。次年2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作为一种间接回应，杜亚泉在这一年的《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大战结束后国人之觉悟如何》《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功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新旧思想之折衷》《何谓新思想》等论文，全面申论了自己在东西文化问题上的主张。但由于《东方杂志》与时代主潮的偏离，以及由此而受到“新青年”的猛烈批评，使《东方杂志》日益显得陈旧落伍，销量亦急剧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声誉与营业上的双重考虑，商务领导层决定改组《东方杂志》乃成必然。于是，1920年初杜亚泉无奈地告别了《东方杂志》！

关键词：杜亚泉 商务印书馆 东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