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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毛泽东的父母官、国共首脑的“御医”

2016-05-30

党史天地 2016年22期
关键词:张宗昌御医汪精卫

施今墨,唯一给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看过病的名医。在给毛泽东看病的时候,毛泽东跟施今墨开玩笑说:“施先生,我可知道您太多年了,您可是曾经当过我的父母官啊。”施今墨一听都愣住了,问:我一个医生怎么当过您的父母官?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时,您不是当过湖南的教育厅厅长吗?那时候,我还在湖南读书。您是教育厅厅长,当然是我的父母官啰。”

弃政从医,智惩恶霸

施今墨(1881- 1969),原名施毓黔,祖籍萧山,他年幼时,因母多病,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因而在施今墨13岁时即教他学习中医。施今墨学医刻苦,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了。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他后来追随黄兴,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1913年,他正式以施今墨的名字行医。由于他医术精湛,善于辨证施治,每药到病除,故成为人们敬重的名医。

施今墨具有侠肝义胆的性情。他利用自己的医术,略施小计,惩治那些恶霸地痞,在民间流传着不少的趣闻佳话。

相传在北洋军阀时期,京城有一伙以“南霸天”(绰号)为首的恶霸地痞,整日架着鹰,成群结伙四处游荡,横行街市,强抢民女,敲诈勒索商人小贩。真可谓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群众对这群人早已深恶痛绝,但又敢怒而不敢言。施今墨在行医诊病之中,对那伙恶霸的胡作非为有所耳闻,却又无奈社会秩序混乱,只好一边忍着,一边寻找挫败恶霸凶气的机会。

一天,驻京军阀张宗昌的宠妾患了疑难病,诸医施治,不见好转,张宗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经多方打探,终于听人说起名医施今墨能治此病,于是马上派随从来请。施今墨来到张宗昌的大宅子,经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心中已有了数。此病中医称“狐惑病”,是因病人平素湿热内蕴,肝经抑郁失调,真阴耗伤所致,才导致精神恍惚不安。

施今墨正要处方遣药,突然计上心头,何不借此机会设计惩治恶霸?于是,他故意面露为难之色,捏着笔久久没有开处方,张宗昌见状,着急地询问是怎么回事,施今墨这时才说:“患者病情复杂且非常严重,为求特效,需用奇特的药引配合———一味鹰爪。

张宗昌说:“只要北平有的东西,施大夫只管使用,没有我张宗昌弄不到手的。”

施今墨提醒张宗昌说:“近闻北平街市或公园里可见到有胳膊架着活鹰者,若能到手,最助疗效。”

张宗昌听后,马上命令随从四处搜寻,很快就找到了那伙架着活鹰的恶霸。士兵警卫们不容分说,抢得活鹰便去报功。地痞碰上兵痞,怎能惹得起,只有自认倒霉,唏嘘叹气,捶胸跺脚,无可奈何。就这样,“南霸天”们的凶恶气焰被治服,张宗昌为群众出了口恶气,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张宗昌夫人的病,在施今墨的精心调治下,诸症平息。张宗昌亲临酬谢,并问施今墨诸医无奈,你为何有如此本事?施今墨称,岐黄仁术,贵在辨证准确才能施治,夫人之病有如此特效,当然主要在于一般人难以得手的鹰爪啊!一席问答,使在座的宾客无语相对,个个伸出拇指,称他为“神人”。

为汪精卫的岳母看病,使国民政府收回“废除中医”法案

1929年,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一上台便开始做很多革新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废除中医”。施今墨和医界同仁一起奔走、抗争。这种抗争本来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当时“废除中医”的法案已经在立法院通过了。

时适逢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请遍了当时著名的西医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病人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忍不住抱怨,闹得汪精卫也没办法,在此生命攸关的治病问题上,汪精卫还是采取了谁治得了就请谁治的务实态度,请施今墨来诊治。

当晚,施今墨便赶赴为汪精卫的岳母诊治。施今墨一反平常做法,既不多说话,也不问病情,只是把住老人的脉,然后一一道出病情,说得病人连连点头。本来对治病已经有点失去信心的老人听了,先是吃惊大夫的诊断,然后又欣喜自己治病有望了。这时,施先生当即为她开了10天的汤药,随后汪精卫的岳母问:“先生何时再来为我复诊?”施今墨这回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谦虚地说“试试看”,而是坚定地告诉她:“您就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5天后您的胃口就会好转,10天后您就痊愈了,不必复诊。”在家属们将信将疑之际,病人服下了施今墨开出的汤药,很快就痊愈了。

这样一件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使得汪精卫不得不对中医有所信服,并表态,不再废除中医。为了答谢施先生的救命之恩,汪精卫特意亲自题赠了“美意延年”的牌匾。也正是这一事件的发生,给那些认为中医不科学的人以有利的回击。

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的保健工作

民国时期,施今墨为孙中山与蒋介石等看病,新中国成立后,施今墨开始为毛泽东、周恩来看病。

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施今墨不仅医术精湛,还致力于中医的改革,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成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教育家,他的思想、主张与毛主席所倡导的“医道中西,各有所长”的中西医互参的思想不谋而合。

1950年代初,施今墨开始担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当他第一次为周恩来看病时,心中不免有些紧张。

在给周恩来号脉开方之后,半天也没说一句话,这时周恩来随和地问道:“开的什么汤头?”

施今墨说:“保和丸加减。”

周恩来笑了:“原来施老先生的药是要我病好了去‘保卫和平啊!”

周恩来的幽默和平易近人的风范一下子就驱散了施今墨的紧张,让他感到亲近。

周恩来向别人介绍施今墨时,总是很尊重地说,这位是我的保健医。施今墨有一个福禄寿喜的配方正是在他给周恩来开出的抗疲劳处方的基础上,经过儿子施小墨的提炼改良而成。

施今墨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创制了许多新成药。

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施今墨还向国家无偿献出了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的十大处方。周恩来得知后高兴地说“好,中医打开门户之见,团结合作,才更有希望。”

后来十大处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北京同仁堂制作成藥,畅销海内外,并在每年的广交会上为国家创百万美元外汇。随后,施今墨又陆续将自己的数百个秘方无偿献给国家。

“文革”期间,施今墨被抄了家,停发工资,并被勒令搬出私宅。

当周恩来得知此事后,马上让国务院派人了解情况,很快就为施今墨安排好新居,同时解决了治病、营养及日常生活所需费用。每提及此事,施今墨都感动得老泪纵横。施今墨病重住院后,由于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医院成立了抢救组。周恩来还派人前往北京医院看望施今墨。

1969年春,施今墨病危时,对子女说:“我一生中唯一的憾事就是不能再见到周总理,诉说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

在最后的日子里,施今墨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首诗:

大恩不言报,大德不可忘,取信两君子,生死有余光。

余恨生亦早,未能随井冈,路歧错努力,谁与诉衷肠。

施今墨再三叮嘱家人,在他过世之后,将此诗献给周恩来和邓颖超。

8月22日,施今墨病逝于北京,他留遗嘱要求火化并捐献遗体作医学解剖研究。

施老虽然走了,但他心存大爱、济世救人的崇高医德,使他成为一代名医的光辉典范。

(摘自《晓松奇谈》,高晓松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大众健康》2012年12期,郗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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