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事件频发，社会治安的恶化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下决心进行“严打”。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提出从即日起，在3年内组织3次战役，打击各类犯罪活动。

邓小平当机立断痛下决心

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10多岁的社会闲散青年无事生非，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以至于人们对到喜桂图旗办事都心有余悸，在火车站不敢出站台。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审判后只有两人被判处死刑，而其他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这起“6·16”案件一时震惊了中央领导。随后，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果断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重大决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7月17日，刘复之到了北戴河。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前往邓小平住处谈话。彭真、张洁清在座。邓小平拿着公安部相关问题报告，开门见山地说：“公安部这个文件不能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问题是下不了手！”

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文章主要是这一段，你们说，加强侦查破案，严厉打击现行犯罪活动，已通知各地，暑期旅游旺季也是犯罪活动的旺季，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邓小平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接着，又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3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接着，邓小平非常严肃地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邓小平严厉地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严打”斗争全面展开

邓小平的指示精神解放了刘复之的思想。

就在邓小平谈话的当天，刘复之整理出记录，当晚传回北京，报告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同志，也送给邓小平办公室。

7月20日，刘复之在北戴河时就邀请河北、辽宁、北京和中央政法委有关同志讨论贯彻“严打”行动方案。同时，征求了上海、天津、广东等省市的意见。大家都认为，邓小平的谈话是对公安工作的关怀和支持，是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践的有力指导。

河北唐山市公安机关率先行动。7月下旬，他们对作恶多端、群众痛恨的“菜刀队”等流氓团伙集中打击，一举抓获6个流氓团伙的105名犯罪分子。新华社记者立即发了通讯，题为《菜刀队的覆灭》，向全国播发。

7月29日至8月3日，陈丕显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这次会议贯彻中央的“严打”决策，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动时间大体上一致，允许各地作适当机动。为了保证得到好的效果，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行动时间力求统一。

8月上旬至国庆节前后，组织两批19个工作组，分赴各地调查“严打”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提出改进意见。其间，刘复之到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考察工作。地方干部反映，群众热烈拥护、支持“严打”，有的主动给公安局打电话，表示“早就该这么办了，以前怕报复不敢讲话，现在不一样了”。

在考察过程中，刘复之提出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打击對象严格控制在7个方面15种人的范围之中。二是重点是大中城市、铁路沿线和少数治安不好的农村，民族、宗教、特困地区要控制得紧一点。三是控制教唆犯的范围，要搞准。四是注意厂矿企业内部的纯洁，不要漏了。五是抓紧消化处理，要在斗争中加强队伍建设。地方同志表示，要把“严打”斗争搞好，不搞凑数字，不搞硬性指标。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从现在起，在3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从8月上旬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开展“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采取规模不等的集中打击行动，抓获一大批各类刑事犯罪分子，摧毁了数以千计的流氓犯罪团伙。

经过各地的共同努力，“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至年底胜利结束，战果累累。自8月至12月的5个月内，全国共摧毁犯罪团伙76100余个，缴获枪支18900多支，子弹42.7万多发，凶器24.2万多件，炸药15万公斤，雷管98.6万多个，赃款和赃物折款8351万多元。

继续打好“严打”攻坚战

1984年7月下半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按照中央政法委员会的意见，部署“严打”第二战役。公安部于8月13日至14日召开部署全国打击流窜犯统一行动会议。会后，于9月中旬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统一行动，并相继开展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北方行动；两广、福建、海南的南海行动；京广、陇海等十条铁路干线的铁路行动；以及长江、淮河、大运河水系，洞庭、太湖、鄱阳、洪泽、巢湖等五湖船舶和周边地区的水网行动，集中搜捕流窜犯罪分子。在全国统一行动期间，共抓获流窜犯罪分子和流窜犯罪嫌疑分子6.2万多名，摧毁流窜犯罪团伙894个，从中破案2.9萬多起。

第二战役的第二、三仗，于1985年元旦至春节前后和“五一”节前后至秋季相继展开。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把全面发动与重点突破结合起来，分类指导，加强侦查破案工作，并继续追捕流窜犯、在逃犯。

第三仗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认真贯彻国务院于1985年4月17日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决定》，查禁和打击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活动，抓获了一批犯罪分子，收缴了大批淫秽录像带、录音带等淫秽物品。

1985年2月7日，陈丕显在上海，向邓小平汇报了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情况。邓小平说，我们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6年开展了“严打”第三战役，先后开展了以反盗窃斗争为重点的集中打击行动，解决各类突出治安问题的专项斗争，以及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现行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抓紧其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落实。

（摘自《世纪风采》2013年第10期，叶介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