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璠

摘要：《史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闾巷之人的入传，其中尤其以《游侠列传》中塑造的郭解形象最为引人争议。郭解作为距离司马迁时代最近的游侠，他的命运折射出社会专制的加剧和一个群体的没落。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时代动向，并用自己激情跌宕的史笔，写下了这样一篇奇特而又充满悲剧色彩的文字，为后代人们提供了真实而鲜活的史料。

关键词：游侠；郭解；司马迁；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9-0106-02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①《史记·游侠列传》开篇引用韩非子的话对游侠做了一个历史定性，并将侠与儒做了一个简单对比，体现了侠崇尚武力和违反现存社会秩序这为人诟病的两方面特质。然而，正如儒家乱法的根据是周公之礼，游侠依凭的也不只是匹夫之勇，更是历史悠久的侠义精神。本文拟从游侠群体的价值观、郭解本人的性格分析以及司马迁的悲剧意识这三个方面论述司马迁为郭解立传的必要性。

一、游侠群体的价值观

游侠群体自古以来就是历史中客观存在的一个群体，他们不受阶层的局限，彼此之间很少有直接的联系，同时也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巨大影响，但是，由于始终代表着一部分人共同的生存方式和思想观念，始终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他们总能够在历史上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

1.重信义、轻利害。《游侠列传》中，“义”字前后出现了9次，主要体现在对遭受困难处境的他人给予同情与扶持。需要注意的是，游侠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给予自发的帮助，他们选择的对象往往是同他们一样的“贤豪”之士。至于“信”，则是代表着无论面对多么艰难的处境，都始终将“义”字彻底执行的决心。

2.重恩怨、轻正邪。游侠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以怨报怨，以德报德”。不仅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更是能够执国士之礼以死相报。可以说，都体现了他们在信义的驱使下，恩怨分明的个性。

3.重荣誉、轻生死。游侠的荣誉大部分是由他们符合信义的事迹传播而来。这种传播既成就了游侠的名声，也影响了后来者的行事原则和价值取向。如“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正是由于朱家在游侠群体中获得的声誉，田仲才会时刻以之为鉴反思自己，推而广之，不难想象游侠的价值取向对当时人们的深远意义。

4.重公平、轻贵贱。游侠秉持的公平、平等观念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游侠列传》将战国四公子与后文所记的朱家、剧孟、郭解等人相提并论，《史记·孟尝君列传》中便记载道：“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可见，这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思想是游侠的典型特质。

5.重自由、轻法制。游侠的“游”字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变动不居、生动活泼的自由境界。游侠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魄，对性情所本之气的重视，加上乱世流离以及律法宽松，自然形成了他们自由散漫的个性。他们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四处行侠仗义，同时也在法制的边缘游走徘徊，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价值标准，表现出一种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主动的人生态度。

司马迁对游侠的价值观是比较认同的，不同于后代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史学家，司马迁还处于战国纵横激扬的时代风气的余韵之下，他能够理解并且同情这样一批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游侠群体。

二、郭解性格分析

司马迁第一次在历史上塑造了游侠形象，其中形象最为鲜明饱满的即为郭解。文章以短短千言，记载了最能体现郭解性格、展现郭解命运的五件事。从中可以看出，郭解虽不是道德楷模，却有着独特的行事准则和价值观念，符合司马迁为各阶层人物立传的初衷，为文学作品中这一人物类型树立了典范。

1.阴贼狠厉却极为自律。郭解本身性格是阴贼狠厉，杀人如麻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并非动辄杀人，完全不讲道理。文中有一处细节值得注意，即“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可以说，像郭解这样的游侠不饮酒，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自律。尤其是郭解年长后“折节为俭，以德报怨”更反映出郭解对自己是有着很高要求，并时时以这种要求进行自我约束的。正是这种严格的自律，才使得他能够成为游侠的典型代表，成为使当时豪杰竞相仰慕结交的对象。

2.心机深沉却能以德报怨。郭解姐姐的儿子被杀之后，“解使人微知贼处”，“微”字极其形象地表现出郭解的心机深沉。他本来是打算为外甥报仇的，只是后来才发现另有隐情，作为游侠的郭解，选择了为道义而放弃自己的私人感情。除此之外，对于后文那个对他“箕倨视之”的人，从“解遣人问其名姓”这一举动来看，郭解也并非能够对此毫不介怀，只是他没有计较这个人的无礼，更能够以德报怨，为他免去“践更”，使这个人心服口服。

3.好修己功却能成人之美。正是因为郭解能够用游侠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因此他能够在这一群体中得到广泛的认同，而由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集体的行为标杆，他便更加地注重维护修养自己的名声，一言一行就更加地审慎、谦退。《游侠列传》中记载了一个郭解为洛阳“相仇者”调解的故事，相仇者碍于郭解的声望接受了调停，郭解却说：“且无用，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正照应了前文司马迁对郭解“不矜其功”的赞扬。

4.奸诈狡猾却能急人之难。在杨季主的儿子、杨季主及其家人都因郭解被杀后，汉武帝下令逮捕郭解，捕得郭解后竟发现，郭解的罪行都是在大赦之前犯下的。虽然从郭解使“箕倨者”逃脱践更即可看出，郭解应该是屡次触碰法律并对其不屑一顾的，但他能够不留给人任何把柄，可见后来郭解年长并屡次侥幸逃脱法网之后，变得更加狡猾了。但他的狡猾也使他更有能力帮助一些法律无法保证公正的、处于“缓急”之中的人。而且由于他的盛名，他帮助的这些人也得到了更多人的照顾，可以说是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三、司马迁的悲剧意识

班固说《史记》“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②，后代文人对此也多持批评态度。然而，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除了对游侠本身的仰慕之外，更多是带进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1.对命运的迷惘和对社会不合理的批判。司马迁相信命运，但他对命运又常常感到迷惑不解。在《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却饿死；颜回好学却早夭；盗跖滥杀却以寿终。这种种的不合理让他忍不住发问：“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种疑惑在《游侠列传》中也有体现。郭解少年时作奸犯科，杀人掘墓，但总能适逢天幸，或遇大赦，得以逃脱；后期折节为检，以德报怨，却沦为被族诛的下场。这样的结局让人不禁唏嘘命运的捉弄，更对社会的合理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2.对凌驾法律之上的公平正义的渴望。司马迁遭受宫刑之际，没有一个人敢为他挺身而出，他体会到的不仅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更加是在当时法律制度下的窒息和绝望。这时候，人人都畏惧法律的威严，害怕惹祸上身，只有游侠是敢于触犯法律，敢于为身陷不公的人主持公道、奋不顾身的人。虽然，他也并没有得到游侠的帮助，但是像他一样身遭不幸的仁人志士历代有之，他深切地渴望，有一种力量能够在国家公正无法实现的角落，实现正义。

3.对于儒学偏离的批评。《游侠列传》多次将儒与侠进行对比，尤其是在郭解的事迹之中穿插进两位儒生的议论，体现了当时之儒与侠的不同价值取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并不反对儒学，在《孔子世家》等篇章中处处可见司马迁对儒家的称赞和景仰。那么，他在此为什么要抑儒扬侠呢？我想，司马迁批判的主要是两种儒：第一种是季次、原宪之儒。虽然司马迁承认他们“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但他也批评他们久孤于世，于事无补。连孔子都在寻求可以使他的道得以施行的途径，季次、原宪却“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这明显是对儒家用世之心的偏离。第二种是公孙弘之儒。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司马迁说公孙弘“缘饰以儒术”，也就是说公孙弘并不是真正能够洁身自好、砥节砺行的真儒，而只是以儒为术的伪儒。议杀郭解的时候，公孙弘列举郭解的主要罪状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而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可以看到，他自己也是锱铢必较、有仇必报，甚至“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因此，司马迁对这种为了迎合上意，不惜让郭解无罪被杀的伪儒感到十分愤慨。

4.显赫声名与悲惨结局的对比。司马迁的人生观中有着立功扬名的渴望，他对于那些凭借自身努力名闻天下的人倾慕不已。文中司马迁将闾巷之侠与春秋战国那些贵为王者亲属的公子们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闾巷之侠成名的过程是多么艰难。反观他们的结局，却让人不得不感慨唏嘘。首先是他们的事迹湮没在历史中，无人知晓。其次他们还会受到当权者的打压，甚至生命受到威胁。游侠的这种显赫声名与悲剧命运，可以说是和司马迁独特的生命体验、精神气质相契合的，因此，他必须要为他们立传，来弥补他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综上所述，不论是对游侠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群体的理解，还是对以郭解为代表的特殊类型人物的关注，抑或是自身身世之感与价值观念的表达，司马迁为郭解立传都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千古之下，也多亏了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学家如实而又全面的记载，使得我们还能够在千古之下想见当年人物。

注释：

①韩兆琦编著：《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本文所引《史记》文字均出自此书，由于征引较多，后文凡引《史记》文字者，一般只写篇名，不再标明详细出处。

②《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中华书局，1962年。

参考文献：

[1]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2]陈桐生.“史记”名篇著述稿[M].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

[3]章培恒.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4]彭卫.从评说游侠看汉代史家的社会公正观[J].史学史研究，2013，（3）.

[5]田蔚.<史记·游侠列传>的侠情特质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6]闻婧男.史记游侠形象研究[M].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