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金国

上世纪60年代至今，这位年近八旬的广东科学家李国桥一直奋战在青蒿素抗疟的临床研究中。他曾“以身试药”，为此后治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他首先证实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速效低毒作用，更先后研制了5个青蒿素类复方，是我国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主持人。

以身试药，写下“遗书”

回顾一生的抗疟史，李教授感慨万千。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523任务”，意在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当时中医药协作组分别在针灸和中药两个方向上进行探索，而承担针灸治疗疟疾研究的，正是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李国桥带领的科研小组。

一次，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

这是一次极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家人不要责怪实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在他的感召下，1位同事和8位当地青年也拿自己的身体做了实验。

病中的李国桥坚持记录感染数据，寻找疟原虫发育规律，为此后治疟药物临床试验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学书，仍纪录着李国桥团队研究的数据。

谈及是什么理想信念支撑了他近50年的抗疟之路，李国桥声如洪钟，言辞坚定，他说：“这么多年，我也遇到很多挫折，但就是这些（悲惨的场景）让我下了决心去搞疟疾研究，‘救人是我消灭疟疾的动力！”

推广青蒿素复方新药，充当国际友谊桥梁

1974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在云南边境的耿马县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最严重的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如按常规用奎宁类抗疟药治疗，患者十有八九会死亡。因此前有用青蒿素治愈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的经验，李国桥决定再次使用。但万一无效患者死亡，李国桥就要承担医疗责任。幸运的是，患者最终苏醒了。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国桥为了让中国人发明的青蒿素能尽快在全球普及推广，开始奔走于世界各地。

2013年8月，科摩罗联盟副总统兼卫生部长福阿德·穆哈吉来到广州，为帮助科摩罗清除疟疾作出重要贡献的李国桥和宋健平颁发总统奖章，这是该奖章首次颁给外国教授。

“屠呦呦获奖实至名归”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李国桥的手机响个不停。“很多人问我，对屠呦呦获奖怎么看？我认为屠呦呦获奖实至名归，是很好的事情，这是中国人获奖也是青蒿素获奖。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哪个获奖都好，大家都感到高兴。”李国桥爽朗地笑着说。

李国桥坦言，自己并未与屠呦呦共事过，但多次共同开会，是“熟悉的老朋友”。“屠呦呦此番获奖实至名归。”他反复强调，是屠呦呦最早通过青蒿素的乙醚提取物证明抗疟效果，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研究的突破。“诺贝尔奖强调的是她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疗法，而不是‘发明，‘发明是一个个工序做完才算，而‘发现不需要，这一点上屠呦呦的贡献是不能否认的。”

最近有媒体透露，4年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米勒在推荐拉斯克奖时，同时给屠呦呦和李国桥递来了推荐表，最后屠呦呦获奖，引起国内轰动。李国桥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

原来，当时米勒来粤调研，李国桥还陪同他到惠州罗浮山的青蒿治疟之源”纪念碑参观。米勒曾当面跟李国桥说，希望推荐屠呦呦和他两人同时获奖，没想到却遭到李国桥的反对。“我觉得我最多是第三人选，如果屠呦呦、罗泽渊、李国桥三人同时获奖我可以接受。因为罗泽渊是第一个从菊科黄花蒿里头拿到了抗疟单体，我是用云南药物研究所的黄蒿素完成首次临床验证的。”虽与大奖失之交臂，但李国桥丝毫没有遗憾。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诗经》里的话似乎点出了屠呦呦教授与青蒿的不解之缘，而“国桥”二字，似乎注定李国桥教授会成为国际友谊特别是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友谊的桥梁，这个媒介，也正是青蒿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