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灿　刘家鑫

摘要：芥川龙之介，日本近代文坛巨匠。芥川一生作品丰厚，不胜枚举，且与中国相关的作品为数不少，其中均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中国趣味”，但其“中国趣味”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芥川的“中国趣味”也演变出了不同的内涵。芥川三个时期的三部作品《杜子春》、《中国游记》和《仙人》，呈现出其“中国趣味”不断演化的轨迹。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中国趣味；《杜子春》；《中国游记》；《仙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4-0058-02

在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5），日本的文学界出现了一种“中国趣味”。那一时期的许多文人都具有“中国趣味”，其中以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人为代表。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杰出作家，是日本近代文坛巨匠，其作品有不少与中国相关，均表现出一种“中国趣味”。笔者试图根据芥川龙之介不同创作时期的作品，分析其“中国趣味”的变化情况，力求为研究日本大正文学中“中国趣味”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一、古典中国情结

芥川龙之介自幼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汉文学造诣深厚，“孝”、“中庸”等中国传统思想皆可从其作品中窥见一斑。芥川在来中国旅行前，受到大正文坛“中国趣味”的影响，创作了数十篇与中国相关的作品。如《尾生的信》、《杜子春》、《秋山图》及《火神阿耆尼》等。其中的《杜子春》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典情结作品之一。《杜子春》这部作品，改编自中国唐代李复言所作的传奇小说《杜子春传》。芥川龙之介将作品故事的舞台设定在中国，也直接沿用了原作《杜子春传》主人公“杜子春”的姓名。不仅如此，两部作品的情节也如出一辙。杜子春原为富家子弟，后荡尽家产。某日，一老者慷慨解囊，赠给杜子春大量钱财。但不出三年，杜子春又变得穷困潦倒了。老者再次相助，他却重蹈覆辙。老者第三次出现时，杜子春主动要求成为其弟子，随其上山修炼。老者警告他，不管遇到何人、何物、何事，都不得开口。杜子春经受住各种考验，却过不了亲人被折磨这一关。最后，老者劝杜子春打消修道成仙的念头。但是，芥川龙之介改编后的《杜子春》，也有一些情节与原作《杜子春传》不同。比如，他将故事的背景从周隋的长安改为盛唐的洛阳，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唐朝风物，营造出更为浓厚的古典中国氛围。此外，文中着重刻画了主人公杜子春的人物形象，对老者形象也着墨良多。相比原作《杜子春传》，改编后的《杜子春》中出场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芥川笔下的杜子春，在看到母亲在地狱里受苦受难时，不禁涕泗交颐，大叫“母亲”。而原作中的杜子春，在面对自己孩子惨死时，才失声发出“噫”的感叹。最后，杜子春修炼失败，原作《杜子春传》中的杜子春“叹恨而归”。而芥川《杜子春》中的老者，在杜子春临行前，赠与其一间开满桃花的院落以及房屋与田地，使这个传奇故事以和美的结局收尾。总体观之，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与原作相比，在故事背景、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方面大体相近，但又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性改编。在推进情节发展的同时，更是将经济繁荣、风光明媚、民风质朴的中国风情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整個故事更具古典中国气息。芥川在执笔《杜子春》之时，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在《杜子春》中着力描绘古典中国，表明其仍沉浸在对古典中国的幻想之中，缺乏对现实中国的理性认识。日本学者西原大辅认为，那时的“中国正是日本人头脑中凭空想象出来的海市蜃楼，是用来展现浪漫故事和奇人异物，或者缠绵悱恻的情绪和景致，以及各种奇谈异闻的舞台。①”通过《杜子春》这篇作品可以看出，此时芥川的“中国趣味”，还只是停留在玩赏古典中国浪漫主义的阶段上，仅仅是对异国的古典情调的一种向往而已。

二、幻灭与痛惜

在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坛上，“中国趣味”的作品层出不穷，人们对中国的关心日益高涨。芥川龙之介的好友谷崎润一郎，于1918年10月至12月间到中国旅行。谷崎的中国之行极大地刺激了芥川，使其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尾生的信》、《南京的基督》、《杜子春》、《秋山图》及《火神阿耆尼》等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在世风和好友的影响下，芥川产生了去中国旅行的愿望，其“中国趣味”的关注点也由古典中国开始转向了现实中国。在1921年3月至7月期间，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被派遣到中国考察。芥川实现了其多年中国之旅的心愿。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次中国之旅并没有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归国后不久，芥川便完成了《中国游记》一书，其中包括《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及《杂信一束》等。可以说，这部散文集集中体现了芥川“中国趣味”的转变过程。1921年3月，芥川龙之介来到了憧憬已久的中国，其旅行的第一站是上海。在其《中国游记》的“第一印象（上）”中，他写道，“中国的黄包车夫，说他们是肮脏的代名词也不为过。②”而在“第一印象（下）”中他又写道，“那个老太婆已经在我们身边，啰里啰唆地说着什么，一边像乞丐似地伸着手。老太婆已经拿到了一枚银币，看来她想让我们再一次掏腰包。”芥川遗憾地表示，“这个厚脸皮的老太婆以及白天乘坐的马车车夫，是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这，也是芥川对中国产生幻灭之感的开端。在《上海游记》中，芥川龙之介还写了许多让其难以理解的景象：满湖昏黄的小便、肮脏不洁的乞丐、刺耳可怕的茶馆、吵闹至极的戏台、荒唐可笑的戏曲道具，以及不合时宜的西洋式建筑等。在《江南游记》里，芥川写到西湖渐趋庸俗，砖瓦建筑俗不可耐，岳飞墓脏污不堪。对此，他感叹道：“现代中国已非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古代诗文中认识的中国……这是一个猥亵的、残酷的、贪婪的世界。”芥川来到芜湖后，心情更加不快了。对现代中国，芥川大多抱有不屑之感，尤其是轻蔑中国的西洋化倾向。

三、回避与回归

1921年7月间，芥川龙之介结束中国之旅回到日本。一段时期内，其与中国相关的作品明显减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创作了《仙人》这部作品。小说《仙人》是其最后一部具有“中国趣味”的作品，它取材于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和《褚遂良》这两个短篇故事。《仙人》的主人公“权助”不仅以《崂山道士》中的“王生”为原型，还吸取了《褚遂良》中“童仆”的形象。与《杜子春》不同的是，《仙人》虽源自中国的两篇作品，却与原作相去甚远。由此可见，芥川的“中国趣味”业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仙人》与《崂山道士》，作品主题大同小异，均是记叙修道成仙的故事。但是，芥川以《崂山道士》为蓝本，在很大的程度上改编了作品的故事情节。首先，芥川此前与中国相关的作品背景均设定在了中国，此次《仙人》的故事舞台则被设定在日本东京。而且，其作品的主人公也并没有使用《崂山道士》中主人公王生的姓名，而是使用了一个日本式的名字“权助”。与前期的中国相关作品不同，这部作品让人感觉不到其与中国的关联性。由此可以看出，芥川的“中国趣味”开始出现有意回避中国的倾向。《仙人》与《崂山道士》写的都是主人公修仙的事情，但两个故事的结局却截然不同。《崂山道士》中的王生受不了修仙时的艰苦，仅仅修习的“穿墙术”都无法成功施展。而《仙人》中的权助却与之相反，他二十年如一日，每天辛勤练习，最终修成仙术，驾云而去。此外，《崂山道士》中的王生不仅不反省自己的懒惰，甚至将自己修仙不成的理由归咎于师傅。而《仙人》中的权助，面对心肠歹毒的医生妻子都任劳任怨，一言不发，更是毫无迟疑地相信了她自杀式的成仙方法。从原作中主人公王生的懒惰形象，演化为权助任劳任怨的形象，可见芥川在力求减少来自原作的影响，这表现出其竭力回避中国的心理意识。芥川龙之介的《仙人》不仅取材自《崂山道士》，还参照了《聊斋志异》中《褚遂良》的童仆形象。《褚遂良》的结尾是，狐仙鼓动众人成仙，只有主人的童仆跟随其后，“上上益高，梯尽云接，不可见矣。③”而《仙人》中的权助与该童仆的性格和行为极为相似，最终也是从庭院中的松树升天。综合观之，芥川此阶段的作品表现出回避中国的意思，其“中国趣味”似乎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但是，他并未进行全盘的否定，依旧吸收参照了某些中国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其对中国古典文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回归愿望。

芥川龙之介创作出许多与中国相关的作品，他是日本大正时期具有“中国趣味”的代表性作家，但芥川的“中国趣味”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次经历了“古典中国异国情调”、“对中国现状的幻灭和痛惜”、“回避中国现状和回归古典中国”等变化过程。芥川“中国趣味”之所以产生拐点，正是因为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其精神上的回归，还是因为其对古典中国的无限憧憬。此外，日本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文坛风气的西化等因素，也交织对其产生了某些影响。芥川的“中国趣味”有着独特的历史价值。透过芥川这一事例，可以窥见当时日本“中国趣味”的演变趋势，还可了解当时日本人对华认识的思想状况。

注释：

①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M].赵怡，译.中华书局，2005：33。

②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M].（第三卷）.陈生保，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616.（以下引用皆出自该中译本）

③蒲松龄.聊斋志异（铸雪斋抄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21.

参考文献：

[1]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M].日本：筑摩书房，1971.

[2]邱雅芬.芥川龙之介研究文集[M].译林出版社，2014.

[3]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