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影響力与渗透力能更好地预防腐败已渐成共识，廉洁社会风气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廉政文化教育中，官方通过多种途径的奖廉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大力弘扬社会正气；社会大众在民间形成了崇尚清官文化的独特传统，以强大的社会舆论推动官员的廉洁从政行为；有识之士通过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进行廉政宣传，促进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形成。这三种力量的融合共同促进了我国古代廉洁社会的建设，其中的经验对我国当今的廉政社会建设富有积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廉洁社会；奖廉教育；清官文化；廉政宣传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6）04-0065-08

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1]可见，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正因为如此，颂廉刺贪的廉政社会教育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是官方通过丰富多样的奖廉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示范效应；二是社会大众在民间形成了崇尚清官文化的独特传统，以强大的社会舆论推动官员的廉洁从政行为；三是有识之士通过多样艺术形式进行廉政宣传，促进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形成。三个方面相互激荡，成为推动我国传统廉洁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一、多种途径的官方教育示范

（一）最高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示范

《孟子·离娄上》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盐铁论·疾贪》曰“夫上之化下，若风之靡草，无不从教”，五代时期的名臣苏绰曾言“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国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责射中。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认为如果君主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就会使人“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行矣”[2]，指出了君主、“上”的表率、上行下效的重要意义。其中，最典型的莫如唐太宗李世民，他曾经说过“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3]、“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4]、“若安天下， 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5]，可谓至论。史载，唐太宗当政时期，吏治清明、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卜宪群认为论吏治之清明，社会之生机，“贞观之治构成了后世臻治和反腐的一块重要样板”，表现在“行王道仁政”、“君臣之一体，贤能之进用，益思之广益，群言之畅达”[6]。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均得益于唐太宗本人的表率作用。

唐太宗的表率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唐太宗真正以民为邦本。吴兢《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与侍臣们讨论帝王兴衰事。唐太宗说：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魏征赞成唐太宗的看法，说，“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7]19。此外，唐太宗还常以君舟民水的道理教育子女，他曾对太子李治说：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8]唐太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带头勤俭节约，廉洁自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继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所住的宫殿都很破旧，且明令禁止官吏们奢侈浪费，在他的熏陶和倡导下，朝廷上下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由于生前生活简朴出了名，死后家里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找不到，至于魏征更是如此，一生也没有个象样的正屋。[9]《旧唐书·玄宗本纪》评论道，“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与民休息，比屋可封”。实际上，李世民刚即位时，面临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7]27的烂摊子，至贞观元年，关中饥荒，仍有卖儿卖女者。但是经过李世民和大臣们的精心治理，至贞观三年，已经达到“关中丰熟，咸自归乡”[7]27，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10]。其二，唐太宗严于律己，带头守法。他重视立法，明于用法，认为“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11]，强调“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7]17，曾言“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12]，带头遵守国家法纪。比如在对待深受器重、战功卓著而“赃百余万，罪当死”的党仁弘事件上，大理寺要求判处党仁弘死刑，唐太宗却顾及其已年近70岁，“哀其白首就戮”，多次“为之求生理”而又“终不可得”，于是召集五品以上大臣商量，要求破例“曲法”免其一死并检讨自己，“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并为此明降手诏，自称“联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13]。其三，从谏如流，对大臣推心置腹。唐太宗一向不以权术驾驭群臣，而是推心置腹。对自己任用的大臣，唐太宗从不轻易怀疑。他自称，他与群臣相处融洽，做到了“相亲如一体”。宰相房玄龄病危时，唐太宗派人将其接到宫中治疗。病情稍稍稳定，唐太宗则喜形于色；病情加剧，则深深忧虑，房玄龄临终时，唐太宗“握手与诀，悲不自胜”[14]。唐太宗愿意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以及施政中的过失，能够自觉地听取臣下的批评意见，他经常要求大臣们对他的过失“明言之”、“直言无隐”。经常犯颜直谏的重臣魏征去世后，唐太宗说过一句传诵千古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沉痛地表示自己失去了一面镜子。

（二）官方确立儒家正统思想的强大影响

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大学》篇首先概括了教育的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说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催发人的善良本性、亲民爱民并使自己尽善尽美。接着，进一步阐述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谓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之本，此谓之至也。

这段话提出了儒家教育的目的：修身为本，教会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此后，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学校教育以德育为首的宗旨得到长期贯彻，“以德教民”成为基本国策。在这种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一些官员对自己的廉洁品质十分看重。如《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元帝时的少府欧阳地余诫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可见，“儒者子孙”与“廉洁”的内在联系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廉政意识广泛宣传的社会结果。[15]

（三）公开奖廉，大力弘扬社会正气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历代“明主”皆重视奖廉，对廉政名臣给予特殊待遇。如公元643年正月，魏征身染重病，唐太宗去看望时，发现魏徵家里的住宅竟然没有正厅。唐太宗李世民下了一道命令，停止为自己营造宫殿，用这些材料为魏徵修建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只用了5天时间就盖好了。唐太宗用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一位能臣廉吏的感怀与褒奖。但是，房子刚刚盖好，魏徵就去世了。魏徵的去世，使太宗皇帝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他亲自前往家中吊唁，并下令停朝5天，以示哀悼。张伯行一生忠于职守，克勤克俭，被康熙称为“真能以百姓为心者”、“操守为天下第一清官”，曾下旨表彰曰“张伯行操守清洁，立志不移，朕所深悉”[16]，雍正皇帝即位后，对张伯行也很敬重，军国大事都听从他的建议，去世后被雍正皇帝赐谥“清恪”，表彰其为官清廉、恪勤职守的品质。

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奖廉的制度建设，多方面提高廉吏的政治待遇。一是采用国家祭祀形式。如西汉时国家鼓励地方政府上报廉吏事迹然后以国家形式进行表彰。如汉哀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诏书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诏书。岁时郡二千石率官属行礼，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17]1092；明清时，还将文武功臣配享太庙，作为国家政治祭祀的一部分，比如明代的功臣庙，清代的昭忠祠、忠义祠等，此外还设置了稍次于太庙配享、文庙从祀的贤良祠和乡贤祠，在此导向下，各地方也纷纷效仿[6]782-783。二是职位升迁。如《汉书·循吏传》序言“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於是为盛，称中兴焉”[17]1087；明清时期还规定凡经考核被品定为优秀或政绩显著者，不仅本人得到皇帝表彰嘉奖、升官晋爵，其父祖三代抑或子弟亦会得到相应的封赠、恩荫等荣誉[6]782。三是死后赐予哀荣。如汉代循吏朱邑死后“家无余财”，皇帝不仅下诏表彰他一生“廉洁守节”，而且“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17]1090。四是载之史册，留名后世。自司马迁在《史记》中列入《循吏列传》后，中国传统的“正史”，即二十四史大都有《循吏传》、《良吏传》等，将历代廉吏载之史册，树立榜样。这些措施对于形成廉洁光荣、贪腐可耻的社会风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盛行社会底层的民间清官文化

我国有悠久的民本思想基础，历代廉吏清官也都奉行“民为贵”思想，概括起来，他们的为政行为除了自身廉洁之外还一般有五个特点：一是实地走访、广泛接触老百姓，善于听取老百姓意见。如汉代刺史何武做扬州刺史时，巡视时先到学校，听取学生们的意见，再到住所，调查一年来的土地变动、收成、治安等情况，把情况了解清楚后再与郡太守等官见面[6]33。二是发展生产，造福百姓。很多官员都重视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如秦朝蜀郡太守李冰兴修了享誉千古的都江堰，苏轼、白居易为政杭州时疏浚了西湖。三是赈济灾民，为民解困。如南朝宋代的沈演之在元嘉十二年巡行拯恤遭水灾的东诸郡时“开仓禀以赈饥民，民有生子者，口赐米一斗，刑狱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赖”[18]；“一代廉吏”于成龙在灾荒岁月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以身作则，甚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19]。四是除暴安良，为民请命。如包公“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20]，海瑞刚直不阿，不畏权势，敢言直谏，为民伸冤。五是重视教化、兴办学校。如东晋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21]，唐代柳宗元到当时的蛮荒之地柳州后积极兴办学堂，并亲自登坛讲课等等。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清官廉吏都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实事，心系老百姓，老百姓也对他们感念于心，用真心回报清官，清官成了老百姓心头的期盼，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风靡民间的清官文化，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点：

（一）真心爱护清官

清官为官一地往往造福一方，获得了百姓的真心拥护，在他们离开时百姓都非常舍不得。如康熙年间的著名清官“豆腐汤”汤斌离开苏州时，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停市三天，拦路烧香为他送行；“一代廉吏”于成龙离开广西罗城时，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或在清官落难时自觉保护清官，如1701年，因江苏省乡试舞弊案，张伯行与总督噶礼相互参劾导致张伯行被解职，张伯行工作过的地方——扬州、苏州等郡百姓相继罢市，扬州百姓还扶老携幼至公馆，拿水果蔬菜以献伯行，伯行坚辞不受，百姓皆泣曰：“公在任，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不得已，伯行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在路途中，扬州士民担心途中有不测变故，数万人集江岸护送，后得到伯行被降旨留任消息，江苏士民欢声如雷，许多人在门旁写红幅：“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或去世后得到老百姓的自觉送别，如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于成龙逝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19]。

（二）长期纪念清官

很多造福一方的清官去世后，老百姓修建祠堂长期供奉他们，他们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中。如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西门豹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明代况钟死后，当地百姓为纪念他，在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唐代柳宗元死后，其工作过的地方百姓在永州建有“柳子祠”、柳州建有“柳侯祠”供奉纪念他；明末秀水（今嘉兴）人高承埏累官迁安、宝坻、泾县等地知县，皆于危难之际担当重任，升任工部主事后，泾县民众为了纪念他，在“四贤令祠”内增设了他的牌位并把祠堂名称改为“五清先生祠”，以纪念包括高承埏在内的五位清官。

当然，除了修建祠堂供奉之外，老百姓还想出了其他一些形式，如地名“命名”来纪念清官。明代海盐清官叶春清正廉洁，所到之处“秉公推明，行之以果，无所屈挠”，深得民心，去世后，海盐乡民把建在叶春家附近的那座桥改名为叶家桥，把他故宅所在的弄堂称为叶家弄；南宋“后乐宰相”卫泾一生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自号“后乐居士”，为官四十余年“忧国忘家，始终一节，而谋虑深远，不邀近功”，病逝后，宋理宗停止临朝听政一天表示哀悼，而民间为了纪念这位状元宰相，在石浦与县城玉山镇西北隅的马鞍山阴华藏教院左侧先后建“状元坊”和“卫文节公祠”，还在马鞍山建立高两丈许、形状像直刺青天的大巨笔“文笔峰”，昆山石浦镇西北有一座衣冠冢，当地人称之为“状元山”[22]。此外，安徽桐城的“六尺巷”、广东肇庆的包公井，都是著名清官深受百姓爱戴的历史见证。

（三）处处传唱清官

民间传唱清官的民谣、民歌、戏曲和说书久盛不衰，是百姓爱戴清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民谣民歌如汉代“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23]赞颂当时的渔阳太守张堪“劝民耕种，以致殷富”，使人民安居乐业；三国曹魏时期“我府君，惠如春，盛如唐”，赞美京兆太守李庄；宋代“叶光化，丰谷城，清如水，平如衡”，歌颂清官光化知县叶康直的贡献；“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传诵着范仲淹的丰功伟绩。而清官戏最典型的是包公戏，根据《包公戏研究》[24]，仅元杂剧中现存包公戏就有11种、现佚失包公戏11种，明清时期的包公戏剧目更多。相应的包公断案话本小说也很多，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合同文字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

三、丰富多样的廉政宣传艺术形式

（一）倡廉刺贪的文人文学

我国传统文化中，文人士大夫往往借用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廉政主张，宣传廉政志向。

如东晋末年著名的清官吴隐之在赴广州任刺史路过位于广东南海区西北石门的贪泉时，写下的著名诗歌《酌贪泉》：“古人言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对于贪泉，古来相传“饮此水者，无论多么清廉的人，也会变得奇贪无比”，吴隐之坦然地喝了贪泉水，表明自己矢志不改清廉的决心。史书记载，在他任广州刺史后，终年食素，过节才烹制干鱼吃，所用的蚊帐、家具、衣帽、鞋袜等修了再修，补了再补，离开广州时，家无余资，囊空如洗。[25]因此，这首诗也告诉后人一个道理：真正的清廉之士，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是不会改变其节操的。此外，还有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包拯的《拒寿礼》：“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不可念叨功。操劳本是份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郑燮的《燕京杂诗》：“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爱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

当然，除了倡廉诗，我国历史上也不乏刺贪诗。比如，元朝至元年间的太师伯颜，贪婪无比，后被贬谪岭南，病死途中，有人以诗吊之：“百千万锭犹嫌少，堆垛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脚费，不将些子到黄泉。”明代有个荆州太守特别贪虐，惹得民怨沸腾，遂有民谣云：“食禄乘轩着锦袍，岂知民瘼半分毫。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膏。烛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群羊付与豺狼牧，辜负朝廷用尔曹。”这些诗歌对贪官污吏的贪鄙行为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宋代有个县令，自我标榜廉洁清正，上任不几天竟贴出一张告示：“后日是本县生辰，特公告全县吏民，不得送礼贺寿。”众人心领神会。至时，送礼贺寿者纷至沓來，县令悉数收下，毫不推辞。不久，县令又为夫人的寿辰贴出类似告示，送礼贺寿者又盈巷填户。有人写了首《鹭鸶》诗进行揭露抨击，其中两句是：“飞来疑是鹤，下处却寻鱼。”看似清高的鹤，一落到水里却是专吃鱼腥的鹭鸶，以两种貌相似而性相异的禽鸟比拟县令的自我标榜与实际所为，恰当贴切。[26]

除了诗歌之外，其他文体如词、歌赋、散文中也有类似的倡廉刺贪作品。如宋代著名词家陆游的名作《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以群芳比喻嫉贤妒能的小人，以风雨比喻权贵的压制，作者用梅花的高洁和孤芳自赏、不屈不饶表达自己尽管遭受迫害也绝不与奸臣小人同流合污的决心和志向。西晋鲁褒的著名小赋《钱神论》猛烈抨击拜金主义，“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27]，辛辣讽刺了西晋社会金钱至上，把金钱奉为神灵的社会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当时社会贪腐黑暗的一个根源，可谓振聋发聩。唐代柳宗元被贬到永州（现在湖南零陵）时写下的散文名篇《捕蛇者说》，文中描写了当时官吏鱼肉百姓的凶狠：“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造成当地民不聊生、“非死则徙”的惨状，“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尔”，作者不禁感叹道：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可谓对当时“苛政猛于虎”社会现象的有力控诉，并希望以此引起统治者注意改革暴政、施行仁政，实在是用心良苦。此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的散文名篇《爱莲说》通过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的赞誉表达了作者追求洁身自爱高洁人格的人生旨趣；著名爱国诗人屈原《楚辞》通过大量“香草美人”意象投射了作者不愿放弃自身理想和美好人格的决心以及对丑恶事物的讽刺与厌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和清正爱国人士，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在黑暗中不屈抗争的精神力量。

我国古代小说、戏曲作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更是不乏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刺贪作品。李肇《唐国史补》中收录的唐传奇《崔昭行贿事》就揭露了贪鄙伪善的官僚受贿前后的表现，可谓入木三分。因篇幅很短，全文摘录如下：

裴佶尝话：少时姑父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会其朝退，深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父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秣马饭仆。姑曰：“前何倨而后何恭也？”及入门，有得色，揖佶曰：“且憩学院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絁千匹[28]。

此外，还有被鲁迅评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聊斋志异》，精于批判和嘲讽吏治腐败、科举弊端、礼教虚伪的《儒林外史》，着力刻画官逼民反的《水浒传》和专注于描写官场腐败的《官场现形记》等等皆是刺贪批腐的小说佳作。当然，倡廉刺贪的戏曲也不少。著名的如汤显祖享誉千古的《临川四梦》，矛头直指科场腐败和贿赂公行，对贪官污吏进行了劝喻讽刺，表达了自己对太平清明盛世、公正廉洁社会的向往。此外，“元曲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的著名悲剧《窦娥冤》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现实；《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极力刻画了骄横好色的权贵鲁斋郎横行霸道的丑恶行径，等等。

（二）褒廉贬贪的对联楹联

褒扬廉政的对联，如杭州西湖岳王坟前的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合肥包公祠的对联“一颗赤心悬日月，两张铁面斥奸邪”；王守仁题杭州于谦祠对联“赤手挽银河，公有大名垂宇宙；青山埋忠骨，我从何处哭英雄”；柳州侯祠堂的楹联“洁廉为心，忠信为仗；文章在册，功德在民”。

贬斥贪腐的对联，如佚名撰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痛骂贪官“无耻”；“王好货，不论金银铜铁；寅属虎，全需鸡犬牛羊”讽刺县令王寅；“顾司空，顾人情不顾脸面；戴学士，戴关节不戴眼睛”讽刺清朝顺天主考官顾司空、戴学士；“见州县则吐气，见道台则低眉，见督抚大人茶话须臾，只解道说几个是是是；有差役为爪牙，有书吏为羽翼，有地方豪绅袖金赠贿，不觉得笑一声哈哈哈”讽刺清末小官见大官。[29]

当然，也有一些对联楹联是清官所写的自抒联，如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的县衙“三省堂”有康熙十九年知县高以永撰写的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该楹联以朴素的语言揭示了官与民、荣与辱、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发人深思，值得后世官吏“三省吾身”时仔细揣摩。[30]

此外，还有一些城隍庙里的宗教信仰类警示对联，如“阳间有钱赎汝罪，地狱无门躲我刑”，横批“何苦乃尔”；“死后怕为双角兽，生前莫作两头蛇”，横批“明察秋毫”；“造化有凭当日漫使千般计，机关无用此地难容半点情”，横批“也有今日”；“牢狱初开人网漏天网无漏，肺肝如见阳律饶阴律不饶”，横批“张善瘅恶”；“阳报阴报迟速报终须有报，天知地知鬼神知谁谓无知”，横批“到此方知”等等。[31]

（三）劝廉讽贪的民谚民谣

劝廉民谚如“世常羞贪贱，贪贱非我羞”、“只有盱江守，怜民不爱官”、“住世一日，则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则做一日好事”、“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等等。

讽贪民谚民谣如宋徽宗期间朱勔受宠，仅家奴即有百余人封官赐爵，其中受金带者有数十人。民谣说：“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壞！”，还有“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南宋后期最著名的民谣是“要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要得富，赶着行在（皇帝驻地）卖酒醋”[32]。此外，还有汉武帝时期的民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讽刺当时灌夫一族在颍川的横行不法；元代江南民谣“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刻画元朝打着皇帝旗号到处盘剥百姓、不受欢迎的奉使丑恶嘴脸。

（四）其他艺术形式

除了常见的文人文学、对联楹联、民谚民谣等之外，还有其他艺术形式，如石刻、书法、绘画等廉政宣传艺术形式。

福建省武夷山主景点大王峰南壁有一处发人深省的摩崖石刻——“居高思危”，游客游览至此，一抬头便能望到那四个苍劲拙朴的大字。据考证，抗战时期，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一位新上任的县长带着大小政府官员攀登大王峰，他们沿陡峭狭窄的石阶艰难地爬到峰顶，领略到险峰的“无限风光”，此刻，县长问同行者有何感受，大家各抒己见。最后县长用四个字概括了此行的体会：“居高思危。”这其中不仅点明了居高不忘其险的意义，还包含着要官员们小心用权，职务越高越要注意廉洁自律之意。此后，这四个大字便被刻于此，成为前人告诫后来者要清廉为官的一道景观。[33]

我国古代廉政书法，张德宽考证后认为“廉政与书法的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34]，古代官员往往将自身感悟、警句、格言书写于门堂书舍是十分平常的事。绘画也如此，如南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等描绘了贵族官僚韩熙载的糜烂生活，而相当多的文人画家以梅兰竹菊为题材所画的“四君子图”更是他们高洁人格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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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陈 瑶

Content and Effect of Chinas Traditional Social Educa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YUAN Jingui1，2 （1. Research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Cit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Shanghai， China； 2. Jiaxi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axing 314036，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Relying on cultural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to better prevent corrup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nsensus of the moment，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clean and honest social atmospher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greater. In our countrys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of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authorities formed a demonstrative effect in the whole society through rich and diverse ways of education of integrity that was rewarded. The public formed the unique culture of upholding honest and righteous officials， thus pushing forward honest behaviors of officials. People of insight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s atmosphere through forms of art preaching the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 The resonance of these three forces together fostered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s traditional honest society， which is full of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to our countrys curren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government.

Key words： clean society； integrity-rewarding education； honest and righteous official culture； promotion of honest and clean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