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婧

[摘要]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 "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杜拉斯；身体叙事；女性主体性；历史隐喻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6-0066-04

Abstract：Marguerite Durass texts are always accompanied by body images， which provide dynamic support to the narration. With the sensitivity peculiar to woman writer， Duras realizes the restoration of body images from material elements to structured core in the process of narration. By considering the hermeneutic significance of corporeal narration， on the one hand， Duras's corporeal writing coincides with the “feminine writing” theory， which constructs successfully the subject-position of women and helps women out of the shadow of “the other”， on the other hand， this corporeal narration releases the condolence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way of writ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metaphors.

Key words：Marguerite Duras ； corporeal narration ； womens subjectivity ； historical metaphor

久负盛名的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一生之中创作大量的小说、戏剧、电影剧本和随笔作品，创作风格几经更变，对于身体意象的观照却是一以贯之的。一方面身体意象深植于文本的叙事网络之中，是推动叙事发展的内在动力，构成杜拉斯独特的叙事话语；另一方面，在叙事中，身体能指与女性身份和历史记忆相遇，完成身体的符号化进程。

一、 身体意象的叙事学意义

与经典叙事学中将身体视为故事层面的物质构成有所不同，身体叙事学（corporeal narratology）主张挖掘叙事的身体性，探讨身体在叙事进程中的功用与意义。20世纪以降，无意识的概念受到普遍认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灵魂/肉体二分法走向瓦解，身体与精神间的鸿沟得以弥合。身体因此而逐步摆脱从属地位，转而成为人文学科的研究焦点。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学者丹尼尔·潘戴率先主张在叙事学视域下审视身体。在其著作《叙事之身体：走向一种身体的叙述学》中，潘戴肯定身体在文学的“虚构世界”中，建构叙事的能力，指出作为叙事话语的身体影响文学文本中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发展，拉动叙述者、文本与读者间的交互关系，身体的空间身位性为叙事的时间布置提供线索[1]（pp.10-15）。

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从初涉文坛的先锋性，到中期追求情节淡化，再到融合对于传统的回归与超越的后期写作，杜拉斯的叙事始终围绕着身体性的主体展开，身体线索取代时间的线性线索成为叙事发展的驱动内核。正如潘戴指出的那样：“身体破坏叙事设置的稳定性，引起永恒运动。这样一来，比起时间变化，我们更应该将叙事视作空间运动来对待。”[1]（p.14）首先，杜拉斯笔下那一系列以殖民地生活为背景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中国北方的情人》）正是身体叙事的典型作品：仍是未成年人的女主人公总是轻易地将童贞交予陌生男子，以此来发现自己身体的欲望本能。少女的情人们则伴随着叙述视角的变化，在欲望身体的主、客体间切换，以身体接触为轴心与少女展开互动。面对少女的不贞行为，母亲一方面极力禁止，另一方面，又迫于贫困将少女交付肉体的所得揽入囊中。有乱伦嫌疑的哥哥和有同性恋倾向的女同学也都透过欲望身体与女主人公的生存体验发生关联。不难看出，身体在这些文本中，裹挟着欲望，左右着人物刻画与情节走向，是叙事发展的潜在秩序。另外，在恒河系列“三部曲”（《劳儿之劫》《副领事》《爱》）中，不同的女性形象重复出现在各个文本：劳儿患有“欲望枯竭症”，以偷窥他人的欲望身体作为代偿，叙事视角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劳儿的窥视目光，聚焦欲望身体的叙事追随其空间位移的走向。恒河女丐则终日放逐自己的身体游荡在大街小巷，对其展开的叙述，时时透过那副污浊不堪的身体赤裸地呈现。此外，杜拉斯还有多部作品（《广岛之恋》《波尔多开出的列车》《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大西洋人》《死亡的疾病》《乌发碧眼》等）记叙素不相识的男女偶然陷入情感旋涡，作家常常在幽闭的空间里只展示男女两人蠢动的肉体，故事的指向和意义附着在身体之上，身体不再缄默不语，与无意识一起成为叙事话语本身。

潘戴在《叙事之身体》中曾经指出：“在极端情况下身体叙事学演化为一种文本的阐释学。”[1]（p.13）潘反试图以此说明在将读者内化为叙事要素的视域之下，叙事的身体召唤读者参与到叙事的共建中，是连接文本与读者的媒介，使读者通过感知和理解人物身体的方式来解读文本。叙事的身体性是实现作者、叙述者和读者间的交互过程的纽带，为解析文本的叙事能指提供一条重要途径。潘戴的这一论述对于挖掘杜拉斯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具有支撑性作用，换句话说，正是叙事的身体本身引导我们进一步发现其社会与历史价值。

二、身体叙事与“阴性书写”之契合

尽管杜拉斯历来否认自己与女性主义之间的亲缘属性，但其记载女性生存真实的身体叙事，还是在多个维度与法国文学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所提出的“阴性书写”理念不谋而合。西苏曾将杜拉斯指认为，“阴性书写”为数不多的代表作家之一[2]（p.39），杜拉斯在随笔集中，表述的“作家的身体也参与他们的写作”[3]（p.103），与西苏发出的“书写你自己，让他人听见你的身体”[2]（p.43）的倡导传达相近的理念。从概念上看，“阴性书写”强调文本中语言的性别特征，把语言视为社会、文化的子题，呼吁女性将自己的身体和女性特质录入文本，记叙女性的生命体验，以此来获取女性的主体地位。与之类似，身体叙事在肯定身体意象的叙事效能的基础上，兼顾张扬女性主体性的表达策略。因此，对于性别身份的共同关注构成“阴性书写”与身体叙事的根本契合点。杜拉斯在叙事中，经常以展示女性身体、昭示女性欲望的方式帮助其摆脱“他者”的边缘属性，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女人如果不在欲望的所在之处书写，那她就不是写作，只是剽窃。”[4]（p.172）在最早期的短篇小说《蟒蛇》中，杜拉斯已经试图表述女性真实的身体诉求：比起动物园中吞食童子鸡、蛮横占据欲望客体的蟒蛇，让“我”（巴贝尔小姐）真正感到厌恶和恐惧的，是已过七旬的老处女巴贝尔小姐衰颓的身体和所谓的贞洁。在鄙夷她压抑本性的生存状态的同时，“我”认为，妓院才是“洗去自己的童贞，去掉肉体的寂寞”[5]（p.111）之所在。从肯定官能诉求开始，杜拉斯在作品中，记载无数的女性身体，以身体在场为起点，开启一条女性的自我意识建构之路。

西苏之所以认定大多数女性作家的写作不具有“阴性书写”的属性，是因为她们笔下的身体并未摆脱男性话语的特权，仍是被男性主体观看和操控的对象。与之不同的是，杜拉斯的身体叙事经常透露出女性的反叛意识，女性身体实现从被动呈现到主动展示。从心理学家雅克·拉康到文学批评家莎伦·威利斯，围绕着《情人》中女主人公身体作为被情人窥视的身体的研究引起过广泛关注，研究者们普遍认同女孩的自我意识暗中操控着窥视行为，她不是注视的被动对象，而是积极暴露自己的身体[6]（p.7）。事实上，杜拉斯这种颠覆传统叙事视角中，主客体关系的叙事策略不仅限于《情人》，还是其叙事文本中广泛存在的模式。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面对男人观看自己身体的请求，少女苏珊流露出一种无畏的态度：“这毕竟是一个男人的欲望。而她呢，她就在那儿，是值得被人看的，只要把门打开就可以……这生来不是被掩藏起来的，相反，是要被人看的。”[7]（pp.65-66）《坐在走廊里的男人》通篇记叙无名女子的身体被男子和叙述者共同观看：“可以看到她全身。在绸衣下面，身体是赤裸着的……（我和男人都在看她）我见她显然漫不经心把双腿半屈。”[8]（p.4）在《死亡的疾病》中，赤身裸体的女人对男人说：“我在这里，你瞧吧，我在你面前。”[8]（p.47）杜拉斯还特别交代，如果将文本作为剧本演出，则“舞台应该低，几乎贴着地面，好让少妇的整个身体都被观众看到”[8]（p.68）。《阿加塔》的女主人公在哥哥面前展露身体，并大胆地透露乱伦的欲念：“我不知道我哥哥看着我赤身露体和另一个男子看着我的身体，这两者有什么不同。”[8]（p.127）在杜拉斯的身体叙事中，女人与被展示的身体的关系是活跃的，女性积极自觉地充当自己身体的编剧，有意识地为自己设置被观察的位置。

在雅克·德里达延异理论的影响下，西苏的 “阴性书写”之终极意图是通过身体性的叙述，标记两性间的差异之所在，进而以肯定女性特征的方式挣脱逻各斯—菲勒斯中心主义枷锁的困束。铭刻两性差异，也是杜拉斯身体叙事的重要维度。杜氏曾在随笔集《物质生活》中发出对于男性作家权威的质疑：“不了解女人，不曾接触一个女人的身体，也许从没有读过女人写的书，女人写的诗，这样的作家在从事文学工作，他是在自欺欺人。”[3]（p.54）《死亡的疾病》渗透着相似的思想，杜拉斯安排男人在海滨旅馆的房间里观看并尝试感知女性身体，男人始终声称窗外的大海是黑色的，这一谎言和他身上散发的死亡气息都源于其对于女性生存真实的视而不见。通过《坐在走廊里的男人》，杜拉斯试图表现两性在性爱关系中的行为差异，女性温顺无害，男人则粗暴狂野。在男人说我爱你的同时，“脚仍旧踩在（女人）身体上一动不动”[8]（p.9）。《埃米莉·L》更是直指两性在生存和写作层面上的本质差异。女人通过写诗来记录生存体验，同时寄托对于男人的情感，男人非但不懂她的诗，还偷偷将未完成的诗作烧毁。女性身体因此承载着一种心理缺失，指向被忽略的两性区别：“这种缺失是什么，就在那里嘛，就在她身体内部，她的全部生活就在她一言不发留在她所要留的那个地方，对船长来说，那就是她的情爱最为贫乏的那一类区域。”[9]（p.102）女人甚至用英文道出自己写诗的动力：“But internal difference. Where the meanings are.”[9]（p.96）（但内在差异。这正是意义之所在。）这其中显然也凝聚杜拉斯的叙事意图。在小说后记中，杜氏抨击男性文学的腐朽僵化：“存在着一种男性文学，废话连篇，喋喋不住，被学问教养缠得动弹不得，思想充斥累赘沉重，观念形态、哲学、变相的论述评论塞得满满的，这种文学已不属于创作范围，而是另一种东西，属于一种傲气，是一种一般表现老板地位的那种东西，完全没有特异性。”[9]（pp.137-138）与这种男性文学截然相反，杜拉斯借助附着在身体与无意识内容基础上的复杂多变的叙事技法，构建具有鲜明“阴性”气质的写作形态，将女性的主体性植入文本，与西苏的“阴性书写”完成一场理论与叙事实践间的广义互文。

三、身体叙事的历史表情

杜拉斯的身体叙事中，不仅铭刻着性别身份，还以一种超文学视野蕴含着对于社会历史的烛照。一直以来，文学叙事都被视为书写历史的重要场域，“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的真实再现，可以说半斤八两，不分轩轾”[10]（p.12）。亲历纳粹主义对于家人、犹太人，乃至全人类进行的残忍行径的杜拉斯，在写作中，时时渗透着“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的强烈意识：“我的生活……首先是童年，之后是青少年，一切都一清二楚。随后突然意外地，就像闪电，出现了犹太人。但成年了就没那么清晰了：犹太人被屠杀了。1944年。”[11]（p.35）对于战争历史的指涉也因此成为杜拉斯作品萦怀不去的子题。在作家诸多反思历史的宏观叙事中，身体意象被赋予更为深刻的社会意涵。

一方面作为叙事话语的身体常常位于作家历史隐喻的源头位置。正如法国著名理论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只有以离我们最切近的秩序——身体秩序为立足点，才能对遥远的、国家和世界的秩序的源头给出答案。”[12]（p.405）杜拉斯经常以情人的欲望身体为起点，挖掘出属于集体的共同记忆。电影剧本作品《广岛之恋》便始于法国女人与日本男人尽情搂抱的赤裸身体，而随后与之交替出现的叙事画面，则是广岛核爆炸中惹人悲戚的断臂与残肢。对于此种叙事手段，作家如是评述：“这种拥抱是如此寻常，如此普通，却发生在世界上一座最难以想象得到的城市：广岛……一种特殊的光晕映照于每个手势，每句话，使其具有超出字面意义的弦外之音。” [13]（p.3）“超出字面意义”的情人身体在此处被赋予一种与社会历史间的互文关系，即在西方思想体系中，以个体的欲望冲动来隐喻群体侵略本性的文化传统。身体欲望的本能宣泄与战争行径的激烈残暴之间存在一种深层结构上的相似性。在《八〇年夏》中，犹太人惨遭屠杀的地理区域横亘在欲望身体之间：“格但斯克在我们之间，装在我们的肉体之间。” [14]（p.61）当生理本能遭遇战争历史的无情侵越，集体伤疤即会内化为欲望身躯难以丢弃的一部分，对于社会历史的表述因此而回溯至最为原初的身体场域。

另一方面，杜拉斯也经常借由损耗、破碎、消亡的身体意象直接表述战争对无辜肉体施加的暴行。一向对杜拉斯的创作赞许有加的法国著名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也同样关注身体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视身体为一切历史事件发生不可或缺的场所：“身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受到消耗、改造，欺凌、攫取，迁移，甚至是售卖、抵押等等，彻底沦为社会历史事件的烙印。”[15]（pp.142-143）因此，文本中身体的生物学意义的贬值过程恰恰对应着历史叙事的演进。《塔尔奎尼亚的小马》在记叙主人公度假生活的同时，还一直关照一对老夫妇，这对老夫妇的儿子在扫雷工作中，踩到德国人早前埋下的地雷，老夫妇于是赶来捡拾儿子的尸体碎块。无名、无声的尸体在叙事进程中，构建一条折射战争后遗症的隐形线索，身体与身体的被决定性中孕育着悲怆历史本身。作为尸体碎片的身体的叙事效用在《英国情妇》中得到强化：女主人公毫无缘由地杀害丈夫的表妹玛丽—泰蕾丝，并将其碎尸后经过若干次扔在每日路过的火车上，载有碎尸块的火车暗中指涉纳粹德国运输“犯人”的列车。二战中，无数“犯人”在被运往集中营的途中死去，玛丽—泰蕾丝的名字更让人联想到现实中杜拉斯丈夫的妹妹玛丽—路易斯，她正是被运送牲畜的列车运往集中营并最终死去的。在肢解尸体时，女主人公在墙壁上写下地名“卡奥尔”，历史上也真实存在一个绰号为“卡奥尔的警察”的警长，他“对几万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负有责任”[16]（p.203）。被肢解的玛丽—泰蕾丝，与杜拉斯文本中先后出现的一系列具有犹太姓氏特征的人物一道，记载战争历史的惨无人道，以及犹太民族的整体哀伤：“我编造了名字，或许，为了可以谈起被德国人杀害的犹太人，一个没有任何名字的躯体，它百无一用。”[17]（p.40）借此，杜拉斯让碎片化的身体背负整个犹太民族的葬礼，叙事文本完成由文学场域到历史场域的辐射。

在将身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中，最为经典的引述之一，当属列斐伏尔的“处于空间和权利话语的真正核心位置的，是不可简化与颠覆的身体”[18]（p.198）。将此论述置于叙事学范畴内加以考量，身体意象的缺陷与潜能即会一同显现出来：身体本身并不具备话语能力，同时，凭借相应的叙事策略，又能够“让身体说话”。杜拉斯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成功地洞察身体意象的这一属性，实现其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在积极书写身体的过程中，杜拉斯既成功构建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也释放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

[参 考 文 献]

[1]Daniel Punday， Narrativ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narratology[M].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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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物质生活[M].王道乾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Bernard Alazet， Christiane Blot-Labarrère， André Labarrère. Marguerite Duras[M]. Paris： LHerne， 2005.

[5][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成天上树的日子[M].刘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6]Sharon Willis. Marguerite Duras： Writing on the body[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7.

[7][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M].谭立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8][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坐在走廊里的男人[M].王道乾，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9][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埃米莉·L[M].王道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0]罗钢. 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选[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1][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外面的世界II [M].黄荭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12]Henri Lefebvre.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M]. Paris： Anthropos， 2000.

[13][法]玛格丽特·杜拉斯.广岛之恋[M].谭立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4][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八〇年夏[M].桂裕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5]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II[M].Paris： Gallimard，1994.

[16][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英国情妇[M].徐和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7][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M].王文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18]Henri Lefebvre. La survie du capitalisme. 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M]. Paris： Anthropos， 2002.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