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仁

[摘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关注民众乐生问题，是韩非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韩非认为，所谓乐生就是快乐地活着来干合法的好事，同时也为爱惜身体不干那些非法的坏事。韩非把民众乐生和国家治理统一起来，认为使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者的责任；只有民众乐生，才能实现君主对国家的治理；民众乐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理想局面。国家治理不能允许民众不乐生，国家治理不能让民众不乐生。

[关键词]乐生；国家治理；民众乐生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6-0085-05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an Feis thoughtsaboutstate governance to pay attention to peoplesbeing happy to l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ernance.Han Feibelievesthat the so-called “being happy to live”meanslivinghappily， doing good deeds instead ofillegal behaviors.Han Fei combines peoplesbeing happy to livewiththe idea of national governance. He considers that making people live satisfactorily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governance.Only in that way can the monarch achieve to run the country effectively. And it is the ideal situation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to make its people live happily.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s neither enduring people's unhappy life， nor to make their life unhappy.

Key words：happy to live； state governance； peoples happy life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为封建君主提供治国方略和方术，奉献精神财富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进而形成丰富的治国思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关注民众乐生问题，是他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 使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者的责任

研究韩非的乐生思想，必须对其乐生的内涵有所把握。只有把乐生的内涵界定清楚，才能展开问题深入讨论。乐生的本来意义是指热爱生命、生活，充满热情和乐趣地去享受生命和生活。这既是人生状态的现实表现，又是人生态度的具体体现。韩非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乐生进行诠释。在《安危》中，有“人失其所以乐生”“人不乐生”“民不乐生”“御不乐生”“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的论述，其中，“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直接解释乐生的内涵。据梁启雄解释：“是，指合法的好事，非，指非法的坏事。”[1]（p212）概括起来，乐生就是快乐地活着来干合法的好事，同时也为爱惜身体不干那些非法的坏事。这样，乐生就有双重蕴含：一是使自己快乐地充满热情地活着而不伤害自己的身体；二是自己快乐和不伤害身体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安危》的基本内涵，就是国家的治理要为民众的乐生创造条件和环境，让人们在追求自我的物质利益需求中，获得生存的乐趣，民众追求自我的利益不能违背国家的法律。韩非还从反面论述何谓乐生，这具体表现就是对那些不乐生的人进行的抨击。在《忠孝》篇中，韩非抨击那些奉行恬淡之学的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乱世绝嗣之道也”。他们对内不考虑自己的家庭，断绝后代；对外不服从君主，不怕赴汤蹈火。如果天下人都像他们那样，向他们学习，那天下的人都成为愿意早死而不愿意活着的人，也即不乐生的人。“许由让天下，赏不足以劝；盗跖犯刑赴难，罚不足以禁”（《奸劫弑臣》）。许由是奖赏都不能鼓励的人，把天下给他都不要，盗跖是不能用刑罚来禁止的人，是不怕死的人。伯夷和叔齐“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奸劫弑臣》）。在韩非看来，这些见到利益不去追求、见到危害不去躲避不害怕、不好利恶害的人是不乐生的人，也就是不令之民。“赏不足以劝，罚不足以禁”的不令之民就是不乐生。

乐生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追求利益，躲避危害，充满热情地去生活，这是人性的体现。“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情也”（《奸劫弑臣》）。“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人情皆喜贵恶贱”（《韩非子·难三》）。人的本性就是好利恶害的，人的生命过程也是人性的展示过程，人的生命过程不能违背人的本性，因而人应该乐生即追求利益躲避危害，进而快乐幸福地生活。基于此，韩非认为：“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忠孝》），因而要乐生。韩非认为，人活着就要管好自己的生活，这是自己对自己的责任，也是使自己能够活着的保证。因为上天既没有给人提供不劳而食的生活条件，又没有赋予人不食不衣能活着的能力，因而人只要活着就要乐生。不仅如此，人是社会中的存在，人是靠传承才使生命得以延续的，因而人要赡养自己的父母，而赡养自己的父母同样要乐生。如何才能做到乐生？就是通过为君主服务实现这样的目的追求。侍奉君主既是自己生存和赡养父母获取利益和躲避危害的手段，也是通过让君主获得利益躲避危害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追求的举措。

使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者的责任。乐生作为人生状态和人生态度，虽然是个人的行为选择，但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韩非从国家治理的维度，把乐生纳入到国家治理的框架中，对乐生做出符合自己的治国逻辑。在韩非看来，“治世使人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一方面君主治理国家要营造爱惜生命生活的乐生舆论，不能让人们受到恬淡之学的蛊惑，“不令之民”的影响而都愿意早夭；另一方面，君主治理国家要为民众的乐生创造条件和环境，给民众创设自我利益、躲避危害、积极乐观向上生活的空间。

问题在于，国家治理者如何才能让民众乐生，如何才能给民众一个追求利益躲避危害乐观向上的生活空间呢？君主作为国家主人，掌控着国家的资源，具体来说就是，用法律规约和保护民众追求利益躲避危害的行为，法律的制定必须保持适当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人们在法律的规约中，能够追求利益、躲避危害、乐观向上地去生活。“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去饥寒，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则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安危》）。韩非论述的潜在意义在于，如果君主制定的法律，不能让民众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能有效地躲避危害，民众自己如何努力都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都不能躲避自己的危害，那就不是一个乐生的环境。韩非进一步指出：“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安危》）如桀、纣那样的国君，人就不能乐生。

国家治理者之所以有使民众乐生的责任，这源自国家治理的对象是民众，没有民众，国家就无法实现治理。国家治理对象与治理者本身一样，是实现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要件。民众作为国家治理的对象，由于自身的本性不能不好利恶害，不能不乐生而躲避危害，这是符合规律的不可违背的行为，因而君主治理国家要尊重规律必须使民众乐生。如果进一步深入，就是君主作为国家的管理者，作为国家的主人，具有天然的责任让民众乐生。无论是从应该的角度，还是从治国可行性上，君主都要努力使自己的治理对象乐生。

二、只有民众乐生，君主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治理

在韩非的治国理论框架中，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与民众乐生的有机整合，形成民众乐生，才能实现有效地治理国家。韩非主张君主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是赏罚，人是好利恶害的，这是人的本性。在韩非看来，人好利恶害的行为，就像自然规律那样不可违背只可遵循。治理国家违背人性这个规律，就会失败；遵循人性好利恶害的本性，国家治理就能取得成功。韩非主张君主治理国家要根据人性而用赏罚：“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微而归其利矣。”（《二柄》）“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喻老》）“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而御民力。”（《制分》）君主治理国家要使用赏罚这个锐利的武器，赏罚能够在现实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民众好利恶害，没有民众的好利恶害，赏罚就无法发挥作用。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赏罚能够有作用；二是要有赏罚作用的对象。没有赏罚不行，有了赏罚没有能被赏罚的对象也不行。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益躲避危害，这是赏罚得以实施的条件，同时，这也是民众乐生的表现。这样，民众的乐生就成为君主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韩非所处的特殊时代，民众的乐生也好，君主的赏罚对象也好，都具体体现在耕战之中。“富国以农，拒敌恃卒”（《五蠹》）。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使民众乐生，实际上就是要让民众通过耕战获得乐生的条件，君主既要为民众乐生创造条件，又要引导鼓励民众乐生，而这自然走向耕战而富国强民。民众要想为自己的生活获得良好的境遇，使自己乐生，就要在耕战上下功夫。和平时期努力在土地上耕种，为国家的昌盛做贡献，才能获得赏赐；战时，民众唯有拼命战斗维护国家安全使国家强大，才能获得乐生的条件。国家之所以鼓励乐生，不但在于乐生使国家有了管理和统治的对象，而且民众的乐生就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利益快乐地生活，这就为君主的国家治理提供有利的条件。民众都能追求自己的利益，都躲避对自己的危害，这就是在法律的规约内活动，这能实现君主最大的利益。

君主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是赏罚，而赏罚的前提和根据则是治理对象即民众好利恶害，如果国家治理的对象不是好利恶害的，对赏赐和刑罚皆采取无所谓的态度，那君主的赏罚就没有用武之地。只有民众都好利恶害，才能为君主所用，君主的赏罚才能在实际上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治理，需要民众乐生，需要民众的好利恶害行为；君主要努力使自己的统治对象乐生，努力使他们在追求利益躲避危害中，为自我的富国强兵贡献力量；君主实行的赏罚必须围绕为国家耕战出力的民众，围绕着他们追求利益躲避危害的乐生行为。基于此，韩非看重的是耕战之士，认为只有能为耕战出力的人才是国家应该鼓励的，对于那些不能耕战不能为君主所用的人持贬斥的态度。“太公望东封于齐，齐东海上有居士狂鹬、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营丘，使执而杀之，以为首诛”（《外储说右上》）。许由、续牙等12个“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此之谓不令之民也……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说疑》）。这样，韩非的乐生，即追求利益、躲避危害与努力耕战，就与君主的赏罚密切联系在一起。民众能够乐生，能够追求利益，能够躲避危害，能够努力耕战，这是君主所希望的，这使君主的赏罚有用武之地，使其富强梦能够实现。韩非的民众乐生思想，是与为君主所用是统一的，乐生不过是实现君主统治的条件，而为君主所用才是根本。

韩非基本主张是“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又不厌死，则无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则不可使也”（《八说》）。那些乐生的耕战之士是值得肯定的，是赏赐的对象，而对那些不令之民不能允许他们存在，他们既不服从君主又不怕死，对君主的威胁不可估量。耕战之士也不怕死，但他们是为君主所用，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怕死的，这既能为他们自己的家业带来利益，也能为君主带来利益。

必须承认，“圣王爱民是符合天道的”，因为“民为万世之本”[2]（p395），但是，又必须明白，爱民富民“不能理解为以富民为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足君”[3]（p235）。如上的事实说明这样的道理。

总之，韩非主张民众乐生，追求利益躲避危害，进而努力耕战，才能为君主所用。君主要设法让民众乐生，追求自我的利益，躲避对自己的危害，在法律的范围内通过耕战为君主所用。不令之民，无益之民，都属于对耕战富国强兵没有实际帮助的人，因而在社会生活中要抑制他们。民众乐生才能为我所用，所以，要让民众乐生，只有民众乐生，民众才能为我所用，才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三、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的理想境界

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的必要条件，没有民众的乐生国家治理就没有可能，民众乐生成为国家治理的理想境界。一方面君主治理国家要努力使民众乐生，只有民众乐生，君主才能有效地实现国家治理；另一方面，君主是国家的治理者，衡量国家治理得如何的基本标准就是民众是否乐生。韩非站在国家安危的角度来看待民众乐生问题，治理国家能使人在做合法的事情中生活，爱惜生命不去做违法的事情，这样就会坏人少而好人多。国家就能够长久存在，永久平安。治理国家如果不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不关注民众喜欢什么，爱好什么，追求什么，不能为民众的乐生行为提供条件和保证，没有民众乐生的环境，那民众的生存状态就没有保证，民众就不乐于生存，进而国家就难以有效治理，即“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安危》）。

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民众乐生的国家治理环境呢？

韩非的逻辑是：民众乐生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追求自我的利益，躲避法律的惩罚，乐观向上地生活。法治，既是对民众乐生的约束，也是对民众乐生的保护。法治成为民众乐生的最好的环境：“圣王之立法也，其善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完法。”（《守道》）国家的赏赐足以鼓励人们做好事，国家的威刑足以制服暴乱，国家的措施足以保证法制完善，这就是使民众乐生的法治环境。“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六反》）。国家的法律禁令明白清楚，这样官吏就会依法治理；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而不偏私，那么民众就会听从使唤。民众听从使唤而官吏依法治理，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军队就强大，那么就能成为天下的霸王事业。在韩非看来，不但要坚持法治，而且法治及其赏罚还要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近者名立”（《守道》）。国家治理的民众乐生环境，不但要有法治，而且法治赏罚的实施，必须能够鼓励人们乐生。

国家法治及其赏罚有效实施是民众乐生的宏观环境，具体到现实的情境中，民众的乐生与国家治理体现在哪里？耕战是那个时代使国家富强的保证，国家的法治及其赏罚都体现在耕战上，国家要鼓励耕战；民众唯有通过耕战才能实现自己乐生的愿望。这样，实现国家富强的耕战和实现乐生的耕战，就统一在国家治理的图景中。

由于国家的富强靠耕战：“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务本也……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广者，战士也。”（《诡使》）为了国家富强，为了能称王称霸，国家的治理必须把耕战作为最大的事去做。要让“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五蠹》）。韩非以为，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回归到农业，表现勇敢的人让他们到军队中去服役。这样，太平时，国家富有，发生战争时，则兵力强大，这就是“称王天下”的资本。“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贵也。”（《五蠹》）。耕地是艰苦的劳作，百姓愿意去做，是因为可以使自己富起来；打仗危险，百姓愿意去做，是因为可以显贵。“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起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六反》）。韩非主张，君主治理国家，要让民众通过做出相应的事以获取财物，根据对国家的奉献而决定其贫富，用丰厚的爵禄使人竭尽才能，加重刑罚来禁止奸邪，让民众靠自己的气力得到富裕，因对国家有功而得到尊贵，因犯罪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获得奖赏，这既是成就帝王大业的治国之道，也是民众乐生的理想环境。

民众要想生存，要想使自己的生活有保障，要想生活得好，生活得幸福美满，唯有通过参加耕战，通过耕战的功劳去获得生活所需的财物，通过耕战的收获去获得乐生的条件。如果想富足，就要通过耕种土地让国家富足起来，这样才能获得国家的奖赏；如果想显贵，那唯有通过在战场上，努力杀敌，才能获得军功实现显贵的愿望。“赏禄，所以尽民力易下死也……夫陈善田利宅，所以战士卒也”（《诡使》）。君主的赏赐利禄，是为了换取民众为君主死心塌地地拼命效力；君主拿出好的田地和住宅，是用来鼓励士兵作战的。“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六反》）。君主对于民众，国家有难就让他们拼死战斗，国家太平就让他们竭力生产。民众唯有使自己的乐生取向与国家治理的取向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乐生的追求。

君主治理国家就是要使民众乐生，就是要为民众的乐生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这个理想的环境也就是国家治理的理想境界。君主应该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民众乐生的生存状态才能实现君主的有效治理，君主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去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人主挟大利以听治……使市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六反》）在韩非看来，君主依靠法治行使赏罚：受到奖赏的人乐于得到，没有得到奖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报一个人的功劳而勉励全国的民众；惩办坏人，并不仅仅是惩办这个所惩办的人，而是对一个坏人的罪行施加重罚来制止全国的奸邪，这才是惩办的目的。

国家治理如果能够实行法治，能够有效地实行赏罚，为民众乐生创造条件就会出现“善如春生，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守道》）的画面。这就是“君主和臣民相得相宜”；君臣上下相得相宜，所以能使出力气的人在法度范围内尽力，努力发挥出任鄙那样的力量；战斗之士拼死向前，而希望成为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维护法治的人都心如金石一样坚贞，愿像伍子胥那样尽忠守节；唯其如此，做君主的就可以高枕无忧，而确保国家政权的原则也就完备了。

韩非不仅提出通过法治的实施鼓励耕战使人乐生的“正道”，还警示君主的国家治理不能让人不走正道。君主如果不能使自己的国家有个好的法治环境，不能让人们通过正当途径获得自己的利益以乐生，那就会出现：“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必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奸劫弑臣》）让人们走正道的途径是堵死不正当的途径：“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钧之重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求贪污之心枉法以区私利，是犹上高陵之巅堕峻溪之下求生，必不几矣。”（《奸劫弑臣》）让正道得以开通，让不正之道得以闭塞，为民众乐生的同时，也为耕战法治创造良好的环境。君主使民众乐生，“就会为国内营造了和、理、肃、贞、服、轨的社会环境，使士民对国君有一种亲、顺、敬、信、戴、辅的情感和行为”[1]（p397）。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乐生，韩非认为，以下情况不允许出现：一是前面谈及的不令之民，他们赏不能鼓励，罚不能禁止，是不能为君主所用，不能允许他们存在；二是君主治理国家不能让民众没有出路，即前进和后退都没有出路，这也是危险的。“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能勿避”（《五蠹》）。民众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今天让他们去打仗，前进就会被敌人打死，后退又要被军法处死，那他可就是危险的。

总之，使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者的责任，只有民众乐生，君主才能实现对国家的治理；民众乐生是国家治理的理想境界。

[参 考 文 献]

[1]梁启雄韩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双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