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悠

历经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开始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也没能躲过这一剧烈的社会动荡。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东南亚地区邻邦相继落入了英法殖民列强之手，与之接壤的云南，其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英法殖民者多次策划进入云南，派遣调查队和探测队等各种队列，深入云南内部，企图制造事端，妄图打开自印度、缅甸和越南经云南直达祖国内陆的通道。这样的趋势随着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进一步掀起了企图瓜分中国的浪潮而日趋严重，云南即将成为英法殖民主义的势力范围。

清政府为了培养为自己效力的新学“人才”，相应地在文化教育方面作出改良，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于是，清政府在1901年设立了学部，令各省举办高等学堂以及派遣留学生出外进修学习。

而184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就迅速成长为一个经济繁荣、势力雄厚后的亚洲强国。甚至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击败了号称“欧洲宪兵”的俄国，一举声威大震，为中国有志青年所向往；再则，“欧美各国道院费重，定不能多往，”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离我国较近，生活习俗方面相同之处较多，所需花销费用相应较少。因此清政府支持留学生多赴日本，认此举为“为学堂入门之法。”因此派出的留学生中以留日者为最多。

一、创刊经过

《云南》（1906-1911）杂志发刊之前，杨振鸿等革命派人士已经开始在云南进行革命宣传。1905年，杨振鸿撰写《敬告滇中父老兄弟书》一文，通过在昆明的革命派人士散发到全省各地，向人民疾呼，救亡图存。文章说：“立国基础在于人民，凡属国民，均有责任。担其责任者，其国必强，放弃其责任者，其国必弱，且不但弱，必至于亡。”杨振鸿在文章中列举了英、法帝國主义侵略云南的种种事实，指出这是“灭国灭种之惨祸，抚心自问，其能忍乎？既不能忍，则必起而负担之。然负担非一、二人所能尽其事也，必全体之人群起而负担之。欲使全体之人群起而负担之，必先使全体之人知其义无可辞，害无可避，乃肯起而负担之。欲使全体之人知其义无可辞，害无可避，则必先使全体之人知云南非外人所得觊觎知云南，乃云南人之云南。云南之利，云南人享之；云南之害，云南人被之。有一云南人，即有一负担云南之责任，不得独诿之君上，不得独诿之官长，并不得诿之士绅，方不负为云南人，方不负为负担责任之云南人。此是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大关头。记之记之！”《敬告滇中父老兄弟书》的着眼点在启发人民觉悟，唤醒人们群起而同帝国主义斗争。所以，杨振鸿又列举缅甸、越南亡国惨状，要人民引以为鉴，万万不可“坐待他人安南我，缅甸我，而不恤乎？”云南作为中国密不可分的领土，杨振鸿分析其存亡攸关之重要地位。此时的云南已处于风暴来临的前夕，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力。

同时，昆明教育界人士杨琼、李文治、谢树琼、李伯东、何畏、许恒昌和杨洛图等，还将杨振鸿的文章译成白话文，多次翻印散发给群众，产生了积极影响。后来人们还将杨振鸿的一些文章编辑排印成书，题名《暮鼓晨钟》。杨振鸿的《敬告滇中父老兄弟书》为《云南》（1906—1911）杂志的创办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支持。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云南派遣留日学生李根源、杨振鸿、吕志伊、赵伸当即加入了同盟会。同时，同盟会云南支部正式成立。大批有抱负的云南留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成为勇敢的革命党人。

在同盟会成立及其机关报《民报》发刊前后，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迅速传播。当时的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向以李根源为首的同盟会成员、来自云南的留日革命党人明确指出云南面临革命问题，同时提出创办《云南》（1906—1911）杂志的要求。《云南》（1906-1911）杂志创办人之一李根源回忆创办经过时这样写道：“其时（同盟会成立和《民报》创刊后不久），孙、黄两先生为扩大革命宣传，又号召各省留学生筹办地方刊物。丙午年（1906年）一月，同盟会举行会议。会毕，刘揆一、匡一均同盟会总部执事部工作人员两君约云南同盟会革命党人杨秋帆（振鸿）、赵直斋（伸）、罗镕光（佩金）、吕志伊（天民）与根源五人暂留，谓孙、黄两先生有事详谈，向我提出办《云南》（1906-1911）杂志之要求。”孙中山先生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时任云贵总督）、兴禄（时任按察史兼洋务局总办等职）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欺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同时表示，若过程中有任何困难，都可随时为之帮助，有事共同商量。

李根源等人对孙、黄两先生之意见完全接受，决定立即开始进行组织工作与筹款工作。在孙中山、黄兴以及留日学生、广大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在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以后，利用东京神田区三崎丁一目云南留学生同乡会的一部分房屋，充当临时社址。1906年4月《云南》（1906—1911）杂志社宣告成立。参加筹备的李根源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会长的关系，负责对外联系事宜、赵伸任发行人，负责主持全部工作；《云南》（1906-1911）杂志头几期总编辑是吴琨和周钟岳。但吴琨先是赴韩出行，继而又被同乡举充他项职务而没有到任。周钟岳不久后就回国，负责时间较短，编辑工作实际由张耀曾代理，席上珍、孙志曾为副编辑。1906年10月15日，《云南》（1906—1911）杂志创刊号出版并讨论通过杂志之宗旨与简章。在经费方面，由杂志社致函国内同乡、云南同乡，包括旅居日、缅、越等国的华侨捐助。1908年4月以后，赵直斋、孙志曾等陆续回国参加武装起义，刊物的各项活动就一直由张耀曾负责。《云南》（1906-1911）在戊申年七八月间，因受《民报》为日警查禁的影响一度停刊，后又再因炸弹案件再度停刊。直到1911年武昌起义停刊，时达五年之久，共发行二十三期刊物及特刊《滇粹》一期。最高发行份数达一万册，是同时期内仅次于《民报》发行数字最高的一份革命刊物，也是辛亥革命前，各省以省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本杂志，《云南》（1906-1911）杂志给1908年云南腾冲起义及紧接着武昌首义的1911年昆明“重九光复”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云南》（1906—1911）杂志创刊宗旨

《云南》（1906—1911）杂志的创办，是“前所未有之创举，而今日之救亡策也，是故乡父老引领跷足朝夕期待者也，是留东同人枯脑焦心日夜经营者也。”其宗旨正如〈发刊词〉所说：“非仅商榷学术，启发智识之作，实为同人爱乡血泪之代表；非激越过情之谈，实不偏不颇，具有正当不易之宗旨；非草率无责任质问，实苦心孤诣，抱有绝大希望者也。”编纂这一刊物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云南》（1906-1911）勇敢揭发了清朝政府苛虐百姓，媚外残民的种种罪行，宣传了国家是国家者国民全体，非少数贵族的国家，更不是君主一人的国家等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发布了一百三十六条有关革命党人在国内活动的消息。表明了《云南》（1906—1911）杂志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问题上的坚决立场。《云南》（1906—1911）杂志积极宣传“国家、团结、公益、进取、冒险、尚武、实业、地方自治、男女平等”等的思想。该杂志辟有论著、译述、时评、小说、传记、文苑、调查、杂纂、大事日表、图画”等专栏。《云南》（1906—1911）杂志一问世便以其鲜明的革命立场和生动的叙述赢得读者的喜爱。该杂志在初创时发行数只3千册，但因其强烈的革命性，深深地吸引了广大读者，因而发刊后很快脱销，只得几次重版，发行量达到1万册。由此可见《云南》（1906—1911）杂志在当时的影响力。

《云南》（1906—1911）雜志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在推动云南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云南》（1906—1911）杂志占用篇幅最多投入舆论宣传最大的，是其在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云南方面的宣传。从创刊号到终刊，所发的有关论著、时评、译文、史料和各种调查材料，总累计在八十篇四十万字以上。这些稿件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广泛阐述资产阶级革命拍的各项主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外历史等方面，通过《云南》（1906—1911）杂志以及其他革命刊物，启发唤醒了云南各族人民智识，鼓舞了人民斗志，团结联络了一大批革命斗士合爱国华侨，对引导和推动云南各族人民的积极斗争起了巨大作用。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自己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和绝不屈服侵略者的反抗精神。《云南》（1906—1911）杂志的革命宣传奠定了云南辛亥革命的思想舆论基础。

《云南》（1906-1911）杂志，立足云南，面向全国和留学界及海外华人。除总社设于东京外，在昆明、贵阳、北京和缅甸瓦城都设立了分社；在四川、浙江、江苏（上海）、辽宁、广西、广东、湖北、陕西等十余省和云南省内各重要府、州、厅、县设立代办所，在新加坡、越南、缅甸、日本和香港也设立了代办所。其覆盖面之广，在同时期的刊物中也是很突出的：“本报发刊，不仅供本省人看阅，后拟凡各省及外埠之商会、学会、公学。俱各永远寄赠一份，俾全国同胞知云南之真象。”

和同时期在日本出版的其他革命派报刊一样，《云南》（1906-1911）杂志以刊载论著、时评、杂纂、小说，文苑、谈业、调查、译述等栏目，稿件除了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也刊登来稿。《云南》（1906-1911）杂志的办刊宗旨十分明确，阐明办刊宗旨以“爱国救亡策”为主，意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祖国西南屏藩大有顷刻既倒之势，试问有哪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为其行为慷慨陈词为其所动而报立国之志，《云南》（1906-1911）杂志盎然自立于全国新式刊物之林，以其拳拳爱国之忱铮铮掷地之声，去感染和激励每一个人民为正义事业而战，矢志不渝地担负着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云南》（1906-1911）杂志创刊伊始就立场明确旗帜鲜明，表明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扬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开通风气，鼓舞国民精神为本旨；以启人智识，惊醒国魂，激起爱国思想，唤国人之睡梦，提倡尚武精神，提国运之进步，推倒专制政体，鼓吹民族主义，挽狂澜于既倒，扬国旗于将来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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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第十辑》[M]上海：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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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枬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讨论选集》[M]三联书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