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儒学崛起的起点，也是儒道之争在西汉最终结果揭晓的时期。新儒学在汉武帝的大力推崇下开始了在西汉社会的广泛推广。在西汉这样一个社会分工模糊，信息流通速度极度缓慢，载体十分有限的朝代，新儒学在短期与长期的广泛推广，对我们现在研究传播学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儒道之争；新儒学；传播；载体

一、 儒学的政教化传播

西汉初年，经过了多年的抗秦运动、楚汉相争，国家的国力衰退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人民迫切需要精神上的思想寄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道两家迅速发展，在汉初拥有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儒家思想的传播却并不顺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汉初的时候，统治阶级需要道家黄老学说来休养生息，需要法家思想来规范国家制度，相比之下，儒学思想所能起到的教化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汉初实行的是道家与法家结合的一种统治思路。

然而，儒家学派一直没有停止过传播思想的活动。《汉书》卷一百二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

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强盛，儒学的治国方略开始逐渐与西汉的发展要求合拍，儒学的发展也就随之进入了巅峰时期。崇尚无为而治，谦冲平和的黄老学说无法再满足汉朝强大的国力，对匈奴的用兵，对国内的教化，都需要一个崭新的，更具有积极性的思想内核来支撑。于是，公元前134年，即汉武帝元光元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

正是在汉武帝这样求贤若渴的时候，董仲舒恰到好处的提出了他自己的新儒学观点。“天人感应”说巩固君权，“三纲五常”思想维护国家社会的稳定，建立社会道德体系，而“大一统”思想，则为汉武帝开疆扩土，攘外安内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这样的新儒学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正相吻合，于是汉武帝与董仲舒一拍即合，开始了针对新儒学的传播计划。

二、“独尊儒术”政策的具体传播及效用

儒学治理社会的根本，在于“礼”，要推崇儒术，自然也要从“礼”入手。汉初之时，礼崩乐坏，“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①”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新儒学，从天道和阴阳学说来论证了“礼”的概念。他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礼法尊卑有序，臣子尊崇君王，儿子尊崇父亲，妻子尊崇丈夫，这是天地之间的规律，不能更改的。这样的新儒学思想，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又巩固了君权。

研究新儒学在汉武帝时期的具体推广，要从传播的具体流程进行着手。拉斯韦尔曾经提出了传播的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用这样的传播学理论来看的话，传播者的发起者是以汉武帝为首的西汉统治阶层，而所传播的内容是新儒学的一系列思想。渠道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诏书直接传达（这一类以官员为主要受众），官府发布檄文昭告百姓，坊内流言口口相传等。从渠道这一点可以看出，新儒学的传播并不是简单地上传下达，它可以细分为很多细小的传播分块。帝王到官员，官员到百姓，百姓之间口耳相传，都是不同的传播过程。

从传播的对象来看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从汉武帝廷议，而后下达诏书这个传播过程而言，传播的受体是上朝的各个大小官员，而此时传播的目的就有两个，第一是向官员传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及其具体内涵。此时敏锐的官员就应当嗅到了统治阶层风向的变化，从而做出相应的应对。第二则是让官员层层传递，直到地方官员将这一政令下发百姓，起到广而告之的作用。从官员到百姓这个传播过程而言，前文所提及的官员从传播的受者变成了传播的发起者，而他们所传递的对象则变成了两个大类，一是没有参与廷议的各个地方官员，二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这个过程远没有第一种传播过程——汉武帝向官员下达旨意来得轻松，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传播对象数量不同。廷議官员的绝对数量比起百姓来，相差了不止一个级别。数量的提升必然带来传播难度的提高。其二、传播过程的细分化。这一类大传播包含了从中央决议向地方官员的小传播，以及地方官员向百姓传达的分散传播。层层传播不但会加大传播的难度，传播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也会受到影响。

整个传播体系的最终传播目的——让广大的西汉百姓能够知晓，了解，并最终认同新儒学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贯彻的尤为彻底。不论是廷议下诏，还是地方官员发布檄文，都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百姓知晓这件事，从而起到宣传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次汉武帝针对新儒学的传播无疑是成功的。

西汉社會是一个社会分工模糊，小农经济特征明显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进行统治思想的推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汉武帝通过文教，人才，政治等多方面着手，成功地将新儒学传播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代替黄老道学成为了新的社会思想，不得不说是一次传播学上的成功案例。而他在此期间发布的各项诏令决策，直至今日对于我们仍然有着借鉴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6年1月.

[2]司马迁.《史记》，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年10月.

[3]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4]老子.《道德经》，新时代出版社，2013年9月.

作者简介：

刘执一（1995—），男，江苏省苏州人，中央民族大学2013级新闻学本科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