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桢

我出生在湖南西部边远地区一个汉苗杂处的小小山城。儿时因顽劣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土著军队中当兵，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荡了五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我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会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人头无数，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一九二二年五四运动余波到达湘西，我受到新书报影响，苦苦思索了四天，决心要自己掌握命运，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从此就如我在《从文自传》中所说，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习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沈从文《自我评述》一九八六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凤凰、湘西，广为人知，其中少不了一位在文坛上失踪已久的现代作家—沈从文的一份功劳！

凤凰，位于湖南和贵州相毗邻的崇山峻岭中的一座小城，是20世纪30、40年代和80年代起至今蜚声中外的世纪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故乡。1910年前的凤凰只叫做镇筸，这之前也没有湘西这个名称。古城郊两座名为青龙山和南华山的青山，和大块石头垒成的城墙一道佑护着这方居民。北门外一条长年碧绿、清澈见底的沱江，平缓地流向东南。沱江是沅水的支流，属沅江和澧水流域，向西溯源至贵州境内，向东南流入洞庭湖。清流两边，一边青青翠谷，一边河街长长。河街临河均用排排粗木竖立水中，铺以层层木板，便成了风光独特的吊脚楼。进入城里，钉鞋走在石板路上便有叮咚音乐作响；若逢雨季，青红相间的石板色彩饱和夺目。古城的热闹中心在东门桥头，长桥两边二十四间铺，桥中间是一条瓦顶棚的小街，出售别处绝不可见的奇怪商品。长桥下游不远处的万寿宫左侧是一座小白塔，站在桥上就能从容地欣赏它倒映在水中的倩影。

凤凰，自古与相邻永绥（今花垣县）、乾城（今吉首市）等地一样，汉苗民族冲突不断，习武从军遂成荣光和家世风气。居住在城内—原统治湘西最高军事机构辰沅永靖兵道的南门街附近中营街的沈家，也烙印深深。

1902年12月28日凌晨，沈宗嗣、黃素英（一说黄英）夫妇的第五个孩子降生了。这就是乳名茂林、学名岳焕、别字崇文，二十年后改成现名的沈从文。沈家在当地算是簪缨世家：祖父沈宏富曾入湘军屡建战功，官职贵州提督不过26岁。遵从“沈门再出一将军”这一母命的父亲，果然成为驻守津门总兵大沽炮台一裨将，惜1900年战败断送一生功名和大部产业，回乡后民初竞选省议员失利赌气赴京，参与刺杀袁世凯密谋再败而遁逸多年。而父亲再寄望沈家出一名将军的愿望，则落在沈从文弟弟—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沈岳荃身上。沈岳荃任筸军128师一团长，于1937年淞沪战场所部弹尽人亡自己负伤，后又部队补员复返战场，与日寇一再鏖战，为保家卫国一直在军中尽天职。

湘西传统陋习是苗人没有地位，偏偏沈家先世多非汉人：父亲的生母是苗人，沈从文母亲则是土家人，沈后来虽也有与人交流避谈家族之顾忌，但其思想和创作，一直坚持反映城市汉儒繁文缛节的朽败，歌颂乡村原始朴野中的活力。

沈从文14岁就参加预备兵技术班训练，至21岁还在部队做书记文事。但他极早显出过人的敏锐感受力和记忆力。沈大约两岁左右就能记忆幼时的许多情景。一件最早的事是一次梦中出现了祖母去世的情形，才四个月大的自己始终被人抱着，在一个白色的人堆里转动着，最后被谁搁到了一个桌上。随后几年都有记忆深刻并可怕的情形：4岁那年骇然见到四个乡人抬着一只死虎进城，同年也开始随母亲识字。6岁入私塾，同年出疹子差点没丢掉小命。上学，却不断逃学；再换私塾，再逃。不过成习惯一般的逃学日子里，挡不住天然好奇心的他，却善于仔细观察逃学和游玩的沿街各种店铺的生产工艺和买卖流通的全过程。既有禀赋又养成习惯，后来到哪，沈都爱老古董的品鉴收藏和捐献，尤其在北京。

辛亥年末的一个通夜，9岁的沈从文看父亲、叔父、表哥们往来匆匆，预感到可能会打仗。果然，第二天父亲就告诉他，他们为响应武昌起义而在县城的起义失败了。官府随即展开的大规模屠杀暴行，给沈从文以极惊骇印象和厌恶。

1917年夏，沈从文15岁，高小毕业前已于春季从预备兵退役。接着五年，就是“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但自己并没堕落下去，且在能抓住的文书记事工作机会中，沈十分专注读书，尤其是学习写诗，阅读林（纾）译“说部丛书”，从中感受到狄更斯给自己的一份绝大力量的影响！他突然体悟到：面前的这个社会许多部分极不合理，并正在发霉腐烂，远比狄更斯表现的英国社会还要野蛮恶劣！

1922年，沈从文20岁，在一个治军有方、政治开明的统领官陈渠珍处，有机会学习文化历史，又兼报馆校对，阅读了新文学书刊，使沈从原来至多是一个热衷于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的领会，产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沈从此幻想也大起来，从而便明白人活在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不同于过去的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社会去设想。

1923年，自己一场大病过去、一个擅凫水的老同学溺亡两件事让沈从文猛然发生疑问：我病死淹死或到外面饿死，这些到底有何不同？他想到起码得进一个新学校，学一些自己不明白但想要弄明白的问题；得向一些新的地方走去，去看些能让自己耳目一新的世界；即使遇到危险，也可能因此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总比在这病死或流弹打死，应该更有意思些吧？找理想，读点书，得准备去北京读书才是！于是，当年夏天，20周岁有半的沈从文，离开军队到沅陵和父母家人道别，从湖南到汉口郑州转车徐州经天津再到北京。平生第一次远离沅水的他，十九天后，在北京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这样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沈从文是随“五四”余波凫进北京城的，本有充足的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料到日子会过得相当艰辛，一度连御寒棉衣和食宿都成了问题。有一次三天两日没任何东西可吃，人饿得眼睛昏花朦胧，下意识地跟着举招兵旗的士兵走，差点当了奉军。严冬只有单衣裹身，春暖棉鞋又换不下来。旅馆里填下姓名籍贯后的“求学”目的，也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希望，因为连中学学历都没有，报考的燕京大学不录取他。抱着理想来京读书的沈从文，就此完全陷入了困境。

但沈却一直记着未来，记着古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道理。毕竟当过兵，一冬天也靠单衣扛过来了，饿得不行就到同乡那“蹭蹭”。一时不能入学，但“五四”风气还在：北大既聘任有真才实学而应考不能取的梁漱溟为教授，那沈和那些多过注册学生几倍的旁听生一起来蹭课，亦是时代使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乃至留着辫子的辜鸿铭说的“精神上辫子不易除掉”的话，无不给沈从文以很大启发和特别警醒，新增了他永远坚持独立思考的信念。

生活艰辛，读了白话文新书刊，就先写点换饭钱的作品吧！可起初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那位主编大人当众奚落沈一番后，把他投来的十几篇稿子铺成一线，又拧成一团抛进纸篓。挫折中，沈从文记着他姐夫田真一说的话：“可别忘了信仰！”而沈的信仰就是决心见识新世界，走一条胡适们首先发难的“文学革命”的路，推动社会前进的车轮。靠着同乡的友情帮助，京城自由的学习氛围，酷爱文学的创作信念，令他“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地走下去：手头的《史记》《圣经》反复阅读，竟学会了基本的叙事和抒情方法。图书馆里凡屈原、杜甫的诗，曹雪芹、蒲松龄的小说，《小说月报》上的契诃夫、莫泊桑的外国短篇小说，当代作家鲁迅的《风波》《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都读。这些作品不仅深刻留入他记忆，更激发了他的勇气和信心，他决计要写起来，写下去。

身无分文，饥寒交迫，一封信也发不出去。房东冷笑冷言，自尊频遭挫伤，沈从文疯了似的全身战栗，撕了稿扔纸篓。真的走入绝境了吗？

这是1924年11月一个刮起风雪的上午，沈自嘲的“窄而霉斋”公寓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一位便装清瘦、下巴略尖、眼睛眯着的中年人—沈做梦也没想到眼前出现的救星般的人物，就是他景仰已久、驰名文坛的大作家郁达夫！像遇到久别的亲人，沈倾诉了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打算和信仰，直到公寓里开午饭的敲锅边声音响起，而当天是老郁请他去西单牌楼四如春吃馆子。结账一元七，五元票找回三元三，连同那条大围巾，统统留给这青年人后，郁达夫即匆匆赶往北大教他的统计学，沈则赶回公寓伏在桌上哭了。当晚，郁达夫即以特别的方式支持他—以沈为对象撰写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不仅没有鼓励青年继续文学梦，反而“唆使”他“做贼”。这当然是对社会黑暗的鞭挞愤激之辞的另类表达。而紧随其后的是，郁達夫给予了沈从文更多实质性的帮助—

自1924年末起，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见报后，又连续发表了《遥夜》《公寓中》诸多散文小说。不久还同《晨报》副刊主编徐志摩成了好友。次年，沈发表《狂人书简》《市集》，结识了胡也频及其女友—与沈同乡的丁玲，三人友谊维系多年。在凶险未卜的政治形势下，沈两次进行营救胡也频，后又帮助被捕的丁玲并为其辩护。1931这一年悲剧色彩浓郁：胡也频遇害。父亲病故。年末徐志摩遭遇空难，自幼见惯了死亡的沈从文，一时竟写不出悼念文字。也许已习惯了从沉默中接受打击，他要将诗人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对人生万物的挚爱和热情，化成一个不朽的精神支柱来永久纪念。

冬去春来的1932年，已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踏入而立之年。一个大学都考不上的“乡下人”，是如何荣登大学讲坛的呢？话回1925年，北大哲学教授林宰平在发表的评论《大学和学生》中引用沈从文的散文，误将其当大学生。后来林一直看好并关心沈，并向名流推荐，梁启超因此正式向朋友熊希龄举荐沈。沈写诗得罪熊，仍得到林的介绍。一个洋文都不识的乡下人能挤入上层知识分子圈，沈不免受宠若惊。不仅有非凡才华和献身创作的精神，又加之徐志摩们对他的真诚帮助，将他列入胡适、陈西滢、闻一多、郁达夫等约稿作者一列。这样，23岁的沈从文暂无欠公寓伙食账之忧了。但在1926年的北京，沈仍感到因穷和势利眼而无恋爱的可能，对政治圈的腐败风气已蔓延到学校文坛的势头也很苦闷。家乡的“印瞎子”（沈《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主人公）写信劝他来武汉投身南方的革命高潮，而他并不相信“宋代表”们（见刊上海《东方杂志》的同名小说主人公）在革命队伍里神气活现到底能带来什么。他只相信“守住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庄严原则。”但1926-1927年前后，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全国的文化中心呈由北向南转移的趋势，就连沈从文自己的作品也一再在上海发表和出版（《蜜柑》等）。于是，形势的发展，友人的鼓动，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投身信念，促使沈从文在1927年底，带着几年来在北京的人生阅历，以及愈来愈强烈的对湘西乡情人事的念想，去勃勃生机的上海寻求新的发展。虽然沈初到上海后的生活因还办刊债务不免吃紧，但幸亏胡适帮了大忙，胡介绍沈到自己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任教，这样，不仅沈的九妹可去学法文，而沈自己的人生，从此也迈出了新的决定性的一步。

沈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口才却不相配，但也未曾料想第一课竟是如此糟糕：望着台下乌泱泱一片的人头和盯着他的眼睛，他一下慌了神，准备了一小时多的内容十分钟就全讲完。还有一次也相似，结果自窘不堪言。好在学校待遇不薄，每月150元的高工资让他未有丝毫懈怠。教学之余不只写了不少有分量的小说，且连续撰写关于郁达夫、张资平、闻一多等人创作的评论。学校在吴淞口，沈时常望着大江上吐着屡屡青烟、迎着朝阳庄严行驶的大轮船，不由地联想：自己有无巨轮的雄心与气力，朝着确定的方向，毫不退缩，竭尽全力，一直前行？

几年后沈从文曾这样表述自己的精神：“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泥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是这类人有份。”看沈的文学收获已有证明，再看他1929年及以后的几年，在追求个人自由恋爱的精神生活上，沈不惧自称“乡下人”的谦卑，是显得“胆量大”“精力强”的。在已经实行男女同校的吴淞中国公学授课，沈从文认识了一位英语专业的苏州名门闺秀张兆和，就是广为人知的合肥显赫世家张家四姐妹的三小姐，其他是大姐元和、二姐允和、四妹充和。而最为大陆读者熟悉的是娶了张允和做夫人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沈从文对这位端庄秀丽又聪明好学、肤色微黑却身材矫健、在同学中分外瞩目的女孩子一见钟情，展开了前后长达五年的追求。一封封情书虽泥牛入海无消息，但湘西人的倔脾气使得情书还是一发不可收。终于，张兆和无法忍受了，她抱起130多封信到校长那里告状。胡适仔细听完申诉，说时代风气是恋爱自由，不好打击发信人热情；胡还给了有倾向性的意见：沈是个有才华有前途的青年教师，让张兆和拿主意确定喜欢就回信，不喜欢就不回信。既如此张兆和不好再说什么。稍后的史实是沈的一门心思、一个方向的“耕耘”，终于慢慢有了收获。从1929年秋的初识，次年因爱苦恼，情书“糊涂处到使别人生气”（作家同时写的小说《丈夫》却分外冷静、准确、艺术），到1932年沈再去苏州，看望刚从中国公学毕业的张兆和，终得张家认可。1933年初，沈从文三去苏州，接张兆和同返青岛大学。接着在离开北京五年后，于8月又回到北京。9月，在西安门内达子营28号租到一处房子，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南方赶来参加他们婚礼的四妹张充和，很多年后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1933年9月9日，沈二哥三姐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结婚，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证婚人。三姐穿件浅豆沙色普通绸旗袍，沈二哥穿件蓝毛葛的夹袍，是大姐在上海为他们缝制的……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四壁空空，不像后来到处塞满书籍与瓷器漆器。也无一般新婚气象。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图的罩单有点办喜事气氛，是梁思成、林徽因送的。

结识不久却十分知心的朋友巴金发来了祝新婚夫妇“幸福无量”的贺电。而婚后的几年，正是沈从文“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几年”。文学事业上硕果累累，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文章和可佐文学史钩沉的信史，如《记胡也频》《记丁玲女士》，表明沈从文仍怀着真挚痛惜之心并牵挂着朋友们。无论曾经的朋友有左右派或主义之争的思想分歧，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这是沈的根深蒂固观念。后来，沈主编了很多文学期刊，出版了不少重要的作品集，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八骏图》等。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根据新婚后的第二年返乡看望病重的母亲，在湘西沿着沅水缓缓船行的途中，一天天写给张兆和的书信整理而成。散文尽显沅水两岸风光翠色，行船清波之上惬意。一路漫行一路画，书信衷肠诉不尽。心情之好，文字之美，令人不由联想到沈在三年前给张兆和那封信里一行文字—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脍炙人口的轻轻淡淡的散文诗句，融汇了浓浓郁郁的绝美诗情！家乡原有的那条融汇生活历史的清清河流，从未因在他乡而有一丝淡忘；现又新婚连着恋情的美满理想，令其人生从此拥有长流不断的灵感之源—沈从文仿佛首次发现了故乡这条河的美、这条河的全部意义—

我赞美我这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对于一个作者的教训太好了。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他多么希望到了明年，他们能一同来这河上坐一次船，好证实他的这句话。

1934年，是沈从文一生文学事业的艺术创作高峰。小说《边城》自元旦起至4月在《国闻周报》连载，引起广泛关注，并很快在国外就有英文等译作出版。小说被誉为“牧歌”“雅多于风”。“这里一切谐和，光与影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刘西渭（李健吾）以极其准确的审美感觉，对作品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判断。《边城》还和沈的其他代表作《长河》等一起，更表现了其所独有的“美在生命”的美学命题：“美不在生活，而在生命。生命的本质，首先表现为摆脱金钱、权势，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文学艺术的美，首先产生于对这种自然人性的表现。”这反映出沈的现代意识，集中表现了他以“生命”学说为核心的人生观。看过《边城》都忘不了翠翠的爷爷反复说的“走车路”还是“走马路”、碾坊和渡船的两组对立意象，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及其内蕴的情感走向，正是沈的生命哲学观的艺术显现。《边城》所揭示生命意识最深处的力量正在于：通过人生命运的“不确定性”，挖掘出人性更普遍、更闪光的美—一种带有永恒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内容—人性美。夏志清称《边城》是沈从文最拿手的“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的代表作，而称《长河》“综合了田园风味、喜趣和社会批判”，而沈从文自己如何看则毫不含糊—

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这是对仅把他作品牧歌情调当文体看，却忽略了作品中“隐伏的悲痛”，即有意无意忽略了人物思想的社会性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的一个提醒。

走过三十年代的风雨文坛，沈认定自由主义文学之路，并还是两次文学论争的始作俑者。国难当头，沈随学校迁往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看云更是关注现世，而滇池之滨的“日子太困难，已到自己挑水砍柴情形”。好不容易熬过艰难抗战的八年春秋，1946年8月，沈只身先赴北平，就任北大教授。1948年春起，沈受到香港左翼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邵荃麟、林默涵等的猛烈批判，年底校园里开始出现批判他的壁报。精神一贯高度敏感的沈，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秋天他已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到文物研究上来。虽然和左翼文艺观点不合，但沈从文拒绝和一个前途行将沉没如朽船的力量去台湾。他想的是：即使为下一代受好的教育着想，也要坚持留在北平。

1949年北平解放，因伴着迎接新时代、接受新教育的风气，沈从文全家都兴高采烈，唯有他唉声叹气愁眉不展。这如何单单地责怪他呢？谁像他一般独自承受生命中不可抵抗的政治压力呢？他终于一下精神崩溃，又喝煤油又割手腕的自杀，幸亏家人和朋友看得紧，把他救了。由于对新形势的不理解，北大认为他不再适合教书，就不再有他的课表了，连居住的宿舍也要退出来。也算幸得被考虑到自小喜爱古物，在北京生活多年逛琉璃厂赏购古董实物的情况，他被安排进入历史博物馆；后来就长期从事文物管理、讲解、鉴定和研究的工作，也做出了不少成果；其最有名的贡献，就是周恩来总理交代给他，并为他配了若干助手，60年代中期就已完成，只因文革动乱的耽误，直到80年代初才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作为一位从事创作的作家，沈从文的文学事业在1948年就结束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太紧密，和他一贯的创作特点和主张相冲突。50年代初他去上“革命大学”，学习小结还在《大公报》发表；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被安排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到地方视察，包括重返湘西，感受到新时代的农村变化和青年的精神面貌，也曾激发出他一点创作冲动，但尝试着写出适应时代要求的作品的努力还是没成功。嗣后，除了少数几篇散文《新湘行记》《一点回忆，一点感想》之外，就只有应景的旧体诗和本职工作的文物研究论文了。

沈从文在文革中当然受到冲击，光抄家就八次，侥幸的是1957年逃脱了戴右派帽。略知故事者以为是偶然：沈有老观念，不愿来访者把自己与通俗作家和戏子列在同组一类提意见，是摆架子赌气不愿谈。其实也可视为沈毕竟是老实人耿直人，他是真心认为新时代好，对党就是没意见。出于觉悟，沈竟然还像那时期的大多文人一样，也做做相互检举揭发一样的斗争样子。不然，人家就会缠得他连谈古人胡子的文章也不放：为什么不谈阶级斗争？文革中，沈从文在故宫打扫厕所一丝不苟干干净净，这在他十几年前上“革命学校”时就已预习过，当时并没人叫他做，而他就主动打扫了十多个厕所，且干凈彻底地让人不敢相信。倒是当下在天地寂静的故宫花园里拔草，外面的天安门广场传来阵阵海潮般的万岁声浪，他出奇的冷静和诧异：为什么这么多人只顾热闹而不来欣赏天地自然和历史文化的美？

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巨著于1974年，在馆长办公桌压了三年又被退回来。两年后浩劫结束。1978年，沈从文被调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任研究员，还为他特设了研究室，配了助手。80年初院里分了房子。1981年9月煌煌巨著出版，国内外学界迅即给予高度评价。跟着，一场“沈从文热”就此掀起：学界高度评价沈从文创作、学者研究者登门求教；代表作和文集再版重印；期刊杂志出“沈从文专辑”；1980年10月至次年2月，沈从文夫妇赴美讲学；国外团体和评奖人两次推选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沈老始终冷静和警惕。果然，即使这样低调的两年后，沈从文还是因为朱光潜所做的序里一段很一般的批评被列为“精神污染”作了两次检讨才算作罢。纵观这文坛数十年，诚如汪曾祺所说：

他是一个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断地对他加以歪曲和误解。他写过《菜园》《新与旧》，然而人家说他是不革命的。他写过《牛》《丈夫》《贵生》，然而人家说他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他热衷于“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写了《边城》和《长河》，人家说他写的是引人怀旧的不真实的牧歌。他被宣称是“反动”的。一些新文学史里不提他的名字，仿佛沈从文不曾存在过。

在浮沉更剧烈的后半生，沈小心翼翼努力适应，虽被冷落和边缘化，好像也弄明白了自己，人虽来到城市五六十年，但思想情感始终还是乡下人，人事关系上也不习惯城市生活，他只是苦苦地怀念家乡那条缓缓流淌的沅水和在水边辛勤劳作的人们，感觉自己感情上同他们永不可分。

故乡亦远，故乡亦近。1982年5月，在著名画家、又是表侄的黄永玉夫妇的“强迫”下，沈从文偕夫人一行多人同归故里。年已八十引客人一叶扁舟，在家乡的沅水上漂行。在荷叶正绿的文昌阁小学发现屋舍破旧，回京后便将文集的九千多元稿费凑上整数一万寄给母校以作修缮之用。与吉首大学的座谈会，沈从文恳请不要将他当做研究对象，他唯恐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故而紧缩自己，淡化自己。在吉首渡口，看见一个小男孩脱个精光奋力游向沱江对岸，沈从文兴奋得喊起来：我又可以写新湘行记了！

1983年和次年，沈从文生两次大病经抢救脱险。1985年，电影《边城》公映。当年6月，中组部下文解决沈从文工资、住房等问题。1988年4月，在接待吉首大学筹备大型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人员时，仍嘱托“不要宣传我……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1988年的5月10日下午，沈因为接见一位故旧的后人，在听讲其种种不幸遭遇后特别激动，心脏旧病突然复发。弥留之际，他对病榻前的张兆和平静地说完“三姐，我对不起你！”这闪烁着人性光芒的人生最后一句话后，便阖上双眼，八十六年前从神奇的湘西土地上冉冉升起的一颗璀璨文星陨落了……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充和先生写于1988年的《沈从文诔文》，字字珠玑。

1992年5月10日，夫人张兆和护送骨灰回凤凰，一部分葬于听涛山下，一部分由次子虎雏及孙女沈红乘船顺沱江而下，撒入缓缓流淌的沅水中……

“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沈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汪曾祺，为美国学者金介甫所著《沈从文传》作“序”如是说。

（本文部分内容摘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沈从文[集]”：《从文自传》《从文家书》《湘行散記》《边城》等；时事出版社《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