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娇

【摘要】：约翰·布莱金的《人的音乐性》，因其扎实的田野、将音乐至于其所属社会中研究的独特视角、客观平等地对待世界上不同的音乐体系以及人普遍具有音乐能力的观点，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作民族音乐学的经典著作。本文就以作者提出的在现代社会中被忽视的普通大众的音乐能力这一观点为切入点，展开相关论述。

【关键词】：约翰·布莱金；音乐能力；文化

约翰·布莱金，1928年出生于英国，曾就读于索爾兹伯里教会学校和谢尔伯恩教会学校，在那里接受了早期的音乐教育。1952年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民族音乐学。1953年从剑桥大学取得社会人类学学士学位。他于1959年被任命为约翰内斯堡的维特沃特斯兰学的社会人类学和非洲政治的讲师。1965年，该校授予他博士学位。他发表过很多有关文达成年仪式和音乐、文达音乐和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等文章和书籍，另外还有两张恩森加音乐的LP唱片——《黑人背景——一个南非女孩的童年》《文达儿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人类社会的过程和产品》。[1]在其所有的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就是这本《人的音乐性》。

《人的音乐性》首版于1973年，是布莱金于1956—1958年间，在南非德兰士瓦北部的文达人中进行田野采风工作的成果。本书经马英珺翻译后，于2007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由译者前言、序及四章正文这三部分组成。译者前言以较长的篇幅再述了作者的主要观点；在序中，作者坦言“正是南非的文达人使笔者从此打破了自己的偏见”，[2]认识到音乐和社会行为关系密切，音乐离不开人在社会中的情感和体验。在第一章“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中，因对世界上不同音乐体系的认识，使作者认识到应该从感性能力、天赋、文化体验等方面来对人类的音乐能力做出新的评价，并指出只有与被测试者处于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关于音乐能力的评价才是有效的。在第二章“社会和文化中的音乐”中，作者以文达人为例，提出特定的社会环境（如政治因素）、亲属关系、不同的音乐体验对音乐功能的实现，促进或抑制潜在音乐能力的发展所起的决定性因素。在第三章“音乐中的文化和社会”中，作者以欧洲音乐发展与社会状况之间的紧密联系、音乐意义的理解需依靠作品的语境和某一时代的音乐风俗、文达音乐中的文化象征等事例来说明，文化和社会的模式是如何在人类组织起来的音响形式中显示出来的。在第四章“音响组织起来的人类”中，作者又指出音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强化社会现象和社会状况、可以强化或减少人们的情感，并且又于最后指出人类具有普遍的音乐能力。

在书中，作者秉承着“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的观念，坚持平等客观地看待世界上不同的音乐体系；也认为不同音乐体系间的跨文化交流是不恰当的，因为音乐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并不能完全被处在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深刻揭示了音乐与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音乐在反应出社会现实同时，却又受制于社会现实状况。音乐的传播离不开人类的相关活动，而人类活动总是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因为是社会和文化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接着我们的行为才产生了音乐。所以作者认为，我们不能在音乐自身中去分析音响模式，而是要把音乐放在其所属的社会环境中，强调音乐与人类体验的关系，坚持把音乐置于其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才可能得出关于音乐意义的正确解释。

作者关于“人的音乐性”的思考也是建立在上述观点之上。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我们精确地揭示出，音乐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语境中是如何被创造和欣赏的，并且能够证实音乐能力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的特征，那么就可以说明：人类要比我们目前所认为的那样更不平凡——这里并不单指少数人类，而是全人类——并且，由于大多数社会都存在压迫性质，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远没有达到自己潜能的状况下生存。”[3]

亦如作者在文中所谈到的那样，音乐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例如，影视作品中的配乐、广告中的音乐、而且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会播放音乐，你似乎也不能主宰自己是否要听到那些音乐。音乐之所以被如此广泛的应用，说明大家认为音乐是有效的。音乐能给影视作品的场景营造相应的氛围，能让乘客心情愉悦，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能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购买更多的商品……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少部分的人才会被认为具有音乐能力。只有少数民间艺人、歌手或是取得音乐类相关学位的人才会被认为具有音乐能力。音乐的普遍存在与音乐能力的稀少似乎在相互矛盾着。既然音乐是有效的，为何却只有少数人才具有音乐性呢？布莱金认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分工，即使每个人生来都具有一定的音乐感知能力，但只有进行了相关的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所谓的“音乐专业知识”后，他才可以被认为具有音乐性。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进行相关的音乐学习的。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压迫性质”，以及“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远没有达到自己潜能的状况下生存”的原因所在。

正如音乐要放在其所属的社会和文化中去考察一样，个人音乐能力也要放在与被测试者相同的社会或文化中来衡量。文中举例使用电台的拍频震荡器来做音高测试，表面上似乎更加准确地反映出音的力度和时值，事实上却会因为被测试主体对陌生媒介的生疏或抵触，使测试结果偏离了真相。一个异民族的音乐家可能有着敏锐的音高感知能力，却不能正常的去听辨出机器所发出的音高。他可能并不认为那些机器所发生音响是音乐。同样，脱离了音乐原生环境的所谓客观的音乐测试对于衡量人的音乐能力，同时还奢求考察音乐的作用和功能来讲并没有什么益处。只有在测试者和被测试者处在相同的音乐体系时，测试者对被测试者的音乐能力才会有相对客观的认识。

此外，作者认为音乐也不是越复杂才越具有音乐性，表面复杂的音乐结构可能只是在基础结构上的扩充，而并不是人类创造性的体现。音乐的好坏在于是否能激发出人的情感，而不在于音乐结构上表面的复杂性。单纯的炫技也不能证明演奏者具有音乐性，以及他是否拥有超常的音乐能力。对于音乐性的评判，要参照个人的感知能力、天赋及文化体验。“我们必须搞清楚是哪些人类的行为与音乐有特殊的关联，以及人类潜在着什么样的音乐能力，才能够了解人类具有怎样的音乐性。”[4]

结语

至此，笔者可以这样认为，音乐性的考察要放在特定的场景、行为、特定的文化的环境中。人普遍具有音乐性，我们只有熟知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了解特定文化中人的行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情感体验以及音乐在社会活动中所发挥的功效，我们才能更加准确的评价出人具有怎样的音乐性。

此外，即使人类具有复杂的认识能力，生来就会对音乐有所感悟，后天也需要社会提供参与音乐活动的平台、学习音乐的契机，才能充分发挥出潜在的音乐能力。这对于我们更充分地享受、利用音乐激发潜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4XiipLwD3u1aSAA-cy8ow1ICXXUk8ukzEHiTRG7ph-ihJnQEmJaGcJY5X0qrkiDYHhSJ4bzC99JsQ9Lhx0Ya

[2]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5月，23页。

[3]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5月，108页。

[4]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5月，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