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健

摘 要：抗战期间，巴金与靳以都将途径梧州的经历写成了散文。巴金既控诉了敌人的残暴，同时在细腻、冷静的观察中，充分融入了个人的人生体验。靳以则强化了散文作为战时宣传利器的功能，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与纪实性。从中，可以窥见二人抗战作品的不同取向。

关键词：巴金 靳以 散文 “梧州叙事” 抗战 体验

一

巴金与靳以因为是文坛密友之故，常被相提并论，但是一直存在将二人的创作风格做截然对立区分的误区。比如有论者这样将巴金与靳以进行比较：“巴金热烈，常常发出激越的吐诉，而靳以则偏于冷静，更宜于娓娓地倾谈。这后一种个性形之于文字，则是那一派优雅恬澹。”进而这样概述靳以的小说风格：“这是一个平凡的小说家。……他的形象世界没有恶的极致，也没有善的极致，却有契诃夫式的柔和的忧郁。这种美学风格无疑反映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理解也那么平凡。”{1}还有论者曾这样将靳以与巴金的散文进行对比：“如果说，巴金散文在暗夜里呼号光明，热切焦灼；那么，靳以散文可以说是像暗夜里漂浮着的萤火，细腻婉转，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采。……即使是他经常采用的书简体抒情方式，也尽量避免直抒，往往把抒情带入叙述和描写之中，显得较为细致真切。”{2}

所以，长期以来靳以就是以一种写作风格较为平和、冷静的面目，在文学史中出现的。实际上，靳以非但远离“平凡”，他与“冷静”“优雅恬澹”“柔和的忧郁”亦不搭界，而是常表现出不逊于巴金的极端化倾向。将一切推向极致的夸张痛苦、悲观的倾向，以及以毁灭一切的手段作为对人类原罪的天启式惩治，都可视为靳以极端化写作的突出表现。此外，靳以强烈的个人情绪化宣泄特征，无论在小说和散文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与“尽量避免直抒”的论断，亦相去甚远。

抗战开始后，巴金、靳以离开上海，走向颠沛流离的路途。关于战时漂泊历程，二人都留下了大量的散文予以记叙。有意味的是，他们都路经梧州，并写下了散文。在时间相近的“梧州叙事”中，庶几可以看到二人不同的创作取向。

巴金的《在梧州——旅途杂记之一》（初载1939年4月20日《民族公论》第2卷第2期），书写了自己在梧州所经历的种种坎坷以及日机轰炸的场景，不过全文的叙事风格纡徐平缓，并有许多言近而旨远的意味。

“我”在战时的梧州处处碰壁，找旅馆、买船票皆不顺利。但是，全文重心似不在此，而是在一种喧嚣扰攘的环境之中，对周边的人事进行了细腻入微的观察，并融入了别有会心的生命体验。

首先是对于战争不同态度的细腻描写。面对敌机的轰炸，多数人都选择了匆忙避难。“人群像决了堤后的水，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冲过低湿的地方，淹没了一切。我的眼前全是人头，他们像汹涌的波涛滚滚地顺着飓风奔腾过去。人挤着，人跑着，做出种种惊惶的样子……”而“我”，则在找防空洞时显得颇有余裕，比如还有兴致观察周边的环境：“这是土山，颜色黄得可爱，松松的土仿佛是脚垫。”而此后，“我”再次面对轰炸，也是表现得很从容，比如旅馆主人来催促躲避时，“我很舒适地躺在一把竹椅上”。轰炸后，“我们四个人看见旅馆主人回去，也从容地走回旅馆。我们依旧安然无恙。”通过对比多数人躲轰炸的忙乱不堪，“我”的态度隐含着对残暴敌人的蔑视。一位服装入时的年轻女子，与“我”的态度相映成趣。她对催促她进防空洞的人说：“我不怕，你那么胆小。”而听见投弹声后，她“用手在胸前划起十字来”。此后，“我看见那个年轻女人在洞口跟人讲话，脸兴奋地红着，身上有几处黄土，不曾拍掉”。通过种种细节，把一个在民族危难中，具有大无畏精神及博爱情怀的淡定女性形象刻画出来。

其次是对战时人情的真切体验。一位戴钢盔的军人，因找不到旅馆而想与“我”同住，“我”也将其视为朋友。可是后来，当“我”与其他人为买不到船票而焦急时，此人却“居然挤上船走了”。当“我”终于拿到船票的时候，与一位暂时拿不到票的记者朋友告别，他也替“我”高兴。“我应该感谢他：他在这里已经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了。而且他自己也还陷在‘要走走不动的境地中！”而一位想要靠给我们雇小船挤上轮渡挣钱的张老板，“知道我买了票子，却不说一句话”。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语言，却使战火纷飞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尽收笔端。

文中还看似不经意地透露：“年长的友人决定提早去桂林的日期，他预备在那里编印刊物。我也有这样的计划。”就在颠沛流离中，巴金与靳以一直在编辑《文丛》，以血火编织的文字激励着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这种爱国精神、工作态度如此令人动容——“想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中，人们连逃命都来不及，而靳以和巴金这些手无寸铁也无金钱的文人们却带着稿子、带着校样、带着刊物的纸型在日机的狂轰乱炸中排版、印刷、邮寄，这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又需要怎样的‘定力啊！”{3}知识分子矢志不渝的岗位意识，于焉可见。

总之，巴金的这篇散文，尽管取材于抗战，但是在清新隽永的叙述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体现了作家举重若轻的高超驾驭手段。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对于人性的深入体察。

三

靳以的《梧州—— 一个夹山带水的城镇》（作为《旅中短记》的第一部分初载1939年3月1日《宇宙风》乙刊创刊号），尽管取材与巴金类似，是对战时梧州的观察，却别有一番风貌。

此文开篇即：“我首先应该向那些死难的同胞们表示我深厚的哀悼……昨天日机曾经在市区丢下许多燃烧弹，热闹的市屋烧成灰烬，死伤的人在一百五十左右。”显然，这是一种充分介入式的写作方式，尤其明显的是采用了新闻纪实性的叙述视角，表明了靳以对于时局的密切关注，这也是他在抗战开始后的一贯创作立场。即使是靳以的抗战题材小说，也常呈现出典型的速写特征，即没有生动的人物形象与紧张的故事情节，主要通过叙事者的叙述与人们的议论、心态描写，对时局、战况予以以点带面的高度关注。

此文与巴金含而不露的表现手法尤其不同的是，采取了直抒胸臆的方式，比如紧接上文的感受：

在那里，虽然只是路过，我也住了将近半个月，有我的厌恶，也有我的喜爱，但是当我听见这样不幸的消息我的心都为悲愤蒙住了，我想象着在死伤的中间也许能有一个两个我所认识的脸，在多数的几条街中，有些脸早就在我们的脑中留下影子，如今那脸形或许变了样子，或许在这世界上被涂抹下去了！

这种简洁明快的写法自有其好处，就是能够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发挥激发民气的作用，不过还是显得过于直白与平淡。尤其是类似的感受一再重复，比如下文还说到了“我说过对于梧州我有我的厌恶，也有我的喜爱”，造成了行文的拖沓与繁冗。此外，像“我们应该记得这是一笔新的又深又浓的血债”，类似的过于显露的表白，同样影响到艺术的质量。

靳以还喜欢在对比的框架中，充分传达自己的爱憎立场。比如在此文中，对于自己喜爱与厌恶的，分别加以描述，并同时抒发感慨。高歌的男女青年代表了进步势力，“他们想用他们的歌声唤醒居住在这个城里的三万人”；与其形成对照的则是赌场与妓院，同时伴有这样的感受：“我不相信在广西我会看到这些，我只当我在做梦，但是这是现实的梦，午夜里妓女高亢的歌音，倒常把我的梦惊醒。”再如，在对比中歌颂默默奉献的战士：“让可以说话的嘴生在别人的头上，让那些人藉着那张嘴来攫取一己的名利，他们只准备随时为了捍卫祖国将热血流在土地上。”这种二元对立式的简化构思方式，是靳以行文的极大缺陷。在同时期创作的长篇《前夕》中，就是围绕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话——“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和无耻”，来把人物分成截然不同的阵营，予以单线条的处理。

显然，战争时代的靳以，写作时的明显取向，就是为了充分发挥作品的宣传力量。“宣传要富有效力，就必须求助于最传统的、图式化的甚至是简单化的话语形式。”{4}靳以的散文，其爱国激情是值得肯定的，但也难免常常流于口号式的鼓动宣言，造成作品内涵的单薄。

通过巴金、靳以两篇同为“梧州叙事”的散文的对比，可以思考二人的创作走向的不同。巴金早期的作品，以无政府主义为基石、宣扬个人抱负的“宏大叙事”痕迹，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在一个普遍要求文学为时代服务的抗战大潮中，他在介入现实的同时加深了对于人性的理解，使其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根本的蜕变。而靳以早期的作品，不乏一些较为委婉细腻以及深切体察人性的佳作。{5}然而他介入现实与时代的欲望实在是过于强烈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使其渐渐远离了“文学是人学”的航道，从而走向了偏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