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毅臣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等诠释方万邦（1893-1969）体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主要结论：“身心一元”的体育哲学观、“健全人格”的体育人才观、“六化主义”的体育理论观、“前置条件”的训练迁移观等，构成了方万邦体系相对完整、内涵较为丰富的体育思想；方万邦“体育教育化”的思想、体育科学化的理念、体育自然化的观点，对丰富体育的内涵、确立体育的科学属性、提升体育本体的地位、指导当代体育教育改革与发展等，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

关键词：体育思想；方万邦；“六化主义”的体育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1-0051-05

Abstract：Fang Wan-bang's （1893-1969） sports thought includes sports philosophical view of "Mind-body Monism"， sports talent view of "Healthy Person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theory of "Six-membered"， transfer of training view about "Pre-condition"， which is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abundant. Fang Wan-bang's thought is "Make sport education and educated"， his idea is "Make sport scientific"， his view is "Make sport natural". Above all， these bring us crucial theory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port， establish sports' attributes， promote the position of sport， and guid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

Key words：sports thought；Fang Wan-bang；"Six-membered" of sport

方万邦（1893-1969），福建闽侯县人，中国近代著名的体育教育家。他终身从事于我国体育教育事业，严谨治学，勤奋耕耘，著书立说颇丰。他在引进西方体育科学、创建中国的体育理论、编著学校体育教材和培养体育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方万邦基于自然体育学派的思想、理论与方法，结合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形，创立了内涵较为丰富、体系相对完整的体育思想。对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深入分析和当代价值诠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方万邦体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内涵

1.1 “身心一元”的体育哲学观

20世纪初期，人们对于“身”“心”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基本趋于一致的判断和认知，即“身心一元”。在此提及，一是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之后，虽然体育理论界对“身”、“心”关系一元的论断，基本没有了异议。但基于二元或有违于一元论的体育实践活动依然屡见不鲜；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美传教士的鼓吹下、在杜威（John Dewey）等人“现身说法”的感召下、在留学归国学子们的倡导下，源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自然体育思想”被引介到了中国。之后，由于自然体育思想的倡导者对体育“教育”意义和社会功能的矜持，“身心关系与体育的问题”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正如方万邦所说：“我们不能疏忽了一种事实，就是人们对于心身关系的观念，常可以影响着对于体育的态度……”[1]88

方万邦所论“心身关系”与“体育的态度”问题，当时主要是针对两种思想或倾向而言：第一种是在潜意识中“肉体”与“灵魂”并存说的影响依然残存。基于这种认识的体育态度，与音乐和体育两种艺术，一种是训练着灵魂，一种是训练着身体的观念相似[1]89。持此观点者，忽视了体育对人心灵的养育和品格的陶冶。实际上这是把“身”“心”分而置之的思想；第二种是认为“身心合一、生命一元[2]”是客观事实，已被科学所证实。基于这种认识的体育态度，认为体育“能使儿童们获得整个发展的机会，能使儿童们充分发展他们固有的能力，（能使他们）成为健全的现代公民”[1]102。方万邦“身心一元”、“体育教育化”的思想，属于上述第二种情形。尽管在形式上“身心一元”与“体育教育化”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但是从认识论层面来说，其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即主张“身心一元”是拓展“体育教育化”功能的认识论基础；倡导“体育教育化”是强化“身心一元”论的有效实践。

总之，“身心一元”虽然属于中外哲学研究的范畴，当时更多地为教育学研究者倍加关注，将其引入体育理论研究领域，吴蕴瑞、袁敦礼、方万邦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方万邦基于时代价值观对其作出了较为深入的诠释，赋予了在体育范畴内的新义，也是贯穿于方万邦体育思想始终的一条基本信念，是他体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体育哲学基础。

1.2 “健全人格”的体育人才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引领下，虽然现代体育的“形式”被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引介或渗透到了国内，但因我国体育人才缺乏，加之中西传统文化差异的潜在影响，国人们对现代体育的推广与普及、对其“内涵”的理解与把握，表现出了明显的能力不足的问题。对此体育界采取了三种应对措施：第一种是接纳部分欧美传教士参与到了中国近现代体育的推广及学校体育的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活动之中。如，麦克乐（Charles Harold McCloy）就是代表人物之一；第二种是当权政府选派留学生赴欧美、日本等体育较为发达的国家攻读体育学位，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成了我国发展近现代体育事业的中坚力量或著名学者。如，袁敦礼、吴蕴瑞、方万邦、董守义、徐英超等；第三种是一大批退役军人被扩充到了体育师资队伍当中，虽然他们对解决燃眉之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正如《体育之研究》所论：“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3]。在体育人才急缺又不能自给的情形之下，政府及教育、体育界都提出了培养体育人才的紧迫要求和深切期望。至于培养人才的标准，方万邦主张“健全人格”的体育人才观。

方万邦所谓“健全的社会性的人格”更多强调的是道德行为层面的规范或要求，包括“团结、勇敢、义侠、进取、自治、公正、诚实、毅力、谦恭、慷慨、互助、同情、忠心、服从和团体制裁等”[1]123。在方先生看来，使儿童获得“健全的人格”是体育的目的之一，自然也是体育人才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他说：“体育的目的在于供给精明能干领袖，优良合理的环境和适宜运动的机会，使个人或团体，在此情形之下，能获得健康的身体，快活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4]213。从体育方法来看，方万邦主张自然体育，他认为“自然体育不仅注意了儿童身体的发达，更注意‘全人的训练，所以它对于人格的陶冶，社会性的训练，都有莫大的价值……”[5]。方万邦“健全人格”的体育人才观，是对当时体育界重技能轻理论、社会公德普遍堕落等的一种批判。因此，在方万邦的体育人才观念中，蕴含有通过体育提升国民人文素养、陶冶国人道德情操的思想倾向。

1.3 “六化主义”的体育理论观

“六化主义的体育”，即“教育化的体育”“科学化的体育”“普遍化的体育”“生活化的体育”“自然化的体育”“游戏化的体育”。方万邦“六化主义的体育”是针对当时体育理论领域“土”“洋”体育之争、实践领域提倡三十年来的体育依然“彷徨”着的现实，提出的发展“我国体育之新途径”[1] 227-236。方氏“六化主义”体育理论的完整论述，最早见于其《体育原理》（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书。“六化主义”体育理论，是方万邦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多年来科学研究成果及教育实践经验的精简概括。虽然其主导思想仍然属于“自然体育思想”的范畴，且并没有触及到当时国民政府有关教育、体育问题的最大弊端。但在理论探讨方面，今日亦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6]。下面对其内涵予以简略述论。

方万邦提出“教育化的体育”的前提之一，是他认为，“体育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和适宜环境为工具，而谋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1]116。方万邦“教育化的体育”观，主张体育应在所谓“民治”理想和精神的训育、儿童个性的充分发展、儿童在体育中本体地位的确立、符合教育的“身心一元论”学说、注重良好公民的训练等方面，达到类似于一般教育的目的或功效[1]227-228。“教育化的体育”虽然明显地包融了些许时政内容，充分体现了自然体育思想的部分观点，但在体育中尊重儿童的本体地位、促进儿童的个性发展、培养良好公民的观点，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基于“体育教育化”的观点和“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普遍化的体育”应属自然而然之为。方万邦就此论道：“惟有普遍化的体育乃能使学生们的身体普遍地发展，也惟有普遍化的体育才可使我们病弱的民族获得新生的希望。[1]229-230”他在《我国现行体育之十大问题及解决途径》（1935年）一文中，把“选手体育与普及体育的问题”作为十大问题之一，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此把体育的“普遍化”作为“病弱的民族获得新生的希望”的论述，从民族强健、国家振兴的高度，凸现了体育普遍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方万邦早在《我主张普及体育的几个理由》（1934年）一文论道：“体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普及体育不论在生理、教育、民族、生活、经济那一方面，它都有充分的理由和健全的理论根据。”[7]

方万邦所谓“科学化的体育”，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体育学科构成体系的科学化。如，方万邦在论及体育原理的学科组成时说：“解剖学、生物学、心理学、生理学、胚胎学和测量学，供给了许多研究的结果，以组成了体育原理。[1]23”还认为，“除体育学科术科外，如教育心理、教育哲学、教育行政、教育测验、教育社会学等都为研究体育的必修学科”[5]249。二是体育方法与手段的科学化。如，方氏认为，“研究体育要有丰富的学识，尤其是生物、生理、社会等各学科和体育有密切的关系”[1]114。近现代体育主要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基本以科学性、技术化、理性型为特征。方氏源于欧美自然体育思想学派的体育观，强调体育的科学化，当在情理之中。

方万邦“自然化的体育”观，主要指的是体育动作自然化、方法自然化、环境自然化。他认为，自然化的体育，是我们理想中的体育，它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能使儿童们精神愉快，生活丰富，还能培养良好的社会行为[1]230-231。自然化体育是针对人造体育（如，固定动作的器械体操）而言。当时，主张自然体育思想者，大多把“自然化的体育”和所谓“体操”置于了对峙的地位。“自然化的体育”观中，隐含了抵制军国民体育思想和体育军事化思想的蕴意。

方万邦“生活化的体育”观认为，“体育在人生的进程上，本是时时刻刻需要着的，更彻底地说，体育是生活的一方面……”。他强调通过体育对技能、理想、态度和习惯等的训练和养成。他说：“技能的选择，必需要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必需选择那些对于生活有帮助、有贡献的技能。因为这种技能，既有教育上的价值，又是切合着生活化体育的意义。[1]230-231”从思想来源分析，这是基于杜威“教育即生活”思想对体育生活化的思考；从实践作用的视角论，“生活化的体育”蕴含着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

方万邦“游戏化的体育”，是把体育与工作、劳动、休闲娱乐等比较而论，正如他所说：“以前体育都偏重于身体的活动，而游戏化体育则注重于精神方面，不论是友谊的游戏，模仿的游戏，韵律的游戏，自试活动，戏剧活动，以及其它自然活动等，凡有教育价值，能够增进精神的快乐，而不含有特殊的作用和目的的，都是游戏化的体育。[1]234-235”还强调说：“游戏是儿童的本性，本性又是教育的原动力；因此学校必需重视着儿童游戏的本性，予以充分适当的练习和指导，以完成教育的目的，决不能使它受到种种压抑摧残……[1]31”他认为，在正课之外“学校必须供给儿童以各种游戏的方法，游戏的材料，和游戏的标准，而且养成他们游戏的态度和习惯”[1]38。游戏不仅是体育的形式来源之一，而且是儿童娱乐天性的活动方式之一。倡导“游戏化的体育”，表达了他对儿童本体地位的确认和对儿童本性的尊重，是合规律的正确选择。

1.4 “前置条件”的训练迁移观

自1890年詹姆士（James）用实验方法研究了训练的迁移问题后，人们对相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达成的基本共识是：体育训练的迁移并不像教育界所说的一样。即推理、服从、记忆、判断等能力在一种训练中获得后，便可无穷地运用到其他各种情境中去。方万邦认为[1]82-85：1）特殊情境之下训练所得的技能态度和运动能力是不能迁移到任意的体育训练、竞技运动中去的，只有培养得良好的普遍态度（如，果敢、进取、合作、互助、团结等），才有实现迁移的可能性。2）深入了解两种或几种事物间关系，才有可能把从一种事物上习得的训练能力迁移到另一种或几种事物上去。如，了解了卫生与健康间的密切关系，便有可能努力地保持卫生以促进和维护健康。3）发现事物间的共同分子，也可把从一种事物上习得的训练迁移到另种事物上去。如，在撑竿跳高和单杠动作中，都有引体向上的动作，若在前者习得该动作技能，便可迁移至后者。本研究把方万邦上述体育训练迁移理论概括为有“前置条件”的训练迁移观。方万邦还认为，运动训练迁移与时空关系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即在不同时空间习得的运动技能，不一定能全部实现迁移。

方万邦有“前置条件”的训练迁移观，实际上反映了体育训练领域一个较为本质的问题，就是各运动训练单元间应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因果关系。正因如此，在拟订训练方案或制订运动计划时，乃至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要考虑各单元间的因果关系、影响因素和排列顺序。否则，不仅不能取得理想的训练效果，还有可能导致运动伤害。这对体育教育教学、运动训练和体育竞赛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2 方万邦体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2.1 “体育教育化”的思想，丰富了体育的内涵，提升了体育在大教育系统中的地位

“体育教育化”是方万邦体育思想的核心观点，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具说”。方万邦认为，“现代体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为工具而完成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复兴民族是需要个个国民有健全的身体，健全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体育就是造就这种国民的良好工具”[5]248。方氏“工具说”，是基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价值观对体育拥有“教育功能”、实现“教育目的”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二是“新教育说”。方万邦依据当时所谓“新教育”理论，认为体育同教育一样，也是“一种实验教育”“一种自动教育”“一种尊重个性发展的教育”“一种社会的教育”“一种科学的教育”“一种生活教育”“一种整个机体训练的教育”[5]249-250。这是把“新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演绎思维的方式，赋予体育的推理性结论。现在看来，虽然其中也有值得商榷的方面，但倡导体育科学化、尊重个性发展、主张人的社会化等观点，是符合体育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事实的。总之，方万邦“工具说”和“新教育说”，从体育功能与作用、体育理论与方法两个维度，强调了体育是完成教育目的“一种教育”的观点。

主张“体育”是“一种教育”，现在来看并不难理解，但从把源于欧美国家的近现代体育通过军队途径，渐次发展至学校的演进历程来看，这在我国体育理论界属认知层面上的一次“质”性飞跃。因为，“中国人从接受西方近代体育的一开始，就将体育的价值观定位在强兵、强种、强国的社会功能上，而忽视了体育是作为培养人的教育手段的最重要的教育作用和功能”[8]。应当说，突破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功能”被“忽视”的思维定势，主张“体育教育化”，是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的。

首先，“体育教育化”突破了体育重技能轻理论传统思想和价值追求的影响。在我国，止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论是源于华夏民族的传统体育，还是引自欧美的近现代体育，均存在重技能轻理论、重身体行为轻育人内涵的思想倾向。如，传统体育之武术强“击技”的特点、太极弱“科学化”的情形，近代体育理论界把“体育原理”喻为“航海者的罗盘”“权物的天平”“战士的望远镜”“生物学家的显微镜”[1]1-3的论说，折射出的就是与此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方万邦主张“体育教育化”的社会、文化、教育、体育背景和当代价值，也主要在于此。

其次，“体育教育化”极大地丰富了体育的教育内涵、功能及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崇文抑武的价值判断已被确立。至宋明以后，“羞与武夫齿”的文化现象，更是将文弱之风推波助澜到了极点。在如此文化演进过程中，传统体育主要以服务于战争、生产、生活和健身、娱乐等方面的作用为主，强调形式上的粗犷彪悍。后来，在洋务运动“西学东渐”过程中，近现代体育被逐渐引入到了中国，但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发展依然相对滞后。因此，在20世纪前期，一大批教育、体育界的有志之士和学者，大力提倡体育教育化、科学化的思想。“体育教育化”的思想，赋予了体育教育的内涵、教育的功能、教育的价值，极大地丰富了体育的文化内涵，促进了体育教育理论的合理化建构和科学化发展。

第三，“体育教育化”提升了体育在大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体育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身体活动，体育又是人们最不了解的身体运动文化。阿伦·古特曼教授认为：“公众之所以对体育不甚了解，原因之一是公众对体育的熟知似乎使体育的意义显而易见，但事实并非如此；另一个原因是研究体育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主要只和业内人士交流，其著书立说的读者对象并非普通民众。[9]”以方万邦为代表的自然体育思想的倡导者，极力主张体育普通化、体育教育化。“体育普遍化”的功利性指向是改善和提高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体育教育化”将体育列入了教育范畴之内，强调了体育对青少年和儿童健康成长的至关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体育在大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强化了体育的教育功能和作用。

2.2 体育科学化的理念，催生了体育科学化的理论、方法与手段，确立了体育的科学属性

体育人类学家把体育价值观分为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和人文理性体育价值观两类。工具理性体育追求体育手段、方法、设施等的科学化，人文理性体育追求体育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对真善美的自我实现与体验。显然，体育主体持有的体育价值观不同，则其体育行为目标各有侧重。就现代体育而言，职业体育更注重对工具理性体育价值的追求，大众体育多倾向于人文理性体育价值观，学校体育致力于对两类价值的兼顾和融合。不管体育主体的目标取向或价值追求如何，体育科学化是现代体育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属性。

中国传统体育更多表现的是人文理性体育价值方面的内容。如“武术”，虽然习练者在重击技的前提下，颇有追求“武艺”境界的心信，但因缺乏科学化的评价标准和习练的方法、手段，基本上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代代相传，其间奥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源自西方的近现代体育，从学科体系的构成，到各科目基础理论的构建和方法的设计、手段的选取、设施的配备，乃至环境条件的要求等，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规范和标准。学校体育从教学、训练、竞赛、评价等方面，既有科学理论依据，又有实践操作规范。比较而言，源自西方的现代体育对科学性的表现更为显著。

中国民众的体育科学化理念的形成，经历了渐进式的漫长过程，大约形成于20世纪初期。在此过程中，除基督教青年会、教会学校的宣染和传教士们主观上无意、客观上“有意”的影响外，以方万邦为代表的留学欧美、日本等国的学子们，各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从两方面简论：一是在体育理论建设方面，借鉴了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及生理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为构建中国的体育理论，奠定了深厚的科学理论基础。如，方万邦主张把测量学的方法应用于体育研究的观点，为体育测量与统计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引领方向和方法先导的作用。二是在体育实践方面，从运动方式方法的选取、现代手段设施的应用、测量评价体系的建立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借引入了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方万邦认为体育方法的改造，必须包含以下几个要素：一是应以儿童心理为根据；二是应注重学习的辅导；三是应能适合儿童之个别差异；四是应重态度习惯的培养；五是要援用各种科学研究的结果[1]104-105。可以看出，方万邦即使在讨论体育方法的改造问题时，仍非常注重对科学理论依据的探讨和对科学化操作规范的思考。

总之，方万邦体育科学化的思想，对体育学科体系的建立、基础理论的完善、方法与手段的选取等，即在催生体育科学化的理论、方法与手段，确立体育的科学属性方面，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思路先导和方法引领的作用。

2.3 体育自然化的主张，助推了对体育人类学特征的思考，确定了体育主体的本体地位

从宏观层面看，体育自然化是自然体育思想的核心观点之一，内涵较为丰富。从微观层论，方万邦体育自然化的主张，主要包括体育动作自然化、体育方法自然化、体育环境自然化等方面的内容。尽管方万邦的主张是针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和机械式体操体育形式而言的，但是源于人类社会的体育活动从动作设计、方法运用、内容选择到环境适应，等等，除了考虑其社会学、文化学诸方面的意义外，离不开对其自然属性的肯定。

首先，方万邦“体育动作自然化”的意义，是说“体育材料该应用人类生活经验遗传下来的各种身体活动，如奔跑、抛掷、跳跃、升举、攀援、携带等，且复加以合理的编制与组织而成”[1]232。根据现代科学知识判断，上述主张强调的是体育动作的设计，要符合人体生理的一般规律和人体解剖的基本特征，即所谓适合于人类的自然的活动。而不是把一些机械化、程式化的军事动作运用于体育，使得本来充满游戏乐趣的体育索然无味。其次，方万邦体育方法自然化的主张，即是说选择体育方法时，要顾及“教育中心”——儿童的发展。他认为“儿童的发展，有一定程序，符合他们身心发育程序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率最有利于儿童的方法，能够顺应了儿童身心发育的方法，也就是适合用于自然化体育的方法”[1]233。就是说，体育方法的选择和应用，要遵循儿童身心发育、发展的年龄阶段特征和前后顺序。不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使在当代，如此符合科学规律和教育学、心理学原则的理念，依然在学科建设、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选择诸方面，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第三，方万邦体育环境自然化的观点，是针对人为环境而言的，他认为“体育的环境，更应该充分地利用着康健的美妙的自然环境”[1]233。现在看来，方万邦体育自然化的思想与当下倡导的“阳光体育运动”的理念，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同质性。从可查阅文献看，方万邦体育自然化思想的理想境界，在于通过体育动作、方法、环境等的自然化，不仅锻炼身体，同时能使儿童们精神愉快，生活丰富，且能培养良好的社会行为。概括地说，方万邦体育自然化思想的蕴意，隐含了当代体育教育理论对身、心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从上文对方万邦体育自然化思想的基本内容的陈述与简略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方氏体育自然化的思想，表面上论述的主要是体育动作、方法、环境等实现自然化的问题，实质上包含了对人之自然属性的肯定和尊重，对人之本体地位的确认和提升。这些与现代新兴学科“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有着较为密切的相关性。体育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从体质和文化诸方面来综合研究人类的体育问题的学科[10]。方万邦体育动作源于人之解剖学形态结构的理念，体育方法符合人之身心发育、发展规律的构想，体育环境来自人之生活的自然环境的要求，都是从人类生活的自然规律和现实出发，对体育问题的深入思考。

方万邦还极为重视青年体育、提倡国民健康教育的思想，对我国近现代体育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体育学派过于强调体育的教育意义、弱化体育在增强体质方面的作用、反对体育职业化等方面的观点，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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